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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波克

编辑|波克

前言：

黎笋，这位曾经引领越南走向胜利的强硬领导人，如今却在历史的评价中显得格外复杂。

有人称赞他在国家独立与经济建设方面的杰出贡献，也有人批评他在某些决策上的巨大失误。

然而，黎笋究竟是越南的民族英雄，还是一位引发争议的政治家？

他的路线为何在他去世后被迅速抛弃？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许多人。

正文：

黎笋的革命生涯始于青年时代。1930年代的越南，还处在法国殖民统治之下。怀揣着民族独立解放的理想，黎笋毅然投身革命洪流。

他先后两次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并被判处长达20年和10年的监禁。但铁窗生涯并没有将他的意志打垮，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为祖国献身的决心。

在狱中，黎笋深刻反思了越南革命的前景和未来。他认识到，只有团结全国上下的力量，才能彻底打败法国殖民者。因此，即便身陷囹圄，他也始终与狱外的革命同志保持联系，讨论战略方针，筹划斗争计划。

正是凭借着这种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和高度的政治远见，黎笋才能在出狱后迅速重返革命领导岗位，成为胡志明最信赖的助手和军事统帅。

这一时期，他领导了无数次针对法国殖民军队的游击战和阵地战，为越南的民族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出狱后，黎笋重新回到革命斗争的第一线。1946年，他被任命为越南南部区书记，成为仅次于胡志明的越共二号领导人。

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与胡志明并肩作战，带领越南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法斗争。尽管胡志明的贡献更为卓著，但黎笋在这一时期的功绩同样不可磨灭。

作为南部区书记，黎笋肩负着统筹南方革命斗争的重任。

他深知，南方地区与北方相比，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民众的政治觉悟也不够高。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黎笋一方面加强对南方党组织的领导，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斗争能力；另一方面，他也十分注重发动和团结社会各阶层的力量，特别是农民和知识分子。

在他的努力下，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蓬勃开展，有力地配合了北方的抗法战争。可以说，没有黎笋在南方的付出，就不会有后来北方的胜利。

抗法战争的胜利成果是《日内瓦协议》的签署。根据协议，法国从越南撤军，而越南也被一分为二，南北两个政权各自为政。

对于渴望统一的越南人民来说，这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结果。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黎笋对《日内瓦协议》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越南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

停战协议的签署，不仅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也为越南的民族建设事业赢得了宝贵的和平。

但另一方面，他对国家分裂的现状又十分不满。在他看来，南北分治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阶段，统一才是越南的最终归宿。

为此，他在协议签署后的岁月里，始终没有放弃武力统一的準备。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为日后中越关系的恶化埋下了伏笔。

从殖民统治中挣脱出来后，越南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就是实现国家统一。

1969年，胡志明与世长辞，国家统一的重任自然落在了黎笋的肩上。对于这位意志坚定的领导人来说，打败南越政权、统一祖国是毫无疑问的目标。

在短短两三年间，他率领的北越军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胜利，终于完成了越南人民的夙愿。这一旷世功勋，为黎笋在越南历史上赢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统一战争的胜利，是黎笋政治生涯的巅峰时刻。在他的领导下，越南军民发扬了不畏强敌、敢打硬仗的革命精神，以越共为核心的民族统一阵线得到了空前的团结和巩固。

从军事到外交，从经济到文化，黎笋都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一些隐藏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由于战争的需要，越南经济长期处于军事动员状态，民生问题被严重忽视。而在对外关系上，黎笋对苏联的过度倾斜也引起了中国的不满和警惕。

这些矛盾，都为他后来的失误埋下了伏笔。

然而，在通往统一的道路上，黎笋和越南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国和苏联在越南统一战争期间都给予了北越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作为越南的邻国，中国更是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协调援助小组。据统计，中国向越南提供的援助甚至超过了朝鲜战争时期对朝鲜的援助。

在越南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中国的援助可谓及时雨。从军事装备到后勤物资，从经济建设到人才培养，中国倾尽全力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

这种超乎寻常的援助规模，不仅反映了中国对越南革命的同情和支持，也体现了中越两党两国之间深厚的战斗情谊。

然而，正是这段峥嵘岁月里结下的深厚友谊，却在战后成为了两国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当越南在统一后试图谋求在东南亚的主导地位时，中国对此的反对使两国在外交上的分歧日益加深。

但随着战事的推进，黎笋在中苏两个盟友之间的态度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苏联对越南在东南亚谋求霸权的野心表示支持，而中国则对此持反对态度。

面对两个强大盟友的分歧，黎笋选择了更加亲近苏联的立场。这一决定，在客观上疏远了越南与中国的关系。

黎笋之所以选择亲苏疏华，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现实利益的考量。在意识形态上，黎笋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情有独钟。他认为，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系，更符合越南的国情。

