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2115天

关于作者

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斯坦福大学李国鼎中华文化讲座教授。师从于已故的中国史学大师何炳棣，曾经在美国斯坦福、英国剑桥这些名校任教，主攻中国古代史，本套书的前三卷，秦与汉、南北朝、唐朝，都是陆威仪的著作。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一卷。陆威仪将秦、汉两个早期帝国置于全球史、中国史的整体视野中进行观察，就这一时代的五个主要特征予以深入探讨。全书系统地展示了中国秦汉二朝的概貌与演变，笔法精细，见解精到。为我们重新认识早期中华帝国提供了广阔而独特的视角。

秦与汉对于中国，就像希腊罗马对于西方，是古典时代，这个时代形成的一些特点，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后来整个的中国历史，本书对这些时代特征分别进行了讲述。

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套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这套书从2009年到2013年，在美国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进国内书名译成了“哈佛中国史”，不过它的原名，叫做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直译过来就是帝制中国史，或者中华帝国史，这个译名更准确，因为这套书讲的就是从秦朝到清朝，也就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

这套书一共6卷，有4位作者，其中两位美国人，一位德国人，一位加拿大人。可能你会问，为什么我要看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呢？难道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比中国人自己还熟吗？这个问题，这套书的序言里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解答。这套书的主编，也是作者之一，加拿大历史学家卜正民说，他曾经在北京遇到过中国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当时他就问，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有什么意义？朱先生回答他说，中国的历史就像一间屋子，中国的历史学家坐在屋子里头，能看清屋里的每个细节，但他的视野就只限于屋子内部，没法从更高的维度，来看清这间屋子所处的位置，而这个问题，只能由站在屋外往里看的人，也就是外国的研究者来提供答案。我想，这就是我们读外国人写的中国史的意义所在了。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历史，有哪些不同吧。今天要讲的，是这套书的第一卷，《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作者是美国的汉学家陆威仪，（这是他的中文名，他本名叫做马克·刘易斯），师从已故的中国史学大师何炳棣，曾经在美国斯坦福、英国剑桥这些名校任教，主攻中国古代史，这套书的前三卷，秦与汉、南北朝、唐朝，都是他写的。

在这本《秦与汉》里，陆威仪说，秦与汉对于中国，就像希腊罗马对于西方，是古典时代，这个时代形成的一些特点，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后来整个的中国历史。具体说，他总结的特点有这么5个：1.在帝国秩序之下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之分野；2.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3.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4.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和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5.农村地区富裕的世家大族的兴旺——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并在村落和权力中心之间建立起联系。

上边这段是书里原文，比较学术化不太好懂是吧，我们用通俗易懂的话给它翻译一下，就是说：1.虽然国家统一了，但是原来的七国，乃至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们的自我认同从原来的什么齐人、楚人变成中国人，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2.统一以后的中国，政治制度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发明了皇帝这么一个职位；3.学术，主要是指文化、哲学这方面，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体系，并且这个体系不像一个单纯的学术体系应该的那样独立，而是服务于帝国这个政治构架；4.取消了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都搞的那套，面向所有农民的“普遍兵役制”，军人逐渐职业化；5.以宗族血缘为基础的地方豪强势力，在这个时代有很重要的地位，并且他们跟中央政权的关系，也很微妙。

以上这五点，在陆威仪眼中，是秦汉时代最主要的看点。看得出来，外国人看中国历史的眼光或者说关注点跟我们确实很不一样，这里的很多细节，也确实是颠覆我们认知的，下面我们就顺着作者的思路，把这五个方面逐一来讲一下。

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统一。在这儿作者就提出了一个跟我们惯有认知很不一样的看法，我们在描述秦统一中国这个历史事件的时候，往往会认为经过春秋战国连年战乱，各国都盼望统一，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等等，而这本书里，作者通过对很多文献史料的考证，认为不是这样。事实上，当时七国的人并没有形成一个高于他们所属的诸侯国的、统一的自我定位，也都互相视对方为外国人，特别是对秦国，各国都有一种鄙视，觉得他们位置偏远、文化落后。

