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唐代山水游记中所展开的关于唐代生态 审美观的研究是可观的。一方面，这体现了唐代儒释道三教融合所形成的对山水自然的观看之道，这种由哲学思想层面影响文人自身的自然审美观，继而下沉至山水游记文学作品中，因此表明了从文学美学角度，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生态美学意蕴。

然而，另一方面，一次的山水审美经验是暂时的，而且由于文人自身遭遇的诸多其他因素，自然审美欣赏中的生态性并不决然等同于文 人在所有自然风景、人文交际或为人处世的审美欣赏场域中持有的 自然观或人生观都是包含着融合谐调的生态审美智慧。

唐代山水文学的发展成就，无论是英才辈出的盛唐山水诗派，还是享誉后世的唐代山水游记，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着超越前人的卓越贡献。唐代山水游记的兴起原因，除了唐代山水文学兴起原因的大背景之外，还有影响山水游记文体发展的独特性因素。

综合来说，唐代山水游记的兴起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自由强大的社会保障，二是多元融通的思想文化，三是漫游天下的时代风气，四是文学运动的有力推动。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点。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动乱，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继隋之后的大一统王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内外水路交通空前发达，为旅游开辟了广阔天地。

从总体来看，唐代国家统一高盛，物质经济发达，道路交通便利，这不仅增强了文人的爱国热情和建功立业的进取心，还提升了文化自信力和包容心，在民族文化融合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这种自由强大的社会保障从政治、交通层面为唐代山水游记的兴起提供了有效的助力。山水游记的创作离不开文人山水游览的实践活动，而这种旅行活动的兴盛与唐代国力强盛所带来的积极开放的精神风貌、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休戚相关。

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著有《唐代交通图考》，认为“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盖无论政令推行，政情沟通，军事进退，经济开发，物资流通，与夫文化宗教之传播，民族感情之融合，国际关系之亲睦，皆受交通畅阻之影响。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点。唐代政治交通上的开放包容，带来了各民族之间积极繁荣的经济文化交流，进而在思想文化上形成了多元融通的兼容格局，进一步激发了时人山水游览的社会风尚。汲取不同思想文化的自然观的因子，推动了文人在实践和思想上更近一步接触自然、感悟自然，进而思考自然与社会人生之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初盛唐时期流行的任侠风气推动了文人在心态上更加外放激昂，这一点在李白身上的体现尤为明显，这种昂扬的精神面貌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励着文人漫游天下的雄心；儒家思想文化是唐代文人的思想底蕴，不管仕与隐，他们内心深处都暗藏着一颗为民为国之心。

因此，无论是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美学思想方面，还是从兴修水利、惠及民生的施政理想角度，儒家文化中善待山水的仁爱思想推动了士人亲近、善用山水。

佛道思想在唐代均得到了较大发展，地位得到明显提高，不仅在世俗物质上表现为于山林之间修建寺庙道观，以至寻仙访道者们登山涉水，还体现在思想观念上深入唐代文人的精神领域，形成富有诗意的山水情结，从而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理想。如佛学思想之于王维一一亦官亦隐、道家思想之于李白一一“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点。从时代风气来看，唐代文人对外出旅游的热爱高涨。这种漫游天下的类型主要有游学、游宦等。唐代旅游愈发兴盛，相较于前代，其发展特征表现为：一是群体化、日常化趋势更加凸显，时令性（如三月三上已节）、政治性（如登山封禅、石淙会饮）的群体旅游活动仍在持续开展。

同时，日常性质的山水、园林等宴游活动也 受到君臣文士的更多青睐。二是旅游主体阶层逐渐扩大化、多元化，即不仅局限于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富足家族资产的名流高士或逃避政治现实隐遁山林的隐士才有机会纵情山水，还出现了中下层文士、文人僧侣等多重身份者之间的山水之游。

此外，为了实现政通人和、与民同乐的施政理想和社会愿景，从政在上者还会兴修公共园林（如长安曲江池）或开发山水自然风景区（如李渤在桂林隐山、南溪等地），以便平民百姓也得以享受自然、休憩身心。三是唐人旅游目的既为精神陶冶也为休闲娱乐。

哪怕是在行旅途中，驻足远望、欣 赏山水自然风光的游记作数量也有不少。唐代山水游览活动的增多，也为唐代山水游记起创造了机会条件。

我们再来看看第四点。从文学自身发展方面来看，唐代山水游记的兴起，在初盛唐时期部分原因是在于继承了前代的山水书写遗风，效仿魏晋名士山水宴游。一些寓于其他文体之中的山水游记作品证明了这一点。如“唐代诗序表现了唐人心中的‘兰亭’、‘金谷’情结，尤其在宴会诗序中最为明显。”

