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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谈论民国文坛上,谁最符合金庸小说中“正邪交织,独具一格”的东邪黄药师形象,那么辜鸿铭无疑是最佳人选。
辜鸿铭博学多才,对天文、地理、奇门遁甲、琴棋书画等技艺样样精通,而且他的个性特立独行,傲慢不羁。
正如黄药师一样,他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精通奇门遁甲和琴棋书画等各种技艺,个性特立独行,傲慢不羁。辜鸿铭学识渊博,精通英、法、德、拉丁等九种语言,获得十三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第一人。
他的愤世嫉俗、喜好讽刺的性格,以及他的奇异言行,使他注定要像黄药师一样,引起众多的争议。就像黄药师在金庸小说中备受争议一样,辜鸿铭的独特性格和行为,也使他成为了当时社会中的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在民国那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年代,众多学识渊博的大师和学者都来源于世家望族,但辜鸿铭的出身却截然不同。他诞生于南洋,沐浴在西洋的教育之下,除了祖籍福建,他的成长背景与中华文化相去甚远。
1897年,辜鸿铭在马来半岛槟榔屿的尼蒙橡胶园中降临人世,成为家中的次子。父亲在当地橡胶园担任要职,母亲则是葡萄牙裔。得益于混血的基因,他幼年时期的头发呈现出淡淡的黄色,皮肤白皙,双眼透露着蓝色的光泽。
少年辜鸿铭,得益于家庭的富裕,后来更成为橡胶园主布朗夫妇的义子。在年仅十岁左右,他便随着义父母踏上了前往西方帝国的旅程,那是一个被誉为“世界工厂”的国家——英国。
在英国,辜鸿铭的求学之路历经英德两国,他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深造,期间更获得了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青睐和认可。
在学生时期,辜鸿铭便展现出非凡的聪明才智。他的语言学习能力从弥尔顿的《失乐园》开始,六千五百多行的无韵诗,他仅用一个月时间就能倒背如流。甚至在还不懂得德语的情况下,他仅用半年时间就将《浮士德》牢记于心,仿佛念咒一般。
当他能够流利地背诵时,老师们才开始为他解释其中的含义,使他的思想逐渐由浅入深,由简入繁。
在阅读莎士比亚的三十七本戏剧时,辜鸿铭的速度从两周读一本逐渐提升到两周读三本。他最后的评价是:“读莎翁,情感波澜壮阔,是非曲折,文笔绚烂,令人心潮澎湃,但不能让人体会到深沉的内涵。”
凭借这份学习的积累,辜鸿铭很快展现出了卓越的语言天赋。他曾在德国人举办的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大会上即兴演讲,赢得了满堂喝彩;他也能够用拉丁文创作诗歌。甚至在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诗歌,也是辜鸿铭的手笔。
在蔡元培赴莱比锡大学深造之际,辜鸿铭已在学术界声名鹊起。而四十年后,林语堂抵达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成为该校学生的必读教材。十四年的海外求学生涯,使年轻的辜鸿铭迅速蜕变为一位熟悉西方文化的年轻学者。
然而,西方文化的熏陶只是他人生旅程的起点,或许连辜鸿铭自己都未曾料到,他最终会成为一个热衷于东方文化的忠实拥护者。
1880年,23岁的辜鸿铭结束了漫长的海外求学之路,重返故乡槟城。第二年,他结识了清末学者、外交家马建忠。当时,马建忠因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而深感刺激,决心放弃自己所学的西方知识,转而研究所谓的洋务。
辜鸿铭与马建忠的相遇可谓是一见如故,仅仅三天的深入交谈,他的思想便经历了深刻的转变。他开始辞去在新加坡的英国殖民政府公职,全身心投入到中国文化的学习之中。正是这次人生的转折点,使得儒家学说中的仁义之道深深根植于辜鸿铭的心中,成为他一生的信仰。
短短两年后,辜鸿铭便开始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刊登以“中国学”为主题的文章,勇敢地走上了推广中国文化、批评西方学问的写作道路,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间,他还将《论语》《中庸》翻译成英文,并陆续在海外发表和出版,此后他又翻译了《大学》。
在任职期间,他协助张之洞统筹洋务运动、推进新政策,参与创办了近代高等学府——自强学堂,并担任教习;同时,他深入研究国学,自称为“汉滨读易者”。张之洞,作为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自幼便熟读儒家经典,十六岁科举入仕,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自己的责任,具有浓厚的儒家士大夫特征。
辜鸿铭在西方学问的熏陶下,逐渐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探究,尽管他的儒学修养无法与张之洞相比,但在张之洞的引导下,他深入研究儒学,直至对其顶礼膜拜,二人在思想上的交流使他们结为长久的知己。
辜鸿铭,字鸿铭,号立诚,自称为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汉滨读易者。他曾经使用过多个英文名字,如Koh Hong-beng,回国后使用Ku Hweng-Ming,还有Kaw Hong Beng、Amoy Ku,但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Thomson。
他出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由于他学识渊博,中西合璧,因此人们赞誉他为“清末怪杰”。辜鸿铭并不仅仅满足于在思想和文化的修炼上,他决定遵循父亲“回到东方来,做个中国人”的遗愿,加入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担任外文秘书一职。在这段时间里,他坚守了整整20年。