说起秦国人来，那也是经常地图炮乱开，像我们在《大秦帝国》《芈月传》这些影视剧里常听到的一个词，“虎狼之国”，这就是当时各国人用来损秦国的。而且秦国自己呢，对这种定位也很得意，我异类我骄傲，就以边缘国家而自居，所以虽然秦国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就开始努力自强，但直到将近一百年后，秦昭王时代任用范雎为相，才把“统一天下”当成国家战略来推行，又过了40多年才由秦始皇统一中国。

那么，从自视为异类，到形成要一统天下的抱负，秦国是怎么完成这个心路历程的呢？在这作者也没给出明确答案，只是说了一个推断。他认为改变这一切的是：人才流动。战国时代，知识分子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奔波，求学求职求保护，随着他们走的见的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超越诸侯国的大格局，也就是所谓“天下观”，眼光超越了诸侯国的界限，把天下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特别是在秦国，你看秦国历史上，很多的贤臣良将都是外来的，像书里提到张仪、范雎是魏国人，李斯是楚国人，还有没提到的蒙恬、蒙毅，他们家族来自齐国。正是这些精英，在秦国的政治地位压倒了秦国本土的保守势力，秦国才逐渐把天下观作为国家战略，并且最终一统天下。

天下观在当时还只是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在更大的范围里，就像作者说的，原来的地域和文化的分野，还得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逐渐抹掉。但是，截至公元前221年，秦国灭了六国，统一的国家毕竟是建立起来了，而这个新国家跟以往的朝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作者总结的第二点，这个国家多出来一个以往没有的职位：皇帝。

关于皇帝这个词，作者再次给我们拓展了一下认知，首先，它绝不仅仅是欧洲人理解的“君主”这么简单，皇帝这个词本身就被神化了，帝是传说中的上古的半神的称谓，就像黄帝、炎帝，而且也是秦国原始宗教里掌管四方的神，而皇字，意思差不多，同时还有闪耀的、神奇的这层意思，所以秦王嬴政把皇帝这两个字作为自己的专属头衔，不是简单地好大喜功，而是带有神化自己，强调自己君权神授的意思。

秦始皇作为皇帝，行使比以前的王更大的权力，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废除封建制度，设立郡县制，这就把全国的人事任免权，以及相应的司法财政军事这些权力，全都抓到中央政府手里，而且这个趋势，一直贯穿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我们在后面几本书里还会反复讲到，这儿先不说太多。有了高度集中的权力和资源，秦始皇就搞了很多前人搞不了的大工程，比如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北伐匈奴；修建长城和秦直道。长城我们都熟悉，秦直道，就是秦朝统一修建的全国性的交通网络，虽然主要是方便秦始皇本人出游，但是对全国的交通发展也相当重要，所以不要一提到秦朝就想到修长城、闭关锁国，这个印象是很片面的；还有就是他个人享受的宫殿和陵墓；这些不管正史野史，相关的我们都听过很多，就不多讲了。

这部分更有意思的在后头，那就是汉朝后来取代了秦朝，一方面创建汉朝的刘邦，当年是个造反的，就是反抗秦朝暴政起家的，另一方面当他打下天下之后又发现，秦始皇搞出来的这套实在太舒服了，于是刘邦无论从制度方面还是个人享受，都基本沿用秦始皇的路子。那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刘邦，以及后来的历朝历代的皇帝想了个很聪明的办法，他们批判秦朝，把矛头指向秦始皇本人，而不涉及他的制度设置，所以我们看到，秦始皇本人不断被各种丑化各种黑，但他开创的这个制度，却是谁都舍不得放弃，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不过汉朝作为推翻秦朝又继承秦朝的这么一个后来者，它也必须要总结秦朝的教训，做一些调整来避免重蹈覆辙，最主要的就是这两方面：一文一武。我们先说文的，就是作者总结的第三点：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

