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六年（1917）9月，肺鼠疫首先在乌拉特前旗境内五原县乌梁素海西岸扒子补隆地区爆发流行，死亡约70余人。下旬，一支运输毛皮的马车队将疫情向外迅速传播，下旬传入包头，10月传入萨拉齐、土默特和绥远，再波及清水河、托克托、凉城、集宁、卓资、丰镇等地，进而从丰镇、大同沿京包、正太、北宁、京汉、津浦等铁路传播到山东、安徽、南京等省市，构成全国范围的疫情传播。
图1 1918年肺鼠疫惨状
部分资料有失公允，将疫情源头直指扒子补隆天主堂。然而鼠疫学专家胡尔钦毕力格（1917-1968）曾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负责查明内蒙中西部的鼠疫疫源，他在一份报告中指出：“1917年11月26日，扒子补隆（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新安镇）附近发生肺鼠疫，向东传播，12月进入包头，同月23日侵入萨拉齐。”[1]。虽然地区无二，但来源显然并无明确指向。
图2 南怀义
当时，石窑子本堂南怀义（Juul Acicq，1869-1918）赶来将军窑子为感染疫情的本堂步世明（Frans de Boeck，1863-1917）终傅，12月26日，步世明安息主怀。
图3 步世明
民国七年（1918）元旦当天，北洋山西省政府接到电话，中央急电告知归绥属境五原发生肺型鼠疫。三天后，段祺瑞政府外交、内务、交通三部门联合给山西省政府打电话称美国医生认为五原一带的时疫可能为肺鼠疫。随后，北洋政府派遣曾组织扑灭宣统二年（1910）东北肺鼠疫大流行的鼠疫防治专家伍连德前往山西五原一带视察疫情。[2]
1月4日，南怀义也因感染而在将军窑子安息主怀。
虽然此次瘟疫最终在三个月内被扑灭，但其中自然因素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而在当时的中国，疫情扩散至全国几乎是必然的。伍连德于民国七年（1918）在《大公报》上发表的讲话中说：“余问以所遭遇之困难，伍君答第一困人民塞野毫无知识，第二困地方知事拒不承认有发生瘟疫情事，第三困军队权力太重多数人民心怀畏惧，加之医无一定机关可以为诸医士之主脑，盖其时虽有一检疫委员会奉令设置而会员多至三四十人，人人欲奋发有为而初不知如何着手，今兹局势之所需者，乃一人赋有其权更有一医学专家资其顾问足矣。”[3]
以上提到的这些情况大大耽误了当时防疫工作的进程，错过了防疫的黄金时期，而当时中国百姓的对于西医解剖尸体、焚烧尸体和房屋的行为也非常愤怒，这种受到传统文化和习俗影响而形成的传统观念也给防疫增加了困难，并且在当时人民对外国人普遍敌视的情况下各偏远乡村地区的百姓对外国人自然更加敌视，在是年全国各地防疫过程中敌视、阻挠外国人展开防疫的事例比比皆是，《大公报》也对此多有记载。伍连德也因“解剖尸体引起当地老百姓敌视，聚众滋事，此后当地老百姓对伍医士恨之入骨，对其工作百般阻挠，导致伍医士在该区无法继续进行防疫工作，最终由内务部改派何怀德为委员，以代伍氏，始得将防疫事宜渐渐布置”。这场鼠疫最终在民国七年（1918）3月底4月初被扑灭，但其扩散范围广、影响面积大，给当时中国的百姓造成了灾难，也有多名传教士染疫而安息主怀，并因教堂被指为疫情源头而给蒙地传教事业蒙上了阴影。
[1]刘维：《解放前四次鼠疫流行对准格尔旗的危害》，载于《鄂尔多斯文史资料》（合订本）第一卷，内部资料，2018年，第337页。
[2]《大公报》1918年1月23日刊。
[3]《东方杂志》1918年第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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