随着山水赋、山水记和诗序等其他文体中的山水书写现象越来越多，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真正有力地推动了山水游记的发展更上一个台阶。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文体的探索与开拓，唐代古文家们（如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和韩愈、柳宗元等人）对散文体裁的自觉革新一一“第一，改造传统的散文文体；第二，拓展前代己 经形成但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某些传统散文文体；第三，创立新的散文体式。

所谓生态审美情感、的“双重乐感”也是注重山水之乐的理论与实践并行，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审美情感体验在精神体悟和现实生活，这两个领域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和生存之乐。

在精神领域，唐代文人在沉浸于山水畅游之时通常可以感悟到人与自然融通相忘的造适之乐。当他们从世俗利欲中转移目光，亲近自然、寻访山水之乐时，他们往往普遍有疏解烦忧、清莹心神的自然审美感受，从而产生“忘归”的自然审美心理。

除此之外，在现实领域中，对普通百姓来说，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机会可以体验到生态审美情感，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令与节气，非常能够展示出百姓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关系。

同时可以体现出唐人生态审美生活的时令性风貌，也彰显了自然节律的生态性意味。换言之，哲学精神领域的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观带动了现实生活领域中节令风俗的生态性实践，也推动了日常生活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亲密相处。

同时在生态性节气的熏陶下人与人之间也产生了和谐融洽之乐，如清明踏青活动所带来的君民同乐共感。唐代山水游记中所记载的与传统时令与节气相关的篇目有王勃的《三月上已祓禊序》、萧颖士的《清明日南皮泛舟序》和韦夏卿的《东山记》。

其中，萧颖士的《清明日南皮泛舟序》能更具代表性地反映出传统时令中百姓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审美境界和生命伦理精神。这种以颇具生态审美意蕴的节令风俗为路径的日常生活实践与追求天人一体、生命和谐精神的道教文化意蕴紧密相关。

唐代山水游记的生态审美观之思主要从儒家、道家、佛家与其之间的关系入手。我们先来看看，儒家与唐代山水游记的生态审美观之思的关系。

首先，根据前文对唐代山水游记所展开的生态审美观的考察，可以发现儒家思想对其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综观整个唐代哲学思想发展史，可知儒家思想观念在唐代虽不是最为活跃的，但统治者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是不容撼动的。

这可从科举考试科目和一些思想文化政策中看出。并且，儒家思想在中唐以后受到佛道两家思想的积极影响，也逐渐在心性论方面所有探讨，且由于三家思想融合、彼此吸收的趋势最终在宋代发展为新儒学--理学。

其一，先秦儒家所讲的生生之德、参赞化育等生命精神奠定了生态审美观的理念基石，这在生命富有活泼生机的性质上消解了人和自然的 机械异化状态。

唐代山水游记中所记载的山水物象也多是含情灵动的，颇具生命关怀。其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思想也表现出古代君子对山水自然精神的伦理观照。

这一山水比德的文化传统也显示了儒家思想中山水自然与君子之德之间的精神联系，它在唐代山水游记中仍旧有不少相关的论述。其三，儒家向来推重天命观，主张安分守己，尊重和顺应自然。

一方面，政治天命观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统治者敬畏圣山，传承祭天传统，如唐玄宗之于泰山、武后之于嵩山。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统治者对自然天地的敬畏之情。另一方面，汉代儒学的天人感应思想在唐代受到挑战。

其次，道家思想 观念是唐代山水游记所展开的生态审美观十分重要的思想来源。在唐代，由于统治者的支持和标榜，加上民间道教信仰的传播，道家思想发展得较为活跃，佛道教派之间的论争也大大地促进了道家自身思想观念的发展。

最后，唐代山水游记所展开的生态审美观与佛学思想也有莫大的联系。唐代佛学思想的发展可谓极其繁荣，众多宗派和思想观念在这一时代兴起和产生，尤其是发展出中国本土的佛家宗派—禅宗。

实际上，唐代的儒道释三家思想中，佛学思想是最为活跃的。在不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中，佛家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有力地促进了儒道两家思想观念的更新和拓展，尤其是在心性论这一领域。

唐代生态审美观的艺术呈现有多种样式，诗文、绘画、书法、园林等不同艺术形式均可以体现出一定的生态审美意蕴。但不局限于本文所依据的山水游记文本，对于主体精神和情感内涵的赞赏，山水诗和山水画都如此。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妙悟自然，物我两忘”，这也是对唐代生态审美观的理论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