说这个问题之前，先说一个可能让你大跌眼镜的冷知识。我们都听过一个笑话，说有个白字先生，把《水浒传》念成《水浒传》，贻笑大方。但其实，人家没念错，我们今天说传记，这个传字本来的读音就应该是 chuán，zhuàn才是错的，只不过现在约定俗成，也就将错就错了，我们下面涉及到的地方也还是念 zhuàn。

要说什么是传，得先说什么是经。这个经字，就是指某一个领域的一种规范化的原则，而传呢，是用来解释经的，传的意思就是传示后人，是流传、传承的意思，把古人的思想传递给今人，所以说应该念 chuán。这里多说一句，关于经和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春秋》。传说《春秋》是孔子写的，但写得非常简略，跟密码差不多，后人不明白，所以就有研究者给《春秋》作“传”，包括《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几本书就是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他们三位各自对《春秋》的传播和解读，尤其是公羊和谷梁，都试图把《春秋》解释成符合他们理解的具体的准则条文。

说清楚了经和传，我们就明白这个东西为什么重要了。因为这些东西不但是学术著作，还是国家具体的指导思想，所以，政府一直试图垄断对经的解释权。秦朝时，李斯就向秦始皇建议，打压民间的学术研究，把政府变成教育或者说真理的唯一来源。秦朝统一文字度量衡，也是想通过这种文化层面的统一，开创一种统一的传统，取代之前千百年的封建传统，而这种做法发展到极致，就是焚书坑儒，杜绝一切不受政府控制的学术行为。不过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这个不可能搞得太彻底，所以还是有很多先秦时期的书流传下来。

在汉朝，官方确立了儒家学说的官方地位，因为儒家的一些特点，比如保守、崇尚古代、强调等级这些，对政权稳固比较有好处。在这个背景下，除了这些政治、哲学层面的书，文学、历史，也都逐渐被纳入到官方主导的体系里，比如汉朝的大文学家杨雄，就把《诗经》解释成是古代的圣王所做，从道德教化的角度，而不是从文学、美学这些层面来解读《诗经》；历史方面，历史著作更是被严格控制，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司马迁，他的遭遇我们都了解。

根据儒家的制度设置，皇帝应该是一个国家里的道德典范，汉朝的皇帝也都爱标榜道德，特别是对儒家道德规范里最重视的孝，汉朝皇帝的谥号，基本都叫孝什么什么帝。你看《三国演义》，刘备一自报家门，就说“孝景帝玄孙……”别看汉朝皇帝标榜孝，事实上孝对他们的约束力很小，陆威仪评价说，“当汉朝的皇帝想改变某项他们祖先的传统时，他们总是能做到”。这说明当时儒家或者说保守思想的影响力还不是特别强，这跟我们以后要讲到的明朝的情况大不相同。

同样，儒家的这套道德规范，在汉朝整个社会的范围内，也没形成完全的统治地位。在这个问题上，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我们之前没太注意到的研究视角，那就是女性地位问题。儒家的这套道德，是建立在宗族观念上的，大的宗族利益，优先于小的家庭利益，这就导致了女性在中国古代家庭里，始终处于外来者地位。有很多针对女性的苛刻要求，像什么三从四德，这些在汉代就已经有了，也历来都是女权主义批判的。但作者认为，在汉代这些还停留在理论层面，在执行上，这套东西对女性的约束力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比如所谓三从，要求女性夫死从子，但是在汉代，一个家庭里辈分最高的寡居的女性，其实是处在家长的地位，对子女有控制权。

你看《孔雀东南飞》里边，焦仲卿的母亲对儿子儿媳，那简直是生杀予夺啊。或许你会说这是文学作品，那再看看真实历史，两汉政治上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外戚，就是后妃的娘家人，他们在帝国政治圈的分量相当重，而他们的权力，就是来自女性在内廷的权威。作者评价这个现象说，“中国人的世界存在一系列自相矛盾的平衡”。

