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理来说，在秦、汉两朝，对拐卖人口的行为进行了严惩，应该可以遏制住拐卖人口的行为。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是在这样的严酷的惩罚下，被拐卖的情况依然时有发生。比如栾布，比如汉文帝大舅哥窦广国，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被人绑架了。因为高额的利润，所以人贩子们才会铤而走险。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大乱，各国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人贩子更是层出不穷。虽然各个政府都制定了法律，打击贩卖人口，但法律并没有完全执行。往往是因为前线的局势紧张，高层才会亲自出马抓壮丁。这种行为，和拐卖人口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旦被抓了壮丁，上了战场，很可能就是死路一条。多年来的战争，让打击贩卖人口的法令，变得形同虚设。

到了唐朝，李渊、李世民两位皇帝终结了纷争，实现了统一，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由于体制和社会的相对安定，所以，当时的朝堂上对拐卖人口的恶行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以保持政权的稳定。例如，《唐律疏议》卷第20 《贼盗》一章就规定了“卖卖人口”的条款。上面写着：“凡有买人、卖人为奴者，一律绞杀（绞杀）；为部下者，流亡三千里，与死亡无异。凡为妻，为妾，为子，为孙者，为三年。贞观年间，为了营救被贩卖的人，使其能够与家庭重逢，政府也会为此筹集大量的钱。在对拐卖和对拐卖妇女的追捕方面，唐朝在中国封建时代很少有建树的王朝。到了后来的宋朝和清朝，因为官府的胆怯和法律的松懈，使得贩卖人口的行为愈演愈烈。特别是在宋朝，一些大的城镇，更是开始有了相当的发展。在北宋，汴京是中心城市，而在南宋，临安是中心城市。据北宋史书记载：“豪富之家，若有官吏，求买宠妾，求买歌童，求买舞女，求买厨娘，求买针线，求买婢妮，求买私牙嫂。”有卖的，也有买的，很显然，这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当然，宋朝也有类似的律法，比如宋朝的刑法，就有这样一条：“凡引诱之人，罪加一等。如果是奴隶，就会被发配到两千里之外。凡已售出，但尚未售出的，一律减罪一等。”

在明、清两代，买卖人口的盛行与宋朝大致相同。《大明律·刑律一·贼盗》中说：“凡是用诡计引诱无辜之人，或者出卖无辜之人为奴的，都要打上一百鞭子，丢在河岸上。为妻，为妾，为子，为孙，各打一百棍，为监三年。如果打着要包庇妓女的旗号，收买无辜的孩子，然后再卖出去，同样的罪名。”《大明律》将《唐律疏议》中关于“略卖”的刑罚改为“鞭打”、“放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贩卖”这种恶劣行为的一种宽容。而在清代，特别是清末，贩卖人口的现象更加普遍。特别是在贫困的情况下，许多家长为了活命，不得不贩卖自己的孩子，或者在大街上贩卖。在明清两代小说中，关于贩卖人口的描述中，很少出现被惩罚的人贩子，这反映了贩卖人口的“正常化”。

自古以来，由于对人源的需要，使得人源交易变得异常活跃，于是便有了以“牙婆”、“人贩”等为职业的人源交易。不过，不同的时代，对贩卖人口的惩罚也是不同的，汉代是最重的，轻则凌迟处死，重则在脸上刺字。唐代的成就是最高的，也是最完美的。除了严惩人贩子之外，还有大量的资金，用来救助被贩卖的人。宋朝和明朝的打击是最小的，因此，贩卖人口是最大的。但不管是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这种可恶的人贩子，不但违背了法律，也违背了人性。希望有关的法律和条例能进一步健全，对贩卖人口和拐卖行为予以严厉打击。他也不想让这个世界，像小花梅一样，像孙海洋一样，发生这样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