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和两位好友相继指出我对《老子》的解读有误，认为老子并不主张“报怨以德”，这一点跟孔子的“以直报直，以德报德”思想是相同的。

因此他们认为我的“版本”有问题，并说他们的参考书原文第79章是“和大怨，必有余怨，报怨以德，焉可以为善”，就是说：老子认为“报怨以德”不是化解大怨的好办法。

一开始我不以为然，我请他们对照原文。他们先后回复说：查看原文的确如此。我请他们发来原文，今天发来的原文是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内容果真如此。

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因为至少在我所接触的《道德经》版本里，第79章是不会在“和大怨，必有余怨，焉可以为善”中间有一句“报怨以德”。对照《中华道藏》诸家版本，无论是王弼本、河上公本、严遵本、傅奕本这些“传本”，还是帛书甲本、乙本、汉简本这些“出土本”，79章都没有“报怨以德”。

那么，“报怨以德”在63章是什么意思？79章到底有没有“报怨以德”呢？

63章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也，为大于其细也。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于无难。”

对于“以德报怨”的解释，大多不离恩德化解之说，或者本无恩怨之分，都有道理。但结合前后文意，圣人为“小”、为“易”、为“德”，因此就不会有“大”“难”“怨”的存在。

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圣人防患于未然，根本不存在冤仇。

所以在79章才会说“和大怨，必有余怨，焉可以为善”之说：仇怨也有从无到有，积小为大的过程，如果在冤仇“未兆”之时就已化解，哪里会有大的冤仇呢？何况大的冤仇一旦结下，是不容易化解的？

但是河南大学出版社的《道德经》原文却在“和大怨，必有余怨，焉可以为善”中间多了个“报怨以德”的句子，不知是无意“误窜”，还是故意为之，也许是想以孔子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来协调老子的“报怨以德”的思想冲突？

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第79章的“报怨以德”在正统《老子》文本里都不存在。更重要的是：“报怨以德”是“圣人执右契，而不责于人”的“有德司契”，是老子的正面主张，而不可能在后面的论述中，自相矛盾地提出“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的结论。

因此，如果老子没错，那么就是后人编校文本造成的错误。那么到底是谁的错呢？

从理性上说，《道德经》这样的思想作品，不可能出现相互抵牾的明显失误，没有是非善恶之分的道家的圣人，他是“恒善救人”的，“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不可能对“报怨以德”发出“安可以为善”的反问，这从根本上肯定了“报怨以德”的主张。

何况奉行“无为之治”的圣人“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未雨绸缪，不会坐视事态恶化！故曰“有德司契”，他早就堵塞了怨恨发生的源头。

两个案例

西汉刘向在《新序·杂事四》中有一个“梁亭夜灌瓜”的故事，讲的就是以德报怨的道理。

梁国（魏国）与楚国边界都种瓜，梁国勤于灌溉，瓜苗生长旺盛，楚人嫉妒，就毁坏梁国人的瓜田。梁王不报复，就让人秘密灌溉楚瓜使其长势改善，楚王得知后以重礼谢罪并与梁国建立友好关系。

刘向感慨道：“老子曰‘报怨以德’此之谓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别人做的不好，你为什么要效仿呢？

曼德拉的“和解与宽恕”也是“报怨以德”的现实案例，他被关押27年，出狱后，他邀请虐待过自己的种族主义者参加就职典礼，并向他们鞠躬致敬，推动了种族和解。

面对个人苦难，曼德拉选择了宽恕而非报复，展现了超越仇恨的力量，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强者姿态。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胜人者，有力也；自胜者，强也”，强大并非表现抱怨与武力上，真正的强大是内心不怯弱的自信，是对战胜强敌的坚定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