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stasia Fainberg为《纽约客》拍摄
不知怎的，飞机降落后，安德烈斯和达莉亚还没走到出租车候客点，达莉亚的钱包就不见了。
意识到钱包丢失时，达莉亚突然想把包里的东西全倒在地上翻找——在她看来，要是纵容自己这种孩子气的冲动，丢失的物品或许会神奇地重现。可她已是成年女性，一直努力克制着这类冲动。
其实那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钱包，更像是个黑色皮革小袋，大小刚好能轻松装下她的护照、居留卡、信用卡、借记卡、地铁卡、家门钥匙，还有一张安德烈斯的小型宝丽来照片、两支钢笔，以及七千比索现金。她用磕磕绊绊的西班牙语，安德烈斯用母语西班牙语，在航空公司柜台、机场咨询台、安保部门、行李托运处，后来又在电话里跟不同的人重复着这个清单。他们描述丢失的物品，以及物品里装的所有东西，像念祷文或咒语般反复背诵。
工作人员对着对讲机交谈。一阵沉默，更长的沉默，“暂无消息”，最后彻底没了下文。“可护照、居留卡，还有护照、居留卡啊，”达莉亚不停地念叨，语气越来越可怜，“陌生人要我的证件有什么用？”
“我觉得你该给大使馆打电话。”安德烈斯说。
“大使馆？”
大使馆究竟是什么？又能做什么？打电话给大使馆是有钱人干的事。只有在大使馆有关系的人才会打——比如有个叫泰迪的大学好友在那儿，或是有欠人情的大使。没人欠达莉亚什么。
但安德烈斯说不是这样。丢了护照的人会打给大使馆，做了蠢事的晒伤游客也会打——一旦大使馆接了达莉亚的电话，她在官方层面就成了那类人。可她并没有晒伤，从来没有过。而且，她都已经启动法律程序，准备把这个国家当作自己的家了，还算得上游客吗？她早就没有旅游签证了，她有在这里居住的许可。可护照还是“背叛”了她。
达莉亚向大使馆电话那头的人说明了自己的情况。那声音毫无感情，问她计划何时回“美国”老家。达莉亚顿时不快。“我不回去。”她说，突然想在这通有录音的电话里低声骂一句“去他的美国”——此刻她对美国的愤怒比往常更甚，为这个国家发动的所有战争感到愤怒、羞耻又痛苦。但她没有纵容这股反抗的冲动，反而像念文件似的说道：“我住在墨西哥城。我丈夫是墨西哥人。”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你现在在哪儿？”那声音问。
说真的，她在哪儿？这座城市的名字她想不起来了——这里只是个有机场的城市，他们得先到这儿，再打车去码头，坐渡轮前往要待一周的小岛。她四处张望寻找线索，在一个垃圾桶上看到了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徽章，念出名字时，语气像是在说一个她记恨了很久的人。
“稍等。”那声音毫无征兆地消失了。电话里响起爱国风格的等待音。
或许，很可能，美国也在生她的气。或许美国甚至知道，达莉亚从小学起就拒绝唱国歌。或许正因为这个“过错”，再加上其他种种抗议行为，大使馆不会帮她这个“浪子”。但很快，另一通电话接了进来，是当地领事馆的人，离她只有一英里远。
“我还得把情况再解释一遍吗？”达莉亚问。
领事馆设在一家购物中心里。如今，和国务院打交道竟与买软椒盐卷饼、血汗工厂生产的衣服成了“同一级别”的事，这倒让达莉亚平静了些。终于，这感觉变得真实了。
一个穿着防弹背心的保安告诉安德烈斯，他不能进去，甚至不能在门口附近等候——接着又用西班牙语补充说，安德烈斯可以在美食广场等。
