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深秋，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落幕，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精锐已损失殆尽，兵败如山倒的颓势再也无法逆转。

长江防线失守后，国民党残余势力纷纷向南逃窜，从华东到华南，再到西南边境，昔日不可一世的“中央军”沦为丧家之犬，顺应历史潮流选择起义、投诚的部队与日俱增。

有人看清局势，放下武器谋求新生；有人执迷不悟，妄图负隅顽抗保住所谓的“党国基业”，国民党第九军军长孙进贤，便是后者中极具代表性的一员，他的一生，既有抗日战场上的热血瞬间，更有解放战争中的顽固荒诞，最终落得个身死名裂、被双方“抛弃”的黑色结局。

诸多研究民国军事史的学者曾评价，孙进贤是个“能力与野心并存，运气与糊涂交织”的复杂将领，他的崛起离不开机遇加持，覆灭则源于自身的顽固与短视，若抛开立场不谈，他的军旅生涯堪称一部民国杂牌军官的挣扎史。

1907年，孙进贤出生于河北庆云（今属山东德州）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彼时的中国正值清末乱世，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底层百姓流离失所，年少的孙进贤为了谋生，早早便投身行伍，加入了山东地方警备旅，成为一名普通士兵。

相较于当时国民党军队中出身名门的将领，孙进贤毫无背景可言，只能凭借敢打敢冲的劲头在部队中摸爬滚打，而他的命运转折点，源于部队的一次整编。

后来，他所在的山东警备旅被正式编入国民革命军第57师，这支隶属于74军的部队是国民党核心嫡系之一，装备精良、军纪相对严明，孙进贤也借此机会，从地方“杂牌”士兵，摇身一变成为中央嫡系部队的一员，迈出了仕途崛起的关键一步。

在57师服役期间，孙进贤展现出了远超同龄士兵的军事素养，不仅作战勇猛，还具备一定的指挥能力，很快便从士兵逐步晋升为下级军官，更得到了时任57师师长施中诚的赏识。

施中诚出身军旅世家，为人务实，十分看重有真才实学的下属，他见孙进贤是块“可塑之才”，便主动保送其进入黄埔军校高教班第五期受训，要知道，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中，黄埔出身便是“嫡系中的嫡系”，是晋升的重要资本。

在黄埔军校受训期间，孙进贤系统学习了军事指挥、战略战术等专业知识，不仅开阔了眼界，更结识了一批国民党高层军官，嫡系烙印进一步加深，也为他日后的晋升埋下了伏笔。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陷入危亡之际，孙进贤跟随57师奔赴抗日前线，先后参与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常德会战等多场正面战场的惨烈战役，这也是他军旅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一段经历。

不少当年跟随孙进贤作战的老兵回忆，在抗日战场上，孙进贤绝非贪生怕死之辈，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甚至多次在绝境中带领部队突围，深得士兵敬重，有老兵曾坦言：“孙军长在抗日时是条汉子，打起鬼子来不要命，这一点我们都服他。”

淞沪会战中，57师奉命坚守蕴藻浜、大场等地，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和猛烈炮火，部队伤亡惨重，多次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孙进贤当时担任营长，带领部下坚守阵地，即便身边的战友接连倒下，也始终没有后退一步。

战役结束后，57师伤亡过半，校尉级军官损失惨重，不少建制被打散，而孙进贤却在枪林弹雨中奇迹般存活，有人说他运气好，也有人说他懂得审时度势，懂得在激战中保护自己，无论如何，这份“幸存”让他得以在后续的战役中继续崭露头角。

武汉会战期间，孙进贤跟随部队在田家镇、万家岭等地与日军展开拉锯战，彼时的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中国军队则面临着装备落后、补给不足的困境，即便如此，孙进贤依旧带领部下顽强抵抗，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凭借战功逐步晋升为团长。

真正让孙进贤名声大噪的，是1943年的常德会战，这场被称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战役，惨烈程度震惊中外，日军集中3个师团4万余人的兵力，对常德城发起连番猛攻，而孙进贤时任57师170团团长，奉命坚守常德城核心阵地。

战役打响后，日军凭借飞机、大炮的掩护，对170团的阵地发起疯狂轰炸，阵地多次被日军突破，孙进贤带领部下奋勇反击，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每一寸土地都经过反复争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有史料记载，当时170团下辖3个营，共计1200余人，经过数日的激战，部队伤亡惨重，士兵们弹尽粮绝，只能用大刀、长矛与日军对抗，到战役后期，整个170团只剩下20余人，孙进贤本人也身负重伤，手臂被子弹击中，鲜血染红了军装。