这也说明，在汉朝，国家主导的文化道德层面的规范准则，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它还没有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这就是秦汉两代在文化方面的政策，以及造成的影响，就是学术从属于政治，被国家控制，为巩固帝国而存在。除了文治，在武的一面，汉朝的一些做法也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废除了战国和秦朝那种面向所有农民的普遍兵役制。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汉朝是从秦末的战乱里打出来的，亲眼看见过农民起义的威力，在冷兵器时代的技术条件下，官军对农民军的战斗力优势并不太大，所以要是让农民服普遍兵役，就得训练他们，这就等于在国家内部自己培养一支潜在的造反力量啊，万一哪天不爽了又起来造反怎么办？再说农民都去打仗了，土地抛荒了，粮食哪来税哪来？所以汉朝想出的办法就是，农民不用服普遍兵役了，种地纳税就好，打仗的事，以后发展职业军人来干。

西汉前期，平定了诸侯王造反的七国之乱之后，国内出现大战乱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了，普遍兵役制也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到了西汉末年，王莽推翻汉朝，很快全国又爆发反对王莽的起义，这个过程中，后来的东汉的建立者光武帝刘秀，再一次亲眼见识了农民起义的可怕，所以后来的东汉就把西汉这种用职业军人和雇佣军取代普遍兵役制的做法变成制度化了，并且直到清朝灭亡、中国的帝制终结，再也没有出现过普遍兵役制，这可以说是汉朝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政策。

那汉朝的军队从哪来呢？首先是选拔职业军人，然后是边境地区引入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擅长骑射的雇佣军，此外还有犯人亡命徒，这就是汉朝军队的主要构成。但这些人的战绩还是相当拿得出的，比如在北方，汉朝最终战胜了曾经强大不可一世的匈奴，在西边，控制了西域，还开辟了通往欧洲的丝绸之路（当然当时中国和欧洲对彼此的情况基本不了解，也没有直接贸易往来），汉朝这些军事成就，都说明这个制度是成功的。

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可能以前我们没太注意到的情况是，汉朝的军事胜利，少数民族的雇佣军，比如南匈奴、鲜卑，他们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是通过这种交流，中国，不管是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作为一个文化概念，都又进一步外扩了，中国包含的意义越来越广泛，这套书的作者们认为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主线，后面的书里我们还会更多讲到。在两汉时代，中国最值得注意的特点还有一个，也是这本书里总结的最后一个特点：地方豪强。

豪强可以说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早在秦统一中国的时候，用皇帝直接控制的郡县，取代原来的诸侯国，这就是为了瓦解地方势力，防止他们做大威胁中央政权。由于担心原来六国的旧贵族在老家慢慢再发展起来，秦始皇还搞过强制拆迁，把他们都迁移到咸阳附近，放到自己眼皮底下看着。但这招不管用，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推翻秦朝的项羽，就是楚国旧贵族的后裔。

到了西汉，中央政权对地方势力做大也是很警惕，刘邦就借故清洗了他分封到地方上的异姓王，比如韩信、彭越这些人，再后来干脆规定不姓刘的不能封王。但到了刘邦后代那儿，发现姓刘的亲戚们也靠不住，所以有汉景帝时候的七国之乱，再后来汉武帝搞了“推恩令”，就是一个诸侯王死了，就把他的封地分割成若干块，分给他的儿子孙子，用这招不断削弱诸侯王，才算解决这个问题。但地方大家族的势力还是盘根错节，并且他们跟诸侯王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土地不是朝廷封赏的，而是自己经营攒下的，国家也没法用推恩令这类办法来削弱他们，汉武帝也搞过秦始皇那种拆迁，但是效果也不理想，所以政府其实是拿他们没有什么办法的。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论，就是汉朝政府要消灭豪强，但是他们的经济和税收政策，反而培养壮大了豪强。