达莉亚按要求关掉手机后，两道厚重的门才“咔嗒”一声打开让她进去。她走进一间荧光灯照明的小房间，排在一个穿佩斯利花纹长裤的女人后面。那女人明显在发抖，身上散发出金属味的龙舌兰酒气。达莉亚盯着女人露背上排列整齐的圆形红瘀痕——女人穿的露背装把瘀痕露了出来。达莉亚认出这是中医拔罐留下的痕迹：用玻璃罐吸附在皮肤上，促进血液循环，释放紧张情绪、缓解疼痛、疏通郁结的“气”。拔罐在北美体弱的白人女性中相当流行，达莉亚知道，自己身上也有同样的痕迹，只是藏在宽松的T恤下面。
几分钟后，那女人毫无顾忌地哭了起来。可轮到她到窗口办理时，却用充满敌意的语气对里面的男人说话——眼泪还没干，怒火却已燃起，仿佛她是男人愤怒的妻子，仿佛男人和她的钱包、护照被盗有关，仿佛这个本可能帮她解决问题的人，就是暗中制造麻烦的人。
这一切情绪让达莉亚有些烦躁，可在机场时，她自己也突然哭了——那是一种原始又丢脸的求救信号，像婴儿的哭声，是本能的、最本质的“需要”的表达。
但此刻在领事馆，达莉亚不想让人看出自己哭过。她是个理性、沉着的女人。她来墨西哥不是度假，而是为了生活——一种远离家人、大部分朋友，以及所有她曾熟悉的“家”的生活。她不要同情，不要安慰，更不想和那个穿佩斯利花纹长裤的女人归为一类。“别小题大做，”达莉亚对自己说，“别他 妈 的小题大做。你就是个丢了护照的蠢货。你就是那个无能的成年外壳里，幼稚的内在小孩。”
窗口里的男人眼神平静，可那女人却毫不在意，仍在诉说前一晚遭遇的暴力袭击：一个蒙面人用枪指着她，另一个把她推倒在地。听起来像电影里的场景。男人会信吗？美利坚合众国能信吗？这重要吗？
“杰里科，”穿佩斯利花纹长裤的女人看着他的名牌说，“我们就没什么办法了吗？警察一点用都没有，根本没用，杰里科。”
杰里科没因为她叫了自己的名字就动摇，也没给这个问题一个像样的回答。他只是给了她一个二维码，里面是她需要填写的表格。他告诉女人，她得回到商场里，去手机壳店旁边的网吧，在那里完成紧急护照申请，还要提交一份说明失窃情况的宣誓书——这些都需要在授权职员的协助下完成。职员还会给她拍新照片，她得支付快递费。如果能在上午11点半前把填好的材料送回领事馆，且瓜达拉哈拉总领馆审核通过，她大概三天后就能去自己选的敦豪快递（DHL）网点领取新护照。领事馆能做的只有这些。
“我觉得警察也掺和进去了，”女人说，仿佛她是第一个发现这里普遍存在腐败现象的人——杰里科或许早就心知肚明。
达莉亚的办理过程还算顺利，除了网吧职员核对材料时，在她的中间名那里停顿了一下。
“塔卢托？”
“是我前夫的姓，”达莉亚说，回想起当初的妥协——既不想完全融入他的家族，又不想彻底割裂，于是用了他的姓，却没完全冠上。
“好吧，”男人挑了挑眉，咧嘴一笑，那神情仿佛已经在离婚这件事上站到了她这边，“现在是你的了。”
可当达莉亚写下自己身体和生活的所有细节——身高、体重、眼睛颜色、职业、出生地、生日、国籍、父亲姓名、母亲姓名、住址、电话、邮箱——拍下照片、录完指纹、签上名字、以生命起誓所有信息属实，把一切交给杰里科并离开领事馆后，她却莫名觉得，自己好像交出了“自我”的所有特质，列出的那些细节再也不属于自己了。没有合法证件，她再也无法证明自己来自哪里、是谁。
达莉亚好几天没开手机。她不确定万一有人打电话来，自己能说些什么。
商场外，安德烈斯用手机软件叫了辆车。现在达莉亚的卡全丢了、注销了，现金也没了，度假期间所有开销都得由丈夫承担。她是他的妻子，是他的经济负担。
车很快就到了，司机下车，满脸堆笑地握手，一边把他们的背包和行李袋搬进行李箱，一边跟安德烈斯说着什么，达莉亚听不懂。
“他想让我坐副驾，”安德烈斯解释道。达莉亚笑了笑，有点怀疑他们是不是要被绑架。但并非如此——只是这个州不允许用这类打车软件，他们得装成朋友的样子。
坐在后座，达莉亚努力想听懂丈夫和司机在说什么，可他们的西班牙语又快又满是俚语，让她越发觉得自己像个“妻子”。达莉亚正过着“美国女性梦”——那种老式的梦想：被人照料、由人买单，而男人们讨论着她听不懂的事。这让她想起最近和安德烈斯发现的一件事：只有被绑起来时，她在接受口交时才能真正感受到快感——束缚感让她觉得卸下了所有责任和自主权，什么都不用做，只需屈从于对方的动作。