即便陷入绝境，孙进贤依旧没有放弃，他带领残部在废墟中坚守，与日军展开最后的抵抗，而此时的57师全师也只剩下240人，师长余程万深知继续坚守下去只会全军覆没，于是在12月3日凌晨下达了突围命令。

余程万安排169团团长柴意新带领51名官兵留下牵制日军，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孙进贤则跟随余程万，带着剩余的官兵趁夜突围，经过数日的艰难跋涉，最终只有80多人抵达德山，与友军汇合，孙进贤便是其中之一。

常德会战结束后，余程万因未经上级批准擅自突围，被撤销师长职务，而孙进贤则因坚守阵地有功，不仅没有受到处罚，还继续担任170团团长，后续又先后参与了长衡会战、湘西会战，跟随继任师长李琰出生入死。

值得一提的是，在湘西会战中，孙进贤所在的57师表现突出，与74军军部一同获得荣誉旗，而同在74军编制内的51师、58师，当时都未曾获得过这一荣誉，这也成为孙进贤军旅生涯中的高光时刻。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意愿，悍然发动内战，孙进贤也跟随部队卷入了内战的漩涡，而他的命运，也从此时开始逐步走向下坡路。

1946年4月，74军军长施中诚外调，遗缺由张灵甫接任，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孙进贤作为施中诚一手提拔起来的“旧部”，自然受到了张灵甫的排挤，张灵甫出身黄埔四期，性格孤傲，十分看重自己的嫡系势力，对孙进贤这样的“外来户”始终心存芥蒂。

孙进贤深知自己在张灵甫麾下难以立足，与其被排挤打压，不如主动退让，于是他主动申请外调，重新回到山东，出任龙口军警联合稽查处的处长，负责当地的治安、稽查工作，暂时远离了前线战场的纷争。

对于孙进贤的这一选择，后世有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他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懂得规避风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他是野心勃勃，想要在地方积累势力，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没过多久，第8军军长李弥派遣周开成前往龙口，组建山东省警备第4旅，当时的李弥正在扩充势力，急需有军事经验、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才，而孙进贤作为龙口当地的“东道主”，又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自然成为了周开成拉拢的对象。

孙进贤也深知，仅凭一个稽查处处长的职位，难以实现自己的野心，而李弥手握重兵，跟随李弥，或许能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于是他主动配合周开成，出力颇多，帮助周开成快速充实了警4旅的编制，整顿部队纪律，提升部队战斗力。

凭借着出色的表现和周开成的推荐，孙进贤被任命为警4旅副旅长，正式成为李弥麾下的一员，而这一选择，也让他彻底卷入了华东战场的内战之中，一步步走向深渊。

李弥出身黄埔四期，是国民党军中的实力派将领，为人狡诈，善于钻营，他十分看重孙进贤的军事能力，对其加以重用，在李弥的提拔下，孙进贤的仕途一路顺畅，先后升任新编第20旅少将旅长、第237师师长。

有学者分析，孙进贤之所以能得到李弥的重用，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有军事才能，能打仗、会带兵；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深厚的背景，对李弥忠心耿耿，不会对李弥的地位构成威胁，是李弥可以信赖的“心腹”。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爆发，这场战役是国共双方战略决战的关键一战，国民党投入了大量精锐部队，孙进贤率领的237师作为李弥兵团的一部分，也奉命参战，驻守在徐州外围，负责掩护主力部队的侧翼。

彼时的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兵力雄厚、战术灵活，而国民党军队则指挥混乱、士气低落，各部队之间相互猜忌、互不配合，难以形成有效的战斗力，孙进贤的237师虽然作战勇猛，但也难以挽回败局。

战役期间，李弥兵团被解放军包围在陈官庄、青龙集一带，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孙进贤带领237师奋力突围，却多次被解放军击退，部队伤亡惨重，最终，237师在淮海战场全军覆灭，大部分官兵战死或被俘。

与其他被俘或战死的将领不同，孙进贤展现出了极强的“逃生能力”，他趁着战场混乱，化装成普通士兵，混在俘虏中，最终成功逃脱，一路辗转潜回南京，而他的上司李弥，也凭借着同样的手段成功突围，两人可谓是“难兄难弟”。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中损失惨重，大量高级军官战死或被俘，能够成功突围的高级军官寥寥无几，孙进贤的归来，让李弥十分欣慰，也更加看重他，于是李弥重新提拔他，任命他为新组建的170师师长，让他负责收拢残部，扩充兵力。

