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小伙带29岁女子隐居深山50年，被发现后问：毛主席可好

2001年的一个秋天，重庆某深山腹地，几名户外探险队员意外发现了一条人工修建的石阶。石阶蜿蜒向上，通向山顶。怀着好奇心，他们决定沿着台阶探索。爬了近一个上午，他们终于到达了山顶，却惊讶地发现一间木屋静静地矗立在那里。

更让他们意外的是，木屋里竟然真的有人居住。一对年迈的夫妇热情地招待了他们。但当老人询问＂毛主席可好＂时，探险队员们都愣住了。原来，这对夫妇已经在这深山中隐居了50年，与外界几乎断绝了联系。

他们是谁？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人迹罕至的深山中生活半个世纪？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故事？这一切，又要从1943年说起......

一、战乱年代的初遇（1943-1949）

1943年的重庆，正值抗日战争后期。山城重庆虽然遭受过多次轰炸，但偏远的中山镇石溪村却因地理位置偏僻，躲过了战火的洗礼。这里的村民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那一年农历三月，石溪村格外热闹。村里张家准备了一场盛大的婚礼，要迎娶邻村的徐朝清。徐家虽不富裕，但在当地也算得上殷实人家。徐朝清出嫁那天，整个村子都沉浸在喜庆的氛围中。

在张家准备的贺礼中，有一件来自重庆主城的绸缎旗袍，这在当时的乡下可是稀罕物。村里的妇女们围着议论纷纷，都说徐朝清好福气。十六岁的徐朝清穿着这件旗袍坐在轿子里，红盖头下的脸庞透着少女的羞涩。

就在花轿经过村口时，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刘国江正在和几个小伙伴玩耍。他们追逐打闹，好奇地跟在花轿后面。突然，刘国江被一块石头绊倒，磕掉了一颗门牙。

按照当地的习俗，小孩磕掉牙齿后，要请新娘子摸一下头才会长得更好。刘国江的奶奶便带着他追上花轿，请求新娘子伸手摸一下孙儿的头。

徐朝清温柔地掀起轿帘一角，伸出手轻轻抚摸了小男孩的头。就在这一刻，村里的长辈们都笑着打趣说：＂这小家伙可真有福气，让这么漂亮的新娘子摸头。＂

1945年抗战胜利后，石溪村迎来了短暂的和平。但内战很快又起，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参军。当时已经八岁的刘国江经常能在村头看到徐朝清挑水做工的身影。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村里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庆祝活动。十二岁的刘国江和二十二岁的徐朝清都参加了这场活动。村民们举着红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当天晚上，整个村子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谁也没想到，这场充满喜悦的庆祝活动之后，命运会给这两个年龄相差十岁的人带来意想不到的转折。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徐朝清的丈夫因病去世，而这个噩耗也让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命运转折与相守（1950-1951）

1950年春天，徐朝清的丈夫因肺病去世，留下她一人在张家独自生活。按照当地的风俗，年轻寡妇要么选择守寡，要么由死者兄弟过继。但张家并无其他兄弟，徐朝清便在张家继续照料公婆。

这一年的重庆，正值土地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开展之际。石溪村的土地重新分配，每家每户都获得了一份田地。徐朝清也分到了一块水田和一块旱地，但农活对一个女人来说实在太重。村里不少人都来帮衬，其中就包括刘国江一家。

刘国江已经长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他常常主动帮徐朝清犁田、播种。春耕时节，他会把自家的农活做完后，再去帮徐朝清家干活。渐渐地，村里人发现这个年轻人对徐朝清似乎存在着不一般的情愫。

1951年初，一场意外打破了村里的平静。徐朝清的小叔子从外地回来，想要霸占徐朝清分到的田地。一天夜里，小叔子喝醉了酒，冲到徐朝清家里大闹。刘国江恰巧路过，出手制止了这场闹剧。

这件事在村里传开后，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有人说刘国江年纪轻轻就对寡妇另有企图，也有人说徐朝清不守妇道。村里的长辈们纷纷劝阻刘国江，说他还年轻，不该和一个寡妇走得太近。

但刘国江却在一个月圆之夜，带着自家酿的米酒来到徐朝清家，当着她公婆的面表明了心迹。他说：＂我知道大家都在议论，但我只想照顾朝清姐，让她不再受苦。＂

徐朝清的公婆起初并不同意，认为这样的婚事会让徐朝清被人戳脊梁骨。但看到刘国江诚恳的态度，以及这段时间他对徐朝清无微不至的照顾，老两口的态度渐渐软化。

当时的乡村，男女之间的年龄差距是一个敏感话题。十岁的年龄差距在当时的农村社会显得格外刺眼。村里的说闲话声一直没断过。有人说刘国江是被狐狸精迷住了，有人说徐朝清不知羞耻。