“是这种无力感起了作用，”她跟朋友坦白这件事时如此推测，“这是我性欲里神秘安装的‘作弊码’，还是我身体里天生的大男子主义作祟？”
她又试着去听两个男人的对话。他们在说安德烈斯的出生地——司机显然对他的蓝眼睛和墨西哥城口音感到困惑。没人相信蓝眼睛的他是纯墨西哥人；罗马区（La Roma，墨西哥城高档街区）的服务员经常跟他说英语，或许是因为达莉亚就坐在桌子对面，一看就是外国人。达莉亚知道，安德烈斯早就厌倦了反驳别人“他肯定有其他血统”的坚持。她听了一会儿，佩服他一路到渡轮码头都没表现出不耐烦。
“渡轮”这个词似乎不太贴切。那更像艘小船，在海浪里剧烈颠簸前行，船长却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喝着啤酒。达莉亚总想象船会翻掉，把所有人都倒进海里——这个画面越来越清晰：所有度假穿的衣服在水里展开，手机、钱包、手袋沉向海底。或许会有鲸鱼或鲨鱼游来，把乘客一个个吞掉。
但船没翻，也没人突然丧命。小船顺利完成了任务。码头上几个男人夸张地把行李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最后整齐地堆在岸边。
乘客中有一对六十多岁的夫妇，是年纪最大的，背着露营背包，戴着遮阳帽。岛上没有正经汽车，有几个开四轮摩托的人想载他们去酒店，都被他们拒绝了。两人各拄着一对登山杖，稳稳地向陡坡上爬去。达莉亚看着他们坚定的背影，安德烈斯则在手机上查地图。以前他们旅行时，总是她负责指路，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终于，他弄明白了：他们的酒店就在那道陡坡的顶端。他坚持要拎两个行李袋和那个大一点的背包，达莉亚没反对这样分工。她仔细看着安德烈斯。她在享受他的过度付出吗？她还知道自己是谁吗？
那一周，达莉亚几乎什么都没带——没带手机、钱包、钥匙。不知为何，她读不进带来的书，也没像往常那样随手记笔记。一种强烈的、恍惚的被动感笼罩着她。第一次出去吃饭时，她让安德烈斯帮她选菜、点餐。虽然他一开始有点犹豫，但达莉亚盯着他，他还是妥协了。
网吧职员给了她四张新护照照片，可申请只用两张。照片拍得特别丑，职员当时就提出可以重拍，达莉亚却拒绝了。反正身份证照片从来拍不出真实的自己，只能拍出政府眼中的你——一堆特征、一个纳税人、一个潜在嫌疑人。
“简直像警局存档照。”安德烈斯说。到酒店房间后，达莉亚把多余的照片扔进了浴室垃圾桶。
第二天早上躺在沙滩上，达莉亚想，自己的脸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她经常要跟见过好几次的人重新自我介绍，因为对方根本记不住她。她的头发没有明确的颜色；眼睛按理说算蓝色，其实更偏灰色——别人的蓝眼睛总能引来评论，可从来没人提过她的眼睛。有次发型师没法给她的脸型分类，最后说她的脸型介于所有类型之间。而且无论达莉亚去世界上哪个地方，总会有陌生人在街上拦住她问路，仿佛她的存在如此“中立”，几乎在哪儿都显得“属于这里”。
安德烈斯在海里游来回——一趟仰泳，一趟蛙泳。他有没有注意到妻子这种“平庸感”？还是说他能透过表象，看到某种隐藏的独特之处？达莉亚看了他一会儿，突然担心他上岸后认不出自己。这想法很蠢，或许也算个实际顾虑。不会的，达莉亚安慰自己，丈夫不会瞥了她一眼，然后继续在其他沙滩毯上找他的妻子。为了保险起见，她站起来朝他挥手，他也挥了挥手——或许只是在游泳时随手划了一下？
