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后，对儒学发展贡献最大的几人，当属荀子、董仲舒、朱熹、陆王。
荀子孔子时代的儒学影响并不大，到战国更是日渐式微。梁惠王直言孟子学说“迂远而阔于事情”，齐宣王也婉拒孟子出任稷下先生。
司马迁感慨孟子周游列国而不得重用，所言所论不合诸侯现实需求。
身为稷下“三任祭酒”、贯通黄老之学与百家之言的荀子，兼容道法思想，完成了对原始儒学的第一次系统性的扩充与改造，提出礼法并举。
我们今日所能见到的先秦六经文本，其传承整理很大程度上依托荀子一脉。
他摒弃对 “天” 的神秘化崇拜，提出天行有常、天人相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倡导 “治天命、裁万物、骋能而化之”，主张认知天道，进而驾驭自然。
这类论断，在先秦原始儒家中前所未见。 单论六经的整理与传续之功，荀子高于孟子。唐代之前的文献中也多以“荀孟并称”。
孟子扶摇直上，与孔子并称，发生在元代之后。
董仲舒如果说荀子从义理层面重塑儒学，董仲舒则依托国家力量，推动儒学走向正统，他的学说密切配合汉武帝削藩、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诉求，事功性极强。
他融合带有宗教色彩的天道观、荀子自然天道观，吸纳阴阳五行与道法思想，搭建起全新的汉儒体系，提出天人感应、大一统，主张罢黜百家，表彰六经。
董仲舒将“天”人格化，提出 “道之大原出于天”，世间秩序须契合天道，三纲五常便是恒常准则。 大一统学说契合时代需求；天人感应以灾异警示人君，约束君权，自有积极价值。
但这套理论也曾触怒汉武帝，董仲舒险些获罪。
朱熹东汉之后经学衰落，玄学盛行，儒学一度沉寂，直至唐宋。五代以后，天道性命成为思想主流，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纷纷吸纳道家思想，邵雍之学更是融《易》、道而成。
朱熹承接二程的理本论，兼采周敦颐太极说、张载气论，糅合佛道思想，构建庞大理学体系，其核心是 “理”，也称作道、太极，人世间君与圣贤（孔孟，后世亦并入朱熹）是天理的化身。
理是形而上的本体，万物各有其分理。落实于人便是人性；理能化生并寓于气之中，气是构成万物的质料，属于形而下的具象。
在这套体系里，天、帝、道、理，如同老子体系里的道、大、玄、一，是同一本体的不同称谓。
但程朱的天理，是带有道德意志的本体，目的在于为传统王权与儒教秩序完成合法性建构。
有意思的是，理学在两宋长期被视作伪学遭到打压，朱熹直至离世，仍背负伪学的罪名。等到元代，为了淡化华夷之辨，朝廷需要 “君臣大义” 维系统治，理学一跃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朱熹也得以入祀孔庙，成为非孔门亲传而享此殊荣的儒者。
陆王心学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开创心学，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双峰并峙，后由王守仁发扬光大，形成陆王学派，影响后世极深。
陆九渊提出 “心即理”：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
王阳明进一步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主张心与理不二。良知是人先天分辨善恶的本能，知行合一，知是行的根本，行是知的落地，和朱熹知先行后的思路形成鲜明分野。人被私欲遮蔽才遗失良知，所以要做致良知的功夫，复归本心。
原始儒学，经由荀子、董仲舒、宋明理学层层改造，不断吸纳本土各家思想，适配不同时代的社会需求，催生忠君爱国的价值取向，士大夫群体的社会地位大幅提升，滋养出灿烂的文明成果。
但是僵化也随之而来。元代之后，科举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唯一标准，思想逐渐被束缚；配套的忠贞观、贞洁观念，也让社会思想日趋凝滞保守。
说到底，中华文脉如奔流不息的长河，从未断绝。正是历代思想碰撞激荡、兼容并蓄，才造就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坚韧平和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