汉朝的税收主要针对农民，有人头税、田赋（土地税）、徭役（无偿劳动）等等，所以汉朝非常重视人口增长。这本书里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政策，国家会对不婚育的适龄女性征收重税，能达到正常人头税的好几倍，所以在汉朝，假如你是一个剩女，你可就惨了。另一个重要的税源是土地税，自己有地的自耕农，得交很重的税，这种情况下，小的农户就干脆卖了土地，去给地主当佃户，这样赋税压力可能还会减轻一点。

同时，汉朝，乃至中国历朝历代基本都打压商业，很多书上没说原因，所以我们会理解为中国文化排斥商业，但这本书里点出了真正的原因，这根本不是什么思想文化方面的事，而是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商人想隐藏自己的财富来逃税很容易，所以国家遏制商业，同时鼓励商人买地，把钱变成没法藏的土地不动产，这样就方便收税了，这样商人就变成了地主，就有兼并土地的需求，同时也能把税收压力转嫁给小农户。

所以，汉朝一边要遏制地方豪强兼并土地，一方面又用税收逼得小农户不得不卖掉土地，依附于豪强。而同时，他们越宣称要保护农民，就越搞得农民很惨。

随着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引发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所以到了王莽推翻西汉建立新朝的时候，就想用一个激进的办法，一次性集中解决这些问题。王莽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想恢复传说中周朝的井田制，就是把土地都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每家每户。这个想法看起来很好，但实行起来，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全国的大地主都起来造反，所以王莽的政权很快就完蛋了。

刘秀就是在反抗王莽的起义中崛起的，虽然他跟之前西汉王朝有血缘关系，但其实非常疏远，法统上并没有绝对优势，所以他依靠的主要也是地方豪强的合作，他当上皇帝之后，也就改变了西汉那种对地方豪强敌视打压的政策，转而寻求某种程度的联盟，把他们变成在地方上帮助自己稳固政权的合作伙伴。因为这一点，这本书的作者指出，西汉和东汉其实差异非常大，这对我们直观上感觉“两汉是一回事”的看法，是不是很颠覆呢？

在刘秀和他之后两位皇帝统治的时期，国内情况有很大好转，史书上把这一段形容成东汉的黄金时代。但东汉的隐患也是这么来的，皇帝需要地方大家族的合作，那他所需要付出的，就是吸纳大家族的子弟进入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权越来越被这些跟地方上关系密切的人把持，皇权的意志也越来越难以在地方上推行，当时民间有句顺口溜说这个现象，“得诏书，但挂壁”，就是说皇帝的诏书下达到地方上，地方官员根本不当回事，就往墙上那么一挂。

后来随着宦官势力的崛起，中央和地方隔绝的局面更严重了，这还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中央的财力、行政力都越来越弱，地方上受了灾，没钱赈济，地方上有动乱，更没力量去平息。而对地方来说，中央政权越是指望不上，大家族的号召力就越强。不但是大家族，普通百姓也不得不抱团，有的人搬到一些险要的地方，建立互助组织，甚至是自己的武装来自保。这个现象，后来被陶渊明给浪漫演绎了一下，就是我们熟悉的《桃花源记》，其实这不是他凭空想象，而是上面这段历史的一个写照。

直到东汉末年，这种状况达到顶峰，地方豪强发展成了军阀势力，完全不受中央的控制，甚至反过来控制中央，像我们熟知的曹操、刘备、东吴孙家父子，正是这些人建立的地方割据势力，后来取代了汉朝，这些内容，我们在下一本《哈佛中国史》第二卷《南北朝》里再详细说。

总结

《哈佛中国史》第一卷《秦与汉》，我就给你说到这，再来一起回顾一下。

这本书是美国汉学家陆威仪的著作，他用一个外国学者的眼光，总结了中华帝国早期，也就是秦汉时代的5个最突出的特点，分别是：1.地域文化的分野仍然存在；2.皇帝这个职位的出现；3.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4.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5.世家大族的兴旺。

撰稿：曲飞工作室；脑图：摩西；资料来源：得到APP听书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