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要求谷歌为新闻链接付钱,谷歌可以选择不链接吗?
DEEP WATCH|DW 539|新闻业与平台权力
从加拿大“封锁”新闻到印尼版权立法,当新闻机构试图向平台收费,谁更离不开谁?
作者|杰罗姆一、印尼想让谷歌付钱,谷歌却可能不再链接新闻2026年11月,印度尼西亚议会举行了一场值得全球新闻业关注的听证会。
谷歌、Meta、TikTok,三家在数字世界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平台企业,罕见地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
它们共同反对印尼正在推进的版权法修订。
争议的起点看起来并不复杂:新闻是新闻机构花钱生产的,数字平台使用新闻内容,理应给予补偿。
但印尼准备把这套逻辑推得更远。
根据路透社此前获得的草案,平台不仅在转载新闻时可能需要付费,聚合新闻、展示新闻链接预览和内容片段,也可能触发补偿义务。利用新闻作品训练AI模型,同样被纳入制度设计。
更引人注目的是,草案拟通过集体管理机构收取和分配补偿费用,并对违规平台设置制裁,严重者可能失去当地营业许可。
这意味着,印尼正在尝试将新闻内容的经济补偿,从平台与媒体之间的商业谈判,上升为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安排。
截至11月17日,这仍然是一项尚未通过的修法草案,具体规则仍有调整空间。
新闻机构或许会为此鼓掌。
毕竟,多年来,谷歌、Meta等平台凭借搜索、社交分发和广告系统,掌握了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重要入口。
新闻机构承担采访、核实、调查、编辑的成本,平台却可以通过组织、展示和分发这些信息,建立庞大的商业体系。
现在,印尼准备重新划定双方的经济关系。
但问题来了。
如果印尼要求谷歌为新闻链接付钱,谷歌可不可以选择不再链接新闻?
这不是一个假设出来的刁钻问题。
三年前,加拿大已经给出过一次令人不安的答案。
二、加拿大的前车之鉴:Meta宁愿不要新闻2023年,加拿大通过《在线新闻法》(Online News Act),试图让大型数字平台与新闻机构就新闻内容的使用进行商业谈判。
立法者希望解决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数字平台从新闻生态中获得经济利益,却没有充分承担新闻生产的成本。
这项法律的政策目标,是改善新闻机构的收入处境。
然而,Meta没有按照新闻业期待的方向行动。
它没有选择全面接受新的付费安排,而是宣布停止在加拿大的Facebook和Instagram上提供新闻内容。
从2023年8月开始,加拿大用户逐步无法在这两个平台上正常查看或分享新闻链接。
加拿大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受到影响,外国新闻机构的新闻内容也无法照常展示。
Meta给出的解释是:既然继续提供新闻链接会带来新的监管义务,那么它可以选择不再提供这项服务。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商业信号。
长期以来,新闻机构习惯于认为,平台需要新闻。
新闻能够增加平台的信息价值,帮助用户了解公共事务,提升平台内容的丰富程度。
这些判断并非没有道理。
但是,Meta用一次实际行动表明:
至少在加拿大市场,它认为自己可以承受没有新闻的Facebook和Instagram。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Meta完全没有损失,更不意味着新闻对于社会没有价值。
平台减少新闻内容,可能损害公共信息获取,改变用户行为,也可能带来声誉和政策风险。
但Meta愿意承担这些代价。
对于新闻业而言,最值得警惕的不是Meta拒绝付钱,而是它拥有另一种选择。
新闻机构以为自己正在与平台讨论价格,平台却开始讨论是否还需要这笔交易。
这两种谈判,根本不在同一个层面。
三、谷歌和Meta都反对,但它们并不完全一样回到印尼。
11月11日的听证会上,谷歌印尼政府事务与公共政策经理Agung Pamungkas警告,如果平台仅仅因为展示新闻链接就必须支付补偿,印尼公众获取新闻的渠道可能受到限制。
Meta印尼公共政策负责人Berni Moestafa则进一步指出,强制补偿可能让新闻出版机构失去读者流量,以及潜在的广告和订阅收入。
他的核心论点是:
把读者引向一篇文章,与复制、重新出版这篇文章,并不是一回事。
这场争论中,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谷歌与Meta虽然都反对印尼草案的相关规定,但两家公司的新闻业务逻辑并不完全相同。
对于谷歌搜索而言,新闻是搜索信息生态的一部分。
用户搜索突发事件、经济政策、国际冲突,搜索引擎需要向用户提供相关信息与来源。
对于Meta旗下的Facebook和Instagram而言,新闻只是用户消费的众多内容类型之一。
朋友动态、娱乐视频、社群互动、商业推广,都可以占据用户的时间。
这意味着,二者退出新闻分发的商业成本可能不同。
加拿大的经验也说明了这种差别。
Meta选择封锁新闻,而谷歌最终通过与加拿大政府达成安排,保留了新闻链接服务,并承担每年约1亿加元的新闻补偿承诺。
这并不是说谷歌一定比Meta更依赖新闻,而是说明,面对同样的政策压力,不同平台可以计算出不同的商业答案。
印尼的问题因此变得更加复杂。
它不仅需要决定平台应该付多少钱。
还需要考虑:
当法律提高新闻分发的成本时,不同平台会选择继续付费、减少展示,还是干脆退出?