海湾里停着一艘大船，比他们前一天坐的那艘大得多。达莉亚站起来时，发现一艘小船向大船驶去，现在正载着一日游的游客返回岸边。游客们一个个下船，扶着不认识的男人的手以防摔倒。
达莉亚看到了领事馆里那个哭哭啼啼的女人——现在穿着粉色比基尼，外面套着绿色网眼罩衫，正等着跳上沙滩。在领事馆时她们没说话，但那女人曾回头朝达莉亚的方向看了一眼，虽然算不上直视。那样就够了吗？她会记得这张不起眼的脸吗？
达莉亚赶紧走过去，不想错过机会。那女人和朋友们笑着，努力在摇晃的小船上保持平衡。当领事馆那个“哭包”背对达莉亚时，她又看到了那些淡淡的圆形瘀痕——六个，排列均匀，这么远都能看见。达莉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拔罐痕迹现在也露出来了——她穿的连体泳衣几乎是露背的。不知为何，这让她有种“罪证确凿”的感觉。她突然在沙滩上停住了脚步。
达莉亚到底想要什么？想让那女人认出她？给她一个惊讶的小声问候？这能证明什么？她的脚底被晒得发烫，于是跑回了来时的地方——那个她或许本就该待的地方。
安德烈斯正站在那儿，微微喘着气，身上滴着海水。
“你去哪儿了？”
“我好像看到一个人。”
“什么人？”
“以前认识的人。”
“可你把我们的东西留下了。我是说——我的钱包还在这儿呢。”安德烈斯打开帆布包，钱包还在。“你平时不这样的。”
“什么？”
达莉亚觉得安德烈斯看她的眼神很奇怪，或许只是他映出了达莉亚自己奇怪的神情。
“我只是说，你平时很小心的。不过没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发生什么事。”
安德烈斯躺在毯子上晾干身体，妻子也挨着他躺下。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闭着眼睛。然后达莉亚让他讲讲第一次婚姻的故事。她早就听过了，却还想再听一遍。孩子要求听已经听过的故事时，到底在寻找什么？当他们得到想要的故事时，又会发现什么？
安德烈斯和第一任妻子十五年前结的婚。当时他们都很年轻，婚姻也很短暂，但之后还保持着友好联系，像远房表亲，又像同一场自然灾害的幸存者。
达莉亚问了很多关于他第一段婚姻的问题，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他当初为什么爱她？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爱上她的？那时候的他是怎样的人？为什么会离婚？
安德烈斯努力回想新的细节，可他只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她穿的裙子上的图案。他当时看得太入神，把布料的花纹记了下来——大朵蓝花、中朵黄花、大朵红花、一小簇粉花苞，重复排列。之后很多年，每当他在她身边睡着时，闭上眼睛，眼前都会像万花筒般浮现这个图案。可当他不爱她了，图案就消失了。
达莉亚见过几张他第一任妻子的照片——每张照片里的她看起来都很不一样，但始终美丽、眼神锐利，还有点男性化，很像达莉亚第一个爱上的女人。达莉亚已经很多年没联系那个女人了，甚至担心如果两人偶然重逢，自己会认不出她。
“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达莉亚问安德烈斯。
他想了想：“九、十年前吧？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认出她。”
达莉亚坐起来，低头看着安德烈斯，在心里盘点细节——如果他失踪了，她要描述他脸上、身上的识别特征，哪些细节是她能完全确定的。
回到酒店后，一个穿花裙子、系白围裙的女人匆匆穿过庭院，手里挥着什么东西。
“我留着这些呢！”她喊道，“肯定是不小心掉进垃圾桶了。”