孙进贤虽然重新获得了重用，但他也清楚，此时的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昔日的精锐部队早已覆灭，新组建的170师大多是收拢的残兵、逃兵，战斗力低下，再加上装备落后、补给不足，想要与解放军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

即便如此，孙进贤依旧没有放弃，他一边收拢残部，一边整顿部队，试图提升部队的战斗力，可此时的国民党军队早已人心涣散，士兵们厌战情绪严重，不少人甚至偷偷逃跑，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1949年下半年，随着解放军逐步解放华东、华南地区，国民党残余势力纷纷向西南逃窜，孙进贤也带领170师，跟随李弥一路向西撤退，途经湖南、贵州，最终抵达云南，试图将云南作为“最后的根据地”，负隅顽抗。

当时的云南，由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掌控，卢汉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不愿再跟随蒋介石陪葬，于是暗中与解放军取得联系，筹划起义事宜，这让驻守在云南的国民党残余部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1949年12月9日，卢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和平起义，脱离国民党阵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卢汉的起义，彻底打破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在西南的布局，也让孙进贤等人陷入了绝境。

当时，在云南主持大局的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汤尧得知卢汉起义的消息后，勃然大怒，他不甘心就这样失去云南，于是下令兵分两路，向昆明发起进攻，企图打败卢汉，重新掌控云南，同时阻止解放军入滇。

汤尧是国民党军中的老牌将领，性格固执，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他深知，云南是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大陆的最后一块立足之地，一旦失去云南，他们将彻底沦为丧家之犬，只能被迫逃亡国外。

孙进贤接到汤尧的命令后，立刻带领170师出兵，向昆明发起进攻，彼时的他，或许是想凭借战功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或许是真的想保住所谓的“党国基业”，作战十分卖力，成为进攻昆明的主力部队之一。

可汤尧的如意算盘终究没能得逞，卢汉起义后，得到了解放军的支援，解放军迅速入滇，与卢汉的部队协同作战，抵御国民党残余部队的进攻，双方在昆明外围展开激战。

由于解放军和卢汉的部队兵力雄厚、战术灵活，而汤尧率领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则士气低落、装备落后，再加上补给不足，仅仅一个礼拜后，汤尧的主力部队便大多被歼灭于曲靖、沾益地区，仅剩的残部被迫龟缩在蒙自、个旧一线，陷入了绝境。

就在国民党残余部队一片哀嚎、人心惶惶之际，孙进贤却迎来了自己的“晋升”，汤尧见他在进攻昆明的战斗中十分卖力，又深知他是李弥的心腹，于是火线提拔他为第9军少将军长，负责指挥170师及其他收拢的残部，继续抵抗解放军的进攻。

可此时的第9军，不过是徒有虚名，所谓的“军长”，与之前的“师长”并没有太大区别，手下的兵力依旧是那些残兵，装备落后、补给匮乏，根本无法与解放军抗衡，不少官兵都清楚，这个“军长”的职位，不过是个烫手山芋。

有当年的第9军士兵回忆，得知孙进贤被提拔为军长后，部队里没有丝毫喜悦，大家都心知肚明，国民党已经彻底完了，这个军长，不过是用来凑数的，迟早都会沦为解放军的俘虏。

1950年1月，入滇的解放军第13军、第14军等部队，朝着蒙自、个旧一线的国民党残兵猛扑而来，势如破竹，国民党残兵根本无法抵挡，纷纷溃败，此时的李弥、余程万等人，早已看清局势，知道继续抵抗下去只会全军覆没，于是纷纷趁着混乱，登上飞机，逃往台湾，留下汤尧和孙进贤等人收拾烂摊子。

汤尧原本也想登上飞机逃往台湾，可当他赶到机场时，解放军已经杀到了机场附近，机场被解放军包围，他根本无法登机，无奈之下，汤尧只能下令，让曹天戈率领的第8军和孙进贤率领的第9军兵分两路，相互掩护，向缅甸方向撤退，试图逃到缅甸，再伺机反扑。