面对这些非议，刘国江选择了最直接的方式。他在村口的大榕树下向所有村民宣布：＂我愿意照顾朝清姐一辈子，谁要再说三道四，就是跟我刘国江过不去。＂这番话震住了不少人。

但流言蜚语并未因此停止。一天傍晚，刘国江找到徐朝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离开石溪村，去外面的世界重新开始。徐朝清沉默许久，最终点了点头。

就这样，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两人带着简单的行李，悄悄离开了生活了多年的石溪村，向着重庆最偏远的山区进发。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从此在村里销声匿迹。

三、深山筑梦（1951-1960）

离开石溪村后，刘国江和徐朝清在重庆大山深处寻找新家。经过三天跋涉，他们选定了一处海拔两千米的山顶平地。这里远离人烟，却有一眼山泉，适合耕种的平坦土地约有三亩。

1951年的春天，他们开始了在山顶的垦荒生活。刘国江砍伐荒山的杂树，用原木搭建起一间简陋的木屋。徐朝清则负责清理杂草，找寻可食用的野菜充饥。木屋的地基是用山石垒砌的，墙壁用原木和黄泥搭建，屋顶则用就近砍伐的茅草覆盖。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在木屋周围开垦了一块菜地。第一年种植了玉米、红薯和一些耐寒的蔬菜。由于山顶气候寒冷，农作物生长缓慢，第一年的收成并不理想。但他们通过采集野菜、打猎野兔，总算挺过了第一个冬天。

1953年春，他们在山腰找到了一片相对平缓的坡地，开垦成梯田。为了修建梯田，刘国江每天天不亮就下山采石，一块块垒砌成田埂。这些石头梯田一直保留到今天，见证着这对夫妻的艰辛岁月。

为了与山下的亲人保持联系，刘国江在山顶建立了一个独特的通讯方式。他在最高处搭建了一个烽火台，约定每月初一十五的晚上点燃篝火，让山下的亲人知道他们平安。山下的亲人看到火光后，也会点燃篝火回应。这个简单的通讯方式持续了近十年。

1955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刘国江在木屋旁边又建了一间储物室，专门用来存放粮食和晒制的腊肉。徐朝清则利用山里的野棉花和麻，纺织出御寒的衣物。

随着孩子的降生，教育问题也摆在了面前。徐朝清虽然没有上过学，但认识一些简单的字。她用木炭在木板上写字，教孩子认字读书。后来又生下第二个孩子，姐弟俩在山顶的课堂就是一块木板和几本从山下带来的旧书。

1957年的一个冬天，一位迷路的猎人意外发现了他们的木屋。这位姓王的猎人成了他们在山上的第一个朋友。此后，王猎人每隔几个月就会带着山下的生活用品上山，换取一些他们腌制的野味和药材。

通过王猎人，他们还学会了辨认山里的药材。在山顶，他们种植了当归、天麻等中药材，既可以自用，也可以通过王猎人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渐渐地，他们在山顶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活体系。

到了1960年，他们的木屋已经扩建成三间，还建起了一个小小的晒场。山路也在这些年里一点点修整出来，从山脚到山顶的石阶是刘国江一级级垒砌而成。这些石阶承载着他们往返山下购买生活用品的脚步，也见证了这对夫妻在深山中艰苦但平静的生活。

四、与世隔绝的岁月（1960-2001）

1960年代初期，山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并未波及到山顶的这对夫妻。他们的生活依旧按照自然规律运转：春种、夏耘、秋收、冬藏。每天清晨，刘国江都会在山顶的岩石上刻下一道痕迹，记录着他们在山上的日子。

1962年，他们的大女儿到了该上学的年纪。经过商议，决定让王猎人带着孩子下山，送到镇上的小学读书。分别那天，他们在山脚下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窝棚，约定每个周末孩子都来这里与父母相见。这个周末相会的习惯一直持续到1966年。

文革开始后，山下局势动荡，他们与大女儿的联系被迫中断。为了保护小儿子，他们决定不再让孩子下山。小儿子就这样在山上长大，跟着父母学习农耕、狩猎和识字。徐朝清用木板教他认字，刘国江教他辨认草药，砍柴打猎。

1970年代，山下开始推广广播。一次偶然机会，王猎人带来了一台手摇式收音机。从此，这台收音机成了他们了解外界的唯一窗口。每天晚上，他们就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新闻广播。但由于电池供应困难，收音机很快就成了装饰品。