达莉亚那两张一模一样的、难看的照片，又回来了。
那天晚上，他们去了岛上唯一一家在一日游游客离开后还营业的餐厅。餐厅就在沙滩边，能看到海湾里停泊着十几艘小船，空荡荡的。几个人躺在躺椅上，什么也不做，只看着日落——不再说话，不再游泳，就那样躺着，放空自己，注视着一天的尾声。
安德烈斯点了两份鱼肉塔可，两人接着偷听周围人的谈话——有人在吃喝，有人只是闲逛。很多人似乎是当地人，也有些是为了躲避家乡寒冬来这儿的美国白人。一个极瘦、肤色极深的女人围着好几条围巾，抱着一只小狗，在桌子间快步穿行，身后跟着一个年轻男人。几个光着身子的小孩在沙滩上和狗玩耍，旁边的大人们喝着椰子水，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毫不在意。那对拄登山杖的夫妇也在这儿，吃着汉堡，说话声音太轻，达莉亚和安德烈斯听不清。
如果达莉亚还是“原来的自己”，或许会记下眼前的场景——人们谈论着太平洋上有一场飓风正往南移动，女服务员兴奋地宣布太阳即将落下——可她只是听着，大部分西班牙语她都听不懂，又陷入了那种熟悉的茫然与无力感。这一切多么像孩子，多么像“妻子”该有的样子。
这时，一个英语声音插了进来。一个男人在跟女服务员说话，问她孩子近况如何，是否为雨季做好了准备，接着点了一杯米歇拉达（michelada，墨西哥特色啤酒鸡尾酒），还特意要求用某种杯子装。听到有人在这儿——尤其是在小镇上——如此大声地说英语，达莉亚既反感又莫名觉得优越。可她自己遇到复杂的事情也得切换成英语，听别人交谈时常常因为听不懂而说不出话，她觉得这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
比听到这种声音更糟的是被这种声音注意到——被问来自哪里，还要面对“同根同源”的尴尬。男人名叫凯文，虽然一年有半年住在岛上，却从没学过西班牙语。“老狗学不会新把戏，你懂的。”他戴着一枚尾戒。凯文从邻桌探过身，对着达莉亚和安德烈斯说话，话题几乎全是他自己：退休前的房地产事业、环球旅行经历、对人工智能的看法。
突然，他问这对夫妇是做什么的。当两人说都是小说家时，凯文突然大笑起来，声音洪亮。“两个作家？这日子怎么过啊？”
达莉亚和安德烈斯经常被问到类似的问题，有时是分开被问，有时是一起被问。人们似乎普遍认为，两个作家的婚姻是种“负担”。达莉亚和第一任丈夫（一位教师）离婚后，在和安德烈斯在一起之前，曾和另一位作家同居过。那个作家刻薄、暴力，精神状态也不好，但这并非因为他是作家。如今她不仅爱上了一个作家，还和他结了婚，在她看来，这再平常不过了。
可一旦有人提出“作家夫妻关系本就不稳定”，这种看法似乎就无法反驳了。
“过得挺好的。”达莉亚回答。
“哦，是吗？”凯文说，语气根本不像在提问。接着他解释说，自己有很多好故事，要是有时间，说不定也会写本小说。
“还有，我不是故意打探啊，你们俩是不是有年龄差啊？”
凯文还在探着身子，胳膊搭在椅背上，手里拿着米歇拉达酒杯。达莉亚看向安德烈斯，仿佛只有他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同岁，都是四十岁。”
“哎呀，真没想到——我还以为你不止四十呢，小伙子！”凯文说，他上一任女友比他小四十五岁，所以他对年龄差这事儿“不评判”。达莉亚试着算一算凯文的年龄，却突然意识到，两人之间陷入了一阵意味明显的沉默。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凯文说，“特别开心。可她死了。”
“哦。”
“其实是淹死的，就在那边的海湾里。暗流，能把人卷走。”
“我很抱歉。”达莉亚说。
“而且我本来打算向她求婚的！她本来能继承一大笔钱，能过上好日子的。”