汤尧的这一命令，本是为了保全残余势力，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孙进贤竟然会不顾大局，为了自己活命，抛弃战友，独自逃亡，将“死道友不死贫道”的自私本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孙进贤接到命令后，根本没有打算与第8军相互掩护，他认为，与第8军一同撤退，目标太大，容易被解放军追上，想要活命，就必须尽快逃离，于是他下令麾下部队全速撤退，丝毫不管身后的第8军。

当时，两支队伍需要渡过沅江（元江），才能继续向缅甸方向撤退，孙进贤带领第9军率先渡江，而曹天戈的第8军则留在对岸，负责掩护第9军渡江，可就在第9军全部渡江后，孙进贤却得知解放军已经逼近沅江大桥。

为了阻止解放军追击，也为了彻底摆脱第8军的拖累，孙进贤竟然下令，炸毁沅江大桥，随着一声巨响，沅江大桥被彻底炸毁，留在对岸的第8军官兵瞬间傻了眼，他们不仅失去了渡江的通道，还被解放军包围，陷入了绝境。

曹天戈得知大桥被炸毁后，气得捶胸顿足，痛骂孙进贤自私自利、不顾袍泽之情，扬言只要抓住孙进贤，必定以军法处置，可他此时早已自身难保，根本没有机会去找孙进贤算账…

没有了渡江通道，又被解放军包围，第8军官兵士气低落，根本无法抵抗解放军的进攻，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第8军被解放军彻底歼灭，曹天戈、汤尧等人悉数被俘，汤尧也成为了解放军在战场上俘虏的级别最高的国民党高层之一。

炸毁大桥后，孙进贤自以为得计，他认为，没有了大桥，解放军就无法快速追击，只要翻过早先的无量山，就能成功逃到缅甸，彻底摆脱解放军的追击，于是他对部下高兴地说：“翻过早前的无量山，解放军就彻底追不上我们啦！”

孙进贤的这番话，让麾下的官兵们暂时看到了希望，纷纷加快脚步，向无量山方向撤退，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解放军早已料到他们会向缅甸方向逃窜，提前在无量山布下了埋伏，等着他们自投罗网。

早在解放军发起入滇攻势前，第13军37师师长周学义就预判到，国民党残余势力走投无路时，必定会向缅甸方向逃窜，而无量山是他们逃往缅甸的必经之路，于是他提前安排37师一部、滇桂黔边纵队9支队，在无量山布防，封锁了所有通往缅甸的通道。

由于布防的兵力不多，总共只有600余人，周学义特意亲自坐镇指挥，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力争将所有逃向缅甸的国民党残兵围而歼之，同时避免自身出现过大伤亡。

有军事专家分析，周学义的这一部署十分高明，他深知国民党残兵此时早已人心涣散、士气低落，虽然兵力占据优势，但只要利用好无量山的地形，采取伏击战术，就能以少胜多，将其歼灭。

1950年2月4日，孙进贤带领第9军残部3000余人，抵达无量山脚下，此时的他们，经过多日的逃亡，早已疲惫不堪、饥寒交迫，不少官兵都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根本没有了往日的战斗力。

正当孙进贤部以为能顺利翻过山，冲出国门之际，突然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枪声，子弹像雨点一样朝着他们射来，解放军的伏兵纷纷冲出，将第9军残部团团包围。

本就没有斗志的国民党官兵，听到枪声后瞬间乱作一团，纷纷丢掉武器，四处逃窜，根本不想着抵抗，孙进贤虽然极力指挥部队反击，想要突围出去，可麾下的官兵早已人心涣散，根本不听从他的指挥。

无奈之下，孙进贤只能带领残部躲入无量山中，凭借着无量山复杂的地形，准备顽抗到底，能拖一天是一天，他认为，只要坚持下去，或许能等到台湾方面的救援，或许能找到机会，继续向缅甸方向逃窜。

可孙进贤终究是低估了无量山的恶劣环境，也低估了解放军的决心，无量山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气候潮湿，不仅缺乏粮食和水源，还遍布着毒蛇、蚊虫，对于这支早已饥寒交迫的残部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他们一共有3000余人，每天的吃喝拉撒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逃亡途中携带的粮食，仅仅几天就被吃完了，粮食吃完后，他们只能杀战马充饥，战马吃完后，就只能挖野草、剥树皮吃，甚至有不少官兵因为误食有毒的野草，不幸身亡。

随着时间的推移，部队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不少官兵开始纷纷逃离，部队已隐隐有溃散之势，孙进贤深知，继续顽抗下去，只会全军覆没，要么被解放军歼灭，要么饿死、病死在山中，无奈之下，他只能让部队情报科科长陈子强，前往解放军的阵地，与解放军“和平谈判”。

