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退伍后成了边西省戈壁劳教砖厂的看守，以为这里只有风沙和绝望，直到遇见林舟。
他是砖厂负责人，沉默寡言却镇得住所有刺头，把自己的工资贴给犯人买日用品，偷偷开荒种菜分给体弱的人，我一直觉得他是个过分善良的“老好人”。
直到地区检查组突袭，甩出满是他签名的账本和违规菜园的证据，怒斥他包庇“犯人”。
林舟把一把铁皮柜钥匙塞给我：“藏好最下层的本子，别让任何人看见。”
我以为是他违规的黑账，却在忐忑中翻开本子。
当密密麻麻的字迹和最后一行话赫然映入眼帘时，我浑身冰凉，终于懂了他被所有人敬畏的真相…
……
这个地方叫“大风口”，因为一年到头，风就没真正停过。
我们这些被拉来的人，更愿意叫它“星火砖厂”。名字是砖厂唯一的体面，听着像个正经营生，实则就是块用铁丝网圈起来的劳教点，关押着从全国各地送来的“问题分子”。
七九年秋，我从部队退伍，揣着一纸介绍信，被塞进了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不是来改造的，是来当看守。
老家县城的安置办主任拍着我肩膀说，守砖厂比守仓库强，好歹是“体制内”，混两年就能调回去。我信了，背着铺盖卷，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又转了两天颠簸的卡车，最后在漫天黄沙里，看见了那道刺目的铁丝网。
我叫赵磊，那年二十三岁，胳膊上还带着部队练出的腱子肉，心里揣着股没处发泄的劲儿。来之前我想，看守嘛，无非就是站岗巡逻，管好这些“犯人”，别让他们跑了、闹了，简单。
直到我见到林舟。
林舟是砖厂的负责人，说是负责人，其实大小事都归他管，相当于这里的“厂长”。我到的那天，他正蹲在砖窑旁的土坡上，盯着烧砖的火候。
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裤腿上沾着厚厚的泥点。个子不算高，背有点驼，像是被这戈壁的风沙压弯的。头发花白了大半，胡乱地梳在脑后，露出一张布满沟壑的脸，颧骨很高，嘴唇干裂，唯独那双眼睛，在布满血丝的眼底，藏着一股让人不敢直视的沉静。
“赵磊？”他没回头，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却很有穿透力。
“到！”我条件反射地立正，敬了个军礼。
他这才转过身，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胸前的退伍证上停了两秒。“不用这么拘谨，”他笑了笑，嘴角扯起的纹路里都嵌着沙尘，“在这里，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他指了指旁边一个小马扎，“坐。等这窑砖烧好，我带你熟悉下情况。”
我没坐，站在他旁边，看着他时不时用铁钩扒拉一下砖窑的通风口，动作娴熟得不像个负责人，倒像个干了一辈子烧砖活儿的老匠人。风刮得厉害，卷着沙粒打在脸上生疼，他却像没感觉似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窑口的火光。
后来我才知道，林舟在这大风口待了整整十五年。
他原本是省里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五七年因为“给苏联专家提了句不合时宜的建议”，被打成了“右派”，一路辗转，最后落到了这大风口。从被改造的“犯人”，到慢慢负责砖厂的生产，再到如今的负责人，他把半辈子都扔在了这片戈壁上。
砖厂的人都怕林舟。
不是因为他凶，恰恰相反，他话极少，从来不大喊大叫，更不会动手打人。但只要他往砖窑旁一站，那些平日里偷懒耍滑、甚至偷偷起哄的人，立刻就蔫了，手里的活儿不敢有半点含糊。
有一次，一个叫“老鬼”的汉子，仗着自己身强力壮，故意把湿泥往刚成型的砖坯上扔，还冲看守挤眉弄眼。正好被林舟撞见。
林舟没骂他，也没罚他，就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
老鬼起初还嘴硬，梗着脖子瞪回去，可没过半分钟，就浑身不自在起来，手都开始发抖。最后，他自己捡起地上的泥块，蹲在地上，一点一点把砖坯上的泥擦干净，还主动多做了二十块砖坯，全程没敢说一句话。
我问旁边的老看守王建国，林厂长到底有啥能耐，能让这些刺头这么怕他。王建国抽着劣质烟，吐了个烟圈说：“你不懂，林厂长手里攥着他们的命。”
我当时没明白这话的意思，直到半个月后，我遇见了陈启山。
陈启山是个“历史反革命”，以前是中学的语文老师，因为家里藏了几本民国时期的书，被人举报了。他快六十了，头发全白了，戴着一副瓶底厚的眼镜，镜片上全是划痕。他身子骨弱，干不了搬砖、和泥这种重活儿，被安排在料场筛沙子。
那天风特别大，是这季节少见的“黑风”，刮得人站都站不稳，嘴里、鼻子里全是沙。我跟着林舟巡视，走到料场时，远远就看见一个人影倒在沙堆里。
是陈启山。
他被风吹倒了，眼镜掉在沙子里，摔成了两半。他趴在地上，双手在沙堆里胡乱地摸，嘴里还念叨着：“眼镜……我的眼镜……”风把他的声音吹得七零八落，听着格外可怜。
旁边几个筛沙子的人想扶他，被看守瞪了一眼，又缩了回去。王建国在我旁边嘀咕：“这老东西，就是个累赘，风这么大还不老实，摔了也是活该。”
我以为林舟会生气，至少会让人把他拖到一边，别耽误干活。可他没有。
他走到陈启山身边，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把他扶起来，拍掉他身上的沙子。然后，他自己蹲在沙堆里，一点一点地找那副摔碎的眼镜。风刮得他脸颊通红，他却毫不在意，直到把两片镜片和镜架都找齐，才站起身。
“还能看清吗？”林舟问陈启山，声音比平时柔和了些。
陈启山摇了摇头，眼里含着泪：“看不清了……林厂长，我……”