可她都已经淹死了，这话听着实在无关紧要。安德烈斯和达莉亚不知该如何回应。
“你知道吗，你长得有点像她，”凯文对达莉亚说，“就是比她年纪大一点。”
这时，女服务员把两份鱼肉塔可放在他们面前。凯文起身告辞，手里拿着餐厅的杯子，走向沙滩后面的几间小屋。达莉亚和安德烈斯默默开始吃饭，只是困惑地对视着——在这份爱意里，他们觉得或许能通过眼神传递心意。
吃完塔可后，女服务员端来一份椰子焦糖布丁，还放了两把勺子。
“凯文送的。”她说。
布丁在盘子里微微颤动，渗出甜甜的糖浆。
“他女朋友的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安德烈斯问，“就是淹死的那个。”
“什么事？”
“他那个在这儿淹死的女朋友。”
“哦，她去年跟他分手了，直接走了。他却跟所有人说她被绑架了。这儿从来没人淹死过，连小孩都没有。”
达莉亚这时注意到，那对老年夫妇身高完全一样。她看着两人拄着登山杖，步调一致地沿着沙滩稳步走去。
后来他们跟朋友说，在岛上的那一周“很美好”。机场丢钱包之后，一切都很顺利。虽然没提凯文的事，也没说凯文讲的那些故事，但他们提到了那份椰子焦糖布丁——味道有多惊艳，女服务员还拉了把椅子坐在他们桌旁，从围裙里掏出一把勺子，挖了一口一起吃。结账后，女服务员拿出一瓶梅斯卡尔酒（mezcal），给他们倒了两杯，还坦言自己不知道还能在岛上住多久，可也不知道该去哪里。
但即便多年后，达莉亚想起那一周，印象最深的还是打开手机时看到的一条消息。
“这个号码你还在用吗？”
她早就删掉了前夫的联系方式，却始终没忘掉他的号码。看到屏幕上跳出这个号码时，她才想起，丢失的护照上用钢笔写着他的名字，作为紧急联系人。或许很多年前她就该用涂改液把他的名字和号码涂掉，可她不想涂改自己的人生。她曾天真地希望，自己能同时活在人生的每一个瞬间，希望没有任何一段时光消失，没有任何经历显得像“异常”。
约瑟夫肯定更愿意通过短信处理这事，但达莉亚还是打了电话。他立刻接了，没说“喂”，直接开始解释。
瓜达拉哈拉的美国领事馆有人给他打电话，说找到了她的护照。她得给领事馆回电话，得自己处理这事。这不是他的问题，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她还没更新紧急联系人信息。
“你有笔吗？”他问。达莉亚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什么。
“喂？你在听吗？”
她说在听，她在这儿。接着她问他最近怎么样——他们已经很久没说话了。可他没回答。
“你还好吗？”她又问了一遍。
“你有笔吗？”
达莉亚念号码时，安德烈斯记了下来。事情办完后，约瑟夫说他得挂了。她想告诉他，自己刚才还提到他——或许他想知道她都说了什么，或者为什么会想起他。她还想告诉他，今天是她的结婚纪念日，这么多年后她又再婚了。她不确定他有没有听说，但她知道他不会在乎。他不是那种会试着“平衡过去”的人。
“那好吧，就这样——”
他没说“再见”就挂了电话，像电影里的场景。他一直这样——像蒙太奇里的主角，在雨中跑过街道，及时赶到某地救人，或是逃离什么。
达莉亚拨通了他给的号码，第一声铃响就有人接了。
“失物招领处，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失物招领处？”达莉亚重复道。
“能为您效劳吗？”
她报上自己的名字，解释了丢失护照的事、前夫的情况，以及自己一直没更新紧急联系人的事。
“我得把您转接给现场的人。”
“现场？”
“犯罪现场。”接着，电话里又响起了爱国风格的等待音。
终于有人接了电话，问了她的名字，却没报自己的名字。她把全名和出生日期都告诉了对方。安德烈斯看着她，用口型问：“怎么回事？”她也用口型回：“犯罪现场。”他没明白。
