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是《老子》中的“圣人”，老子笔下的圣人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抽象的“人”，是大道的形而下表达。

各家各派都有自己树立的圣人，比如儒家的圣人有尧舜禹、商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朱熹整理儒家道统，儒家的传道体系更加完备，圣人更多，只要符合他建立的“道统”，即“中庸之道”传道要求的，都被列入圣人范畴。

在他看来，孟子之后，儒家道统从孟子以后就中断了，像荀子那样的大儒，因为“其道不纯”，杂有“黄老”道家思想，故不能列入儒家道统谱系，而“当朝”名儒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都是接续孔孟之道的前贤，都被列入圣人之列。

跟儒家的道德楷模不同，道家的圣人不是古代传说人物，比如伏羲、黄帝；也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比如商汤、文武周公；更不是现实社会的王公、国君，而是自然之道在社会实践的化身，是大道的代言人，是虚拟的大道践行者，即“为道者”。

所以，但凡老子笔下的“圣人之治”都是“道治”，而不是“德治”，更不是“仁义礼治”。

传统观念上，我们常把“道”与“德”合称为“道德”，并且将此观念引进对《道德经》的理解上，想当然地认为《道德经》一定会涉及伦理层面的“道德”之义，实则是我们的误会。

《老子》本来分为上下两篇，首句分别以“道可道”和“上德不德”开头，故以“道”字和“德”字为其篇名，篇名仅为标识，并无实质意义。

同时，注释者因其篇名而以为上篇专言道，下篇专言德，也不对。它只是分为两篇而已，并无实质意义。后来出土文本全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后，如此，则应该称之为《德道经》。

所以，《道德经》只是按照上下篇首句而定的篇名，并非意味着老子讨论“道德”。

比如《论语》的“学而篇”，首句为“学而时习之”，并不等于这句话就是这一篇的核心。其中的“吾日三省吾身”；“礼之用，和为贵”以及仁、孝、信等道德范畴，更为重要。

那么，为何老子笔下的圣人不是具体人呢？

因为任何人都会有“人”的局限性，是这个就不能是那个，是大禹，就不能是周公。而道没有规定性，它在万物，就顺遂万物，随方就圆，物是啥性状，它就是啥性状。

圣人是“惟道是从”者，它跟道一体不分，因此，作为一个“人”，他不可能是任何一个人，而是所有人的抽象组合，所以，“圣人以百姓之心为心”，他代表的是天下人，包括尧舜禹、文武周公。但绝不会倾向于他们人。

道家的圣人会对百姓区别对待并提出要求吗？不会。

圣人是天下人的代言人，无论是天子王侯，还是黎民百姓，一视同仁，“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圣人没有任何特异于百姓的地方，全“玄同”于百姓。

也没有“亲疏”“利害”“贵贱”之分，没有“善、不善”、“信、不信”之别，因为这些看似对立的情绪，全是因为“人”的好恶以及价值取向所认定的，而“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圣人不是道德榜样，也不好为人师，他“能辅而弗能为”，他是百姓之“辅”，不是百姓之“主”，他“被褐怀玉”于百姓之中，奉行“不言之教”，他不依赖国家政令来推动所谓的“教化”，因此他不会对百姓提出任何要求。

所以，无论是“虚其心，弱其志”，还是“挫其锐，解其纷”，或者“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等等，其中的“其”都是指代“圣人”，而不是对百姓的要求。

因为“道法自然”，所以，圣人对百姓也是“能辅百姓之自然而弗能为”，以百姓的自然自在为准则，辅助他们“自化”，“自富”，而不能对百姓立规矩、树权威、提要求。

其中的“自化”就是百姓的自由发展，“自富”是百姓的自主创造价值，立规矩就是“天下多忌讳”的条条框框束缚，树权威就是“邦利器示于人”——对百姓耀武扬威，提要求就是“以正治国”。

此处的“以正治国”最容易产生误会。不要认为这是正面引导，其实“以正治国”，跟“尚贤”是一样的负面意义，都是老子批评的对象，因为道无“正奇”之分：“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祅”，强调“以正治国”，必然导致“以奇用兵”。

王弼老子注云：“以道治国则国平，以正治国则奇兵起也”。王夫之反问：“以‘正’正其‘不正’”，恶知‘正’者之固将‘不正’邪？”焉知所谓的“正”本就是“不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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