另一边的解放军，经过几天的战斗，也出现了不小的伤亡，虽然成功包围了孙进贤部，但由于兵力太少，只有600余人，若是强行发起进攻，虽然最终能歼灭敌人，但自身也会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因此，解放军也愿意与孙进贤部谈判，尽量减少伤亡。

师长周学义接到孙进贤部想要谈判的消息后，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出109团副团长周峰，前往孙进贤部的阵地，与陈子强交涉，周峰为人沉稳、善于谈判，周学义相信，他能够顺利完成谈判任务，争取让孙进贤部无条件投降。

谈判一开始，陈子强就代表孙进贤，提出了第一个条件：要求部队先不缴械，暂时保留武器，理由是，这一路以来，他们的部队对百姓做了不少坏事，担心缴械后，返程不安全，会遭到百姓的报复。

听到这个条件后，周峰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拒绝道：“必须就地缴枪，这是底线，没有商量的余地，至于你们担心的安全问题，解放军会负责到底，沿途会安排兵力护送，绝对不会让百姓伤害你们中的任何人。”

陈子强见第一个条件被拒绝，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他沉默了片刻后，又提出了第二个条件：如果必须上缴武器弹药，那么官兵的私人物品不能被没收，特别是要保证孙进贤等高级长官的待遇不变，不能歧视他们。

对于这个条件，周峰爽快地答应了，他说道：“我党有明确的政策，对待投降的国民党官兵，一律既往不咎，绝不会没收你们的私人财产，也不会歧视你们，高级长官的待遇也会得到保障，你们完全可以放心。”

得到周峰的承诺后，陈子强松了口气，随即提出了最后一个条件，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条件：希望解放军能给孙进贤和第9军残部“起义”的名声，而不是“投降”，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声，更是与起义对应的待遇和相应的安排。

陈子强解释道，孙进贤作为国民党的军长，若是以“投降”的身份放下武器，日后不仅无法立足，还会遭到台湾方面的报复，而若是以“起义”的身份归顺，就能获得更好的待遇，也能保住自己的名声。

可对于这个条件，周峰依旧摇了摇头，坚定地说道：“新中国都已经成立了，你们是仍在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队，没有主动归顺的意愿，直到走投无路才愿意谈判，能无条件投降，已经是解放军给你们的宽大政策了。”

周峰继续说道：“如果在淮海战役前，你们能认清局势，主动放下武器，选择起义，或许还能算起义，享受相应的待遇，但现在，你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再谈起义，已经晚了。”

见周峰态度坚决，陈子强为了争取谈判空间，竟然开口威胁道：“如果不能给我们起义的名声，孙军长或许还会想带着部队，跟你们打一仗，到时候鹿死谁手，还说不准会怎么样。”

面对陈子强的威胁，周峰丝毫没有畏惧，他冷笑一声，说道：“你们要是真的有这么厉害，国民党几百万装备精良的部队，现在在哪？早就被解放军歼灭了，你们不过是一群走投无路的残兵，根本没有资格与我们谈条件。”

周峰顿了顿，又语重心长地说道：“我奉劝你们，为手下的战士们想想，为他们的家人想想，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放下武器，归顺解放军，才能获得新生，才能与家人团聚。”

陈子强深知，周峰说的是实话，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终究得不到，此时的第9军残部，早已人心涣散，没有一个人愿意再继续打仗，就算孙进贤强行下令反击，也没有人会听从指挥。

陈子强只能将谈判的结果，如实汇报给孙进贤，孙进贤得知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继续顽抗下去，只会全军覆没，无奈之下，他只能做出妥协，同意带着部队下山，向解放军投降…

率大军入滇的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听说孙进贤带领部队投降的消息后，为了顾全孙进贤的“脸面”，也为了争取更多的国民党残余官兵归顺，特意下令，让宣传部门在对外发布消息时，将“投降”改成了“投诚”，这样一来，显得孙进贤是主动归顺，态度良好，也能给其他国民党残余官兵树立一个榜样。

孙进贤下山后，得知自己被定性为“投诚”，心中还有一丝欣慰，可当他偶然得知，包围他们的解放军，竟然只有600余人，而自己麾下有3000余人时，心中瞬间充满了懊悔，他捶胸顿足地说道：“早知道带着几千弟兄强行突围了，凭我们的兵力，怎么也能冲出去，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