“先别筛沙子了。”林舟打断他，对旁边的一个看守说，“把他带到我办公室去。”
王建国愣了：“林厂长，这不合规矩啊！他还没完成今天的任务呢！”
林舟看了王建国一眼，没说话，但那眼神里的沉静，瞬间让王建国闭了嘴。
我跟着他们回到办公室。林舟的办公室很小，就一间土坯房，里面摆着一张破旧的木桌，一把椅子，还有一个掉漆的铁皮柜。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建筑图纸，是砖厂的布局图，上面用红笔标注了很多密密麻麻的小点。
林舟从铁皮柜里翻出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几根细铁丝和一瓶胶水。他把摔碎的眼镜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拼接起来，用细铁丝固定住，再涂上胶水。他的动作很细致，手指虽然粗糙，却异常灵活。
陈启山站在旁边，局促地搓着手，一句话都不敢说。
足足忙活了半个多小时，林舟才把眼镜修好。他把眼镜递给陈启山：“先凑合用吧，等下次有车去县城，我让人给你配一副新的。”
陈启山接过眼镜，戴上试了试，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他“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哽咽着说：“林厂长……谢谢您……您是好人……”
林舟赶紧把他扶起来：“快起来，不用这样。好好活着，比啥都强。”
陈启山走后，我忍不住问林舟：“林厂长，您为啥对他这么好？他可是‘反革命’。”
林舟坐在椅子上，点燃一支劣质烟，抽了一口，缓缓吐出烟雾。“他只是个教书的，”林舟说，“手里没沾过血，心里也没坏水。在这地方，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没必要赶尽杀绝。”
他顿了顿，又说：“赵磊，你刚来，可能不懂。这大风口，最缺的不是粮食，不是水，是活下去的念想。给人一点念想，他才能好好干活，好好活着。”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那天起，我开始留意林舟。我发现，他对砖厂的每个人，似乎都带着一种特殊的“关照”，只是这种关照，藏在他沉默的外表下，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
砖厂的伙食很差，每天都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配上一点咸菜。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带肉的菜。林舟的伙食和我们一样，没有任何特殊待遇。但他总会把自己碗里的咸菜，悄悄分给那些年纪大、身体弱的人。
砖厂有个小卖部，卖一些烟酒糖茶和日用品，价格比外面贵一倍。老板是个尖酸刻薄的家伙，仗着自己是县里某个领导的亲戚，对砖厂的人态度极差。有一次，一个叫李娟的女同志，想买一块肥皂，身上的钱不够，被老板当众羞辱了一顿。林舟正好路过，他没说什么，只是替李娟付了钱，然后对老板说：“以后再有人钱不够，先记账，月底我来结。”
老板虽然不情愿，但也不敢得罪林舟，只能点头答应。从那以后，小卖部的账本上，多了很多林舟的签名。
更让我震惊的是，林舟竟然在砖厂的角落里，偷偷开辟了一块小菜园。他利用休息时间，翻土、种菜，种的都是一些容易成活的白菜、萝卜、土豆。菜成熟后，他从来不吃，全部分给了砖厂的人，尤其是那些身体不好的。
王建国悄悄告诉我，林舟的工资，大部分都花在了这些人身上。他自己省吃俭用，衣服破了就自己缝，鞋子坏了就钉个掌，连一支好点的烟都舍不得抽。
我越来越觉得，林舟不像个看守负责人，更像个大家长，默默守护着这一群在绝境中挣扎的人。
但麻烦，还是找上门了。
那年冬天，地区派了个检查组下来，带队的是个姓黄的副主任，出了名的“铁面无私”，专门抓各种“违规违纪”的事。
检查组来的前一天，林舟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把钥匙：“这是铁皮柜最下面一层的钥匙，里面有个本子，你帮我藏好，别让任何人看见。”
我接过钥匙，心里咯噔一下。我知道，那本子里肯定记着一些“不合规矩”的事。但我没多问，接过钥匙，把本子藏在了自己铺盖卷的最里面。
检查组来了之后，立刻展开了全面检查。他们查账目、查伙食、查劳动记录，甚至还去砖窑和料场仔细查看。黄副主任脸色阴沉，一言不发，身后的工作人员拿着笔记本，不停地记录着。
果然，问题很快就被查出来了。
“林舟同志，”黄副主任把一份账目扔在桌上，“这小卖部的账本，怎么有这么多你的签名？你自己的工资，为什么要替这些‘犯人’付账？”
林舟平静地说：“他们钱不够，又急需日用品，我只是暂时帮他们垫上。”
“暂时垫上？”黄副主任冷笑一声，“我看你是故意纵容！还有，我们查到，你在砖厂私自开辟菜园，把蔬菜分给这些人，这严重违反了劳教单位的管理规定！”
“蔬菜是我自己种的，”林舟说，“砖厂伙食差，这些人体力消耗大，补充点维生素，才能更好地完成劳动任务。”
“强词夺理！”黄副主任拍了下桌子，“我还听说，你经常给一些‘问题严重’的人‘特殊照顾’，让他们干轻松的活儿，甚至还允许他们看书、写字！你这是在变相包庇他们！”
林舟的脸色终于变了，他站起身，看着黄副主任：“黄主任，他们是人，不是牲口。在完成劳动任务的前提下，让他们看点书、写点字，有什么错？难道要让他们一辈子都活在愚昧和绝望里吗？”
“你这是什么态度！”黄副主任怒了，“林舟，我警告你，立刻停止你这些违规行为，否则，我们将严肃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