这才是真正决定立法效果的变量。
四、新闻业的残酷现实:失去平台,究竟有多疼?加拿大的故事并没有停留在政治争吵中。
它留下了一组值得印尼认真研究的数据。
2024年8月,加拿大媒体生态观察站(Media Ecosystem Observatory)发布了Meta新闻封锁实施一周年的研究报告。
研究人员发现,新闻封锁之后,加拿大新闻机构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的互动量下降了85%。
其他社交平台并没有完全弥补这种损失。新闻机构在社交平台上的整体互动量下降约43%。
研究还发现,原先活跃于社交媒体的713家地方新闻机构中,有212家变得不再活跃,约占30%。
加拿大用户每天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看到的新闻内容,估计减少了约1100万次浏览。
更令人不安的是,只有22%的受访加拿大人知道Facebook和Instagram已经封锁新闻。(mediatechdemocracy.com)
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尖锐的事实。
新闻从社交平台上消失,并没有让大量用户因此离开社交平台。
但新闻机构失去了相当一部分触达读者的机会。
更糟糕的是,新闻并不一定随着新闻机构一起消失。
用户仍然可以通过截图、转述、评论和其他形式讨论新闻事件。
只是这些信息不再必然带着原始报道的链接、完整上下文和来源。
于是出现了一个令人难堪的局面:
新闻机构的正规报道减少了传播机会,新闻信息却仍然以碎片化的方式在平台上流动。
新闻可以离开新闻机构继续传播,新闻机构却未必能够离开平台继续生存。
这当然不是所有新闻机构的共同命运。
拥有强大品牌、稳定订阅用户和直接访问渠道的大型媒体,抵御平台变化的能力更强。
但对于依靠社交分发获得读者的地方媒体、小型新闻网站,平台的一次产品调整,就可能构成严重打击。
加拿大案例的真正警告,不是新闻版权不应该得到保护。
而是:
新闻机构在要求平台付费之前,必须先知道自己失去平台的代价。
五、AI让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平台甚至不必提供链接印尼这次修法还有一个不同于加拿大的重大背景。
人工智能。
过去,新闻机构与搜索引擎之间存在一种虽然不平等、但相对清晰的交换关系。
新闻机构提供网页内容。
搜索引擎建立索引,展示标题和摘要。
用户点击链接,进入新闻网站。
新闻机构获得流量,再通过广告、订阅或其他方式兑现价值。
在这个体系里,平台控制入口,但新闻机构仍然拥有最终的内容消费场所。
AI正在改变这种结构。
用户询问一场国际冲突发生了什么,一家企业发布了什么财报,某项政策意味着什么。
AI搜索可以整合多个来源,直接生成一份答案。
用户可能得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却不再打开任何一家新闻机构的网站。
这里需要严格区分四种不同的行为。
普通超链接,是将用户引向原始内容。
新闻摘要,是对原始内容进行提炼和展示。
新闻转载,是对受版权保护的表达进行复制或重新传播。
AI训练及生成式使用,则涉及作品被模型学习、处理和在答案中呈现的不同环节。
这些行为的法律性质、经济价值和对原始新闻消费的替代程度,并不相同。
印尼草案引起争议的重要原因,恰恰在于它可能没有充分区分这些行为。
如果一个平台只展示标题和链接,就必须承担与大量使用新闻内容相近的补偿义务,那么平台减少链接展示,就可能成为理性的商业选择。
但如果平台利用新闻作品训练AI,再以生成答案的方式替代读者访问新闻网站,新闻机构要求合理授权和补偿,同样具有充分的讨论基础。
问题不在于新闻该不该收费。
问题在于,究竟什么行为使用了新闻的价值,什么行为只是帮助新闻抵达读者?