“啊，找到了。是这样，我们想通知您，您的护照找到了。”
“哦，那挺好的，对吧？”
“呃，其实不好——有人试图用您的证件参与人口走私活动，这本质上是个阴谋。目前调查还在进行中，我不能透露太多细节，但大使馆对这类事件非常重视。我们希望海外公民了解国际旅行的风险。”
“哦，可我住在这儿，我住在墨西哥。”
“是的，我看到了，但您仍是美国公民。嫌疑人还持有您的居留证，不过已经损坏了。”
“损坏了？”
“熔化了。他们试图把照片熔掉，可能是想篡改证件。手法相当业余。不过您的护照——他们想用它带一个女人从陆路边境进入美国。我们能抓到他们，部分原因是您及时报失了护照。非常感谢您的配合，您是位负责任的公民。”
“她长得像我吗？”
“我其实不清楚，那不归我管。但有可能，很可能像。”
达莉亚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道：“是杰里科吗？”对方说不是。
“可这种事正常吗？你们会打电话告诉我这些？”
“这是个特殊情况，还在处理中，”那声音说，“我们希望公民了解情况、保证安全、履行责任。但请注意，您仍需使用新护照，因为旧护照已在我们系统中注销。”
“你们不就是系统吗？”
“您说什么？”
“你们就是系统的代表啊。”
“不，不是您说的那个系统。”
所以，现金没了，信用卡和借记卡注销了，没人在乎那两支钢笔或安德烈斯的宝丽来照片。就连那个皮革小袋，可能也被认为毫无价值——它已经很旧了，也不是名牌。现在想来，那张地铁卡当时也没钱了，她上周就把最后一次乘车额度用完了。虽然证件找回来了，却成了无用之物。只剩下钥匙——钥匙还没找到。
“没人会拿你的钥匙做什么的。”他们登上返回大陆的渡轮时，安德烈斯安慰道。
可她忍不住反复琢磨：钱包里有任何写着地址的东西吗？有人仅凭她的名字，能找到他们在墨西哥城的家吗？或许只需打个电话，再塞点钱就行。说不定已经有人舒舒服服地坐在他们的客厅里了。
“我们要不要换锁？”她问。可安德烈斯没回答，因为他没听见——渡轮引擎的轰鸣声和海浪的咆哮声盖过了她微弱的声音。
下船后往码头走时，达莉亚停下来看木柱上贴的一张寻人启事。启事是用英语写的，已经被风吹日晒得褪色了。失踪的女人最后一次被看到就是在这座岛上。她的身高和达莉亚一样，眼睛颜色也一样——蓝灰色，头发是棕金色。照片被晒得看不清细节，但上面有个电子邮箱地址和 WhatsApp 号码，供发现线索的人联系。
在最近的敦豪快递网点排队时，达莉亚一周来第一次刷了社交媒体。有几名记者被捕、被驱逐出境；有人向女友求婚了；大学室友做了个派；还有新闻说，只要和平抗议看起来有“失控风险”，警察现在可以向抗议者开枪；她的侄子正在学骑自行车；数十名无国界医生遇害。
接着，达莉亚在一则广告里看到了自己的脸。显然，她的头像被从社交账号里提取出来，经过滤镜处理，展示出如果她去墨西哥城某家诊所做填充、肉毒素、睫毛延长和染发，会有怎样的变化。广告里所有项目都能在一个地方完成，实现“彻底蜕变”。广告用命令的语气催促达莉亚：“发现你真正的美。”
轮到她在敦豪快递柜台办理时，她收起了手机。拿到信封后，她让安德烈斯仔细看看那本亮紫色的紧急护照——再确认一下里面印的是不是她的小脸，出生日期对不对，确认这是她的护照，确认这个证件能让她“回家”。
就这样，假期结束了。达莉亚回到了他们的公寓，开始仔细留意楼里其他人的动静——其他住户、访客、送货员。她试着想象那种声音：有人拿着她丢失的钥匙（对别人来说是捡到的钥匙）插进锁孔，转动门把手，走进她的家。她对这种可能性想得太多、太专注，以至于无比确定，终有一天，当某个“陌生人”走进她的生活，准备把她的人生据为己有时，那种感觉她会再熟悉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