值得一体的是,辜鸿铭在批评方面的才华独步一时!在1907年,袁世凯与张之洞一同进入军机处。有一次,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表示:“张中堂注重学问,而我则是来处理事务的。”
听闻此事后,辜鸿铭对袁世凯的幕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种说法没错,但要看处理的是什么样的事务。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那自然不需要学问。但是,除了倒马桶之外,我想不出还有哪件事务,是无学问的人能够处理得好的。”
后来,袁世凯在一片批评声中离世,辜鸿铭却特别欢喜。北洋政府要求全国哀悼三日,而他却特意请来戏班子在家中唱戏三天,邀请中外友人共襄盛举。
即便是面对袁世凯,辜鸿铭也从不掩饰他的尖锐批评。然而,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这份职务最终走到了尽头。或许从一开始,辜鸿铭就站在了错误的历史阵营中,即便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也无法摆脱他所属阶级的局限。
1908年,宣统皇帝登基,辜鸿铭被任命为外交部侍郎。后来,他又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教授英国文学课程。然而,他那直言不讳的性格,让他很快放弃了北大的教职。
当时,辜鸿铭是一位热衷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人士,而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则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辜鸿铭常常在课堂上大谈儒学礼教,甚至公开批评罗家伦。最终,罗家伦也让他失去了教书的职务。
辜鸿铭与胡适也有一段著名的纠葛。1917年,胡适刚被聘请为北大教授,在一次演讲中,他朗诵了一句荷马的诗句,却遭到了辜鸿铭的英文嘲讽,指责胡适的英语发音是英国下等人的口音。这是两人第一次冲突,之后,他们之间的纷争不断。
辜鸿铭对同样推崇新思想的蔡元培怀有深深的敬意,这真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他生于西方,却对东方文化充满热爱,并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振兴国家的愿望。在当时,他完全有潜力成为新青年们心中的英雄。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在西方人眼中颇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却被称为留着小辫子的老古董。
20世纪初的西方世界,辜鸿铭的名声已经传遍远方。在德国人眼中,辜鸿铭和泰戈尔是代表东方文化的两大标杆。
毛姆从英国远道而来,希望能一睹辜鸿铭的风采,却遭遇了一番冷嘲热讽。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也曾闻名而来。然而,辜鸿铭不仅言语尖锐,批评起人来毫不留情,他还持有许多迂腐而独特的观点:
1.在所有人的印象中,新青年们都纷纷剪去长发,以示革新,但辜鸿铭却反其道而行之,保留着自己的小辫子。他那一头长长的辫子,拖在脑后,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古董级的北京一景。他对这辫子情有独钟,时常自豪地炫耀自己的发辫。每当有人询问,他总会得意地用手摸摸头发,自豪地说:“这是我的护照!”
然而,他留辫子并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复古。早在他留学英国时,他曾经剪掉辫子,穿上西装,完全一副洋派模样。但当反清的呼声日益高涨,他反而选择重新留起辫子,这或许是因为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现自己的独特之处,这也与他的复古主义者身份相符。
据说在当年他授课时,北大的学生们曾经嘲笑他,而他却反唇相讥:“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才是无形的。”
2.在众多人士倡导放开束缚、摒弃旧俗的时期,辜鸿铭却对小脚情有独钟。他对方洵所著的《香莲品藻》颇感兴趣,这本书对“金莲”的种类进行了详细的划分。
辜鸿铭有许多独特的见解,例如他认为小脚女人充满神秘与魅力,她们的特点可以总结为瘦、小、尖、弯、香、软、正这七个字。他还赞誉前人的缠足行为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创造。
3.在那时,大部分具有先进思维的年轻人都倡导一夫一妻制,而辜鸿铭却是纳妾制的坚定支持者。他不但自己迎娶了一房小妾,还将其誉为纳妾是社会稳定的基石。“男人犹如茶壶,女人则是茶杯,一个茶壶必然要搭配几个茶杯,显然不能一个茶杯配多个茶壶。”这是辜鸿铭最为著名的支持纳妾的辩论词。然而,“茶壶理论”因缺乏逻辑性,当年曾被众多中外人士嘲笑。
就这样,在那个风云诡谲的年代,辜鸿铭就像一个异类游走在各种矛盾中。别人极力鼓吹西方文明,他就各种diss,别人开展新文化运动,他偏大力吹捧传统文化。有人说他是倒行逆施,也有人说他坚持自我……
也许正如北大教授温源宁在《一个有思想的俗人》所说:“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
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对此,大家怎么看呢?欢迎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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