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立法就可能同时伤害新闻生产和新闻传播。
更值得警惕的是,AI正在让平台拥有一种新的退出方式。
它不一定需要彻底封锁新闻。
它可以减少新闻链接的展示,却继续通过其他合法获得的信息来源提供答案。
当然,这种做法是否构成版权侵权、是否满足授权要求,仍取决于具体技术实现和适用法律。
但商业方向已经值得关注:
过去,新闻机构担心平台不把读者送回来。
未来,新闻机构还需要担心,平台让用户觉得根本不必离开。
当平台从新闻的入口变成新闻答案的提供者,新闻机构失去的可能不只是流量,而是与读者发生关系的机会。
六、国家可以强制收费,却不能轻易创造依赖印尼有理由担忧本国新闻业的未来。
这是一个拥有约2.3亿互联网用户的庞大市场。
谷歌、Meta、TikTok等国际平台在当地拥有广泛的用户基础,新闻机构与这些平台之间存在显著的规模和议价能力差距。
国家通过立法纠正市场力量失衡,本身并不荒谬。
如果没有公共政策介入,许多中小型新闻机构可能根本没有能力与全球数字巨头进行公平谈判。
但是,政府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不等于拥有决定商业交易必然发生的权力。
平台可以选择接受补偿制度。
也可以减少某些内容的展示。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还可能退出特定业务。
印尼草案提出的营业许可制裁,确实会提高平台不遵守法律的成本。
但这里存在一个关键区别:
平台继续展示新闻却拒绝履行法定付款义务,与平台合法停止某种新闻展示服务,并不是同一种行为。
前者可能受到制裁。
后者是否可以受到强制限制,需要具体法律依据。
政府当然可以尝试规定平台的公共责任,但要进一步要求商业平台必须持续分发某一类内容,就会触及更复杂的市场监管、信息自由和技术执行问题。
加拿大的经验表明,法律可以改变平台的行为,却不保证这种改变一定符合新闻机构的利益。
而且,加拿大并非只有失败的故事。
谷歌选择与加拿大新闻集体管理组织达成协议,承诺连续五年每年提供1亿加元、并按通胀调整的资金支持。
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信委员会于2024年批准了相关豁免安排,谷歌当年12月完成首笔付款。
这说明,法律并非没有谈判价值。
它可以促使平台接受新的交易条件。
但它无法保证所有平台作出相同选择。
谷歌愿意付钱,Meta选择封锁。
同一部法律,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因此,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国家能不能迫使平台付费,而是:
什么样的制度设计,能够让新闻机构获得合理补偿,同时保留新闻触达公众的渠道?
印尼新闻业内部也并非只有一种意见。
据当地媒体及相关报道,印尼新闻委员会有关人士提出,可以允许集体管理与新闻机构直接商业谈判并行,避免强制集体收费成为唯一方式。
这是一条值得重视的思路。
因为新闻的价值并不只有一种兑现方式。
一篇独家调查报道、一条普通新闻链接、一份经过授权的AI训练语料,其经济价值和使用方式可能完全不同。
如果把它们全部装进同一个收费口袋,制度看起来简单,实际交易却可能更加困难。
七、谁更离不开谁?新闻业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回到文章开头。
印尼希望谷歌、Meta为新闻链接付钱。
这个诉求有现实基础。
新闻不是凭空出现的。
记者需要采访,编辑需要核实,媒体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调查报道需要投入时间与金钱。
如果整个数字经济不断消费新闻创造的价值,却让新闻生产者无法获得合理回报,新闻生态最终可能难以维持。
但新闻机构也必须面对另一个现实。
数字平台不是天然存在的新闻公共服务设施。
它们是拥有自己商业目标、产品逻辑和退出选择的企业。
新闻机构希望通过版权保护获得更强的谈判能力,完全可以理解。
然而,谈判能力从来不只来自法律赋予的权利。
它还来自对方究竟有多需要你。
这才是加拿大案例留给印尼最深刻的教训。
如果一家新闻机构失去Facebook,就失去大部分新增读者;而Facebook失去这家新闻机构,用户仍然照常使用,那么双方的依赖关系显然并不对等。
法律可以改变收入分配规则。
却不能自动改变这种依赖结构。
对于新闻业而言,真正的长期出路,不可能只是不断要求平台支付更高的费用。
它还必须重新建立读者主动访问、持续订阅和信任新闻品牌的理由。
这也是为什么《纽约时报》不断扩展订阅产品、发展兴趣社区、投资用户关系,具有超出传统报业经营的意义。
新闻机构必须拥有自己的读者,而不能永远只拥有平台分配给自己的访问量。
当然,这不意味着放弃版权诉求。
恰恰相反,新闻业需要同时完成两件事情:
一方面,通过版权、授权和合理监管,争取新闻生产应得的经济回报。
另一方面,降低对单一平台的依赖,让新闻的价值不再完全取决于平台是否愿意提供入口。
两者缺一不可。
印尼这次修法,或许能够为当地新闻机构争取新的收入。
也可能促使平台重新调整新闻分发策略。
最终结果仍然取决于立法文本、商业谈判和平台的实际回应。
但它已经提出了一个超越印尼、加拿大乃至整个新闻业的问题:
当一个产业需要依靠法律,要求另一个产业继续使用自己的产品时,究竟是谁掌握了交易的主动权?
新闻机构可以要求谷歌为新闻链接付钱。
谷歌也可以权衡,是否继续提供这些链接。
国家可以规定版权使用的法律边界。
但国家无法仅凭一项收费条款,保证读者一定会回来。
这就是AI时代新闻业面临的深层困境。
新闻的公共价值可能越来越重要。
新闻机构的商业议价能力,却未必因此越来越强。
法律可以规定平台必须为新闻付钱,却无法规定平台必须需要新闻。
而新闻业真正需要重建的,不只是收取版权费的权利。
还有让社会持续需要专业新闻、让读者愿意主动回来、让新闻价值能够独立兑现的能力。
未来按兑现定价。
对于新闻业而言,这一次,兑现的不仅是版权。
更是自己的不可替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