而在现实利益上，苏联承诺给予越南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对刚刚结束战争、百废待兴的越南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相比之下，中国对越南提出了放慢社会主义改造步伐、推行经济改革等主张，这与黎笋的执政理念存在较大的分歧。种种因素叠加之下，越南在外交上的"天平"开始向苏联一方倾斜。

黎笋并非没有犹豫过。1975年9月，他曾率领代表团访问北京，希望在获得部分援助的同时，继续保持对苏联的独立性。

但随着苏越两国军事合作的日益升级，中越关系走向破裂已成定局。1978年，越南学者武元甲两次访问苏联，签署了扩大军事合作的协议。

苏联军舰开始频繁出没在越南港口，这对处在越南北部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尽管黎笋试图在中苏两国间维持平衡，但苏联的示好显然更加诱人。苏联不仅承诺继续提供军事援助，还支持越南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

相比之下，中国不仅减少了对越南的援助，还公开批评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黎笋最终选择了苏联。

1978年11月，越南加入经互会，正式成为苏联阵营的一员。至此，中越关系的破裂已成定局。而随之而来的，是1979年中越边境的战火，以及此后长达十余年的对峙和敌对。

对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来说，黎笋在外交上的失误是无法容忍的。据《邓小平时代》一书记载，每当提到越南问题，邓小平都会不由自主地发怒。

1978年中越战争的爆发，成为两国关系的转折点。这场战争不仅给越南的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也迫使越南长期保持120万的庞大陆军。

在战时状态下，越南无法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发展经济，错过了改革开放的宝贵机遇。

中越战争给越南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战争期间，越南的工农业生产几乎陷于停顿，大量劳动力被抽调到前线，农田荒芜，工厂停工。

战争结束后，越南不得不将大量资源用于战后重建，而这又进一步延缓了经济改革的进程。

与此同时，由于在外交上的孤立，越南也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援助和投资。

长期的战争消耗和经济困顿，使越南人民的生活陷入了严重的贫困之中。

直到黎笋去世后，越南领导层才开始反思他在外交上的路线，并决定进行调整。

黎笋去世后，越南领导层很快意识到，继续走“拒华"的道路只会让国家陷入孤立和贫困的境地。

1986年，亲华派将领阮文灵接替黎笋成为越共最高领导人，标志着越南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在阮文灵的领导下，越南逐步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开始走向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阮文灵上台后，越南的对外政策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一改黎笋时期的“拒华"立场，开始主动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

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了经济革新的方针，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调整对外关系，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

在此背景下，越南开始降低了对华政策的调门，释放出改善两国关系的信号。

1988年，两国举行了外长会晤，为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条件。

尽管由于柬埔寨问题等历史遗留问题，两国关系的改善还需要一个过程，但越南朝着改革开放的方向迈出的这一步，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89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越边境局势趋于缓和。次年，越共代表武元甲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阮文灵本人也访问了中国。

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中越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关系正常化，结束了长达13年的对立状态。

中越关系的改善，为越南的改革开放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随着两国高层互访日益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全面展开。

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成为越南改革开放进程中最重要的伙伴之一。

在中国的帮助下，越南的经济发展开始驶入快车道，并逐渐成长为东南亚地区的新兴经济体。

可以说，没有与中国关系的改善，就不会有越南后来的经济腾飞。阮文灵等越南领导人在外交上的及时调整，为越南的现代化事业赢得了宝贵的机遇。

越南人对黎笋的感情和评价是复杂的。在越南走向繁荣发展的转折点上，黎笋虽然缺席了，但他为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做出的贡献，注定要在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投身革命到成为国家领袖，黎笋的一生始终与越南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为争取民族解放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也完成了统一祖国的伟大使命。

这两大贡献，是对他最好的褒奖，也是评判其历史地位的最重要依据。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黎笋在处理外交关系上的失误。出于民族主义的骄傲，他将昔日并肩作战的中国视为假想敌，在中苏两大国之间表现出了明显的偏向性。

这种做法不仅导致了中越关系的恶化，也让越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背负着战争的重担，经济发展几近停滞。客观地说，在“拒华"的道路上，黎笋走得太远了。

黎笋离世后，越南领导人以惊人的魄力抛弃了他在外交上的路线，全面走向改革开放。这一转变虽然来之不易，但对越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今天的越南已经跻身于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行列，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那些承前启后的改革先驱们。

结语：

纵观黎笋的一生，民族大义始终是他的追求，但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他也难免做出了一些有失偏颇的选择。

作为后人，我们既要学习他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也要以审慎客观的眼光看待他在外交上的得失。

唯有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我们才能在前行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黎笋的功过，终将由历史来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