1975年的一个寒冬，王猎人因病去世，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又断了一次。这一断就是近十年。期间，小儿子长大成人，在山上娶了个同样来自山区的姑娘，他们的家庭也开始扩大。

1980年代初，山下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这些政策变革并未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他们依然保持着原始的耕作方式：用木犁翻地，用石磨磨面，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1985年，他们在山腰建起了第一个蜂场。这是小儿子的主意。山间野花很多，适合养蜂。起初只有三箱蜜蜂，后来发展到十几箱。每年产的蜂蜜除了自己食用，剩下的就存放在瓦罐里，等有机会再换取生活用品。

1990年代，山下的变化越来越大。城市里已经有了电视机，但这些现代化的气息并未传到山顶。他们依然用油灯照明，靠天气预测农时。徐朝清的纺车依旧吱呀作响，刘国江的石阶也越修越长。

1995年，一场山洪冲毁了他们下山的必经之路。刘国江花了整整三个月，重新修筑了一条新的山路。这条路比原来的更宽一些，为的是方便小儿子一家下山。

到了2000年，他们的小孙子已经长到了能帮着干活的年纪。这个在山上出生的孩子，每天跟着爷爷学习辨认草药，跟着奶奶学种菜。生活好像就这样循环往复，直到2001年那群意外到访的户外探险者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这些年里，他们的日子过得充实而规律。每天早晨看日出，傍晚数星星。四季更替间，他们种着地里的庄稼，养着山间的蜜蜂，腌制着各种野味和药材。在这与世隔绝的岁月里，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五、重返人间（2001-2010）

2001年5月，一支户外探险队在穿越重庆深山时，意外发现了刘国江和徐朝清的木屋。这群年轻人用数码相机记录下了他们的生活场景：三间木屋前的晒场上摆满了各色药材，屋后的梯田层层叠叠一直延伸到山腰，一群蜜蜂在山花间忙碌地采蜜。

这次偶遇很快通过媒体传播开来。当地政府派人上山探访，发现这对老人竟在这里隐居了五十年。政府工作人员带来了收音机、手电筒等生活用品，还帮他们申请了户口和身份证。

2002年春节，他们的大女儿通过电视新闻认出了父母，立即从四川赶来与父母团聚。这是他们阔别三十多年后的第一次相见。大女儿已经当上了小学校长，还带来了她的儿子，一个在大学读书的青年。

2003年，当地政府出于安全考虑，提出要给他们修建一座新房，但被老两口婉拒了。他们只同意加固现有的木屋，并接受安装太阳能板提供照明。这是他们第一次用上电灯，告别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油灯生活。

2004年，一部关于他们的纪录片在电视台播出。片中展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刘国江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在山间采集草药；徐朝清仍用老式纺车纺线，织布做衣；他们和小儿子一家一起收获蜂蜜，腌制冬季的腊肉。

2005年，当地林业部门发现他们种植的几种珍稀药材具有重要价值。政府派专家上山考察，确认他们在无意中保护了几处珍贵的野生药材基地。这些药材后来被列入保护名录，他们的山顶住所也成了一处药材保护区。

2006年，一场特大暴雨导致山体滑坡，威胁到他们的居所安全。这次，他们终于同意搬到山下的新房居住。但他们坚持每隔几天就要上山查看药田和蜂场。新居里安装了电视机，但他们很少开启，依然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规律。

2007年冬天，刘国江生了一场重病。医生建议他们搬到城里治疗，但老人坚持在山下的新家养病。期间，很多记者前来采访，想要了解他们五十年隐居生活的故事。面对镜头，他们总是说着同样的话：＂山上有我们的药材和蜜蜂，走不开。＂

2008年，他们的故事被搬上舞台，改编成一部话剧。剧组邀请他们观看演出，这是他们第一次走进剧院。看完演出后，他们只说了一句话：＂山上的日子，比这个还要热闹。＂

2009年，一些年轻人开始慕名前来拜访，向他们学习种植药材和养蜂的技术。他们将几十年摸索出来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这些年轻人。渐渐地，他们的新家成了一个小型的＂农耕课堂＂。

2010年，徐朝清因病住院。在医院里，她仍然惦记着山上的药材。出院后，他们又回到了往常的生活轨迹：一周去几次山上，照看药材，检查蜂箱，然后回到山下的新家。只是这一次，他们在新家的院子里也开辟了一片小菜园，种上了一些常用的药材，架起了瓜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