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1-1 《废除科举制谕旨》（局部）
据统计，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教会学校总数为2000所左右，在校学生人数大约4万，其中教会中学约占10%。[5]
民国元年（1912），天主教小学性质的学校6877所，学生12.6305万名（男生77771名，女生48534名）。三年（1914），共有学校8034所，学生13.285万名。十五年（1926），共有学校9000余所，其中大学3所，中学200余所（其余为小学及修道院），学生50余万人。二十六年（1937），学生总数大约100余万人，其中大学生约8000余人，中学生约9万余人，其余为小学生及修道院校学生，这里天主教学校学生所占比重为小学四分之三、中学十分之四、大学十分之一。[6]因为战争原因，教会学校明显减少或合并。三十七年（1948），全国天主教小学共776所、中学154所，小学生15万人，中学生7万人，大学生较少。[7]
上文提到了中国的大环境，现在来看山西的小环境。正如黄炎培（1878-1965）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近代山西学堂教育发展较早。军阀阎锡山（1883-1960）于民国六年（1917）就任山西省省长，次年（1918）开始全面实施“用民政治”的思想，力导“启民德，长民智，立民财”，大力发展山西教育，曾多次由省库拨款建立多所省立学校，而其中尤为著名的山西省立第三中学校新建校舍就是以八万余元购买了山西北境监牧区大同西十里河堂区的500余亩土地而建成的。在此时代背景之下，大同监牧区独立承担教务以后，教会学校也遍地开花，逐渐发展起来。
一、《蒙疆カトリック大观》的记录
民国二十八年、日本昭和十四年（1939），日本人平山政十所著《蒙疆カトリック大观》书中对于当时大同代牧区的教育事业也进行了简述，其中亦有部分错误，在此修正、摘录、整理如下：[8]
大同城内天主堂教育事业
男高等小学校
男学生 一九一人
教授 中国教授五人，比国教授一人，共六人。
年限 六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物理、书法、中国历史、日本历史
经费 一五〇〇元（一年）
女高等小学校
学生数 女学生八〇人
教授 中国女教授五人
年限 六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物理、书法、中国历史、日本历史
经费 一五〇〇元（一年）
榆林天主堂教育事业
男初等小学校
学生数 男学生二五人
教授 中国男教授一人
年限 四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物理、书法
经费 一五〇元（一年）
马庄天主堂教育事业
男初等小学校
学生数 男学生五六人
教授 中国男教授一人
年限 四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物理、书法
经费 一五〇元（一年）
女初等小学校
学生数 女学生三〇人
教授 中国女教授一人
年限 四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物理、书法
经费 一五〇元（一年）
许堡天主堂教育事业
男初等小学校
学生数 男学生六〇人
教授 中国男教授一人
年限 四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物理、书法
经费 一五〇元（一年）
女初等小学校
学生数 女学生三〇人
教授 中国女教授一人
年限 四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物理、书法
经费 一五〇元（一年）
西册田天主堂教育事业
男高等小学校
学生数 男学生一八四人
教授 中国男教授七人
年限 六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物理、中国历史、日本历史
经费 一五〇〇元（一年）
女初等小学校
学生数 女学生四一人
教授 中国女教授二人
年限 四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物理、书法
经费 二五〇元（一年）
张官屯天主堂教育事业
男初等小学校
学生数 男学生四五人
教授 中国男教授二人
年限 四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物理、书法
经费 二五〇元（一年）
马家皂天主堂教育事业
男初等小学校
学生数 男学生一八二人
教授 中国男教授五人
年限 四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物理、书法
经费 六〇〇元（一年）
女初等小学校
学生数 女学生六〇人
教授 中国女教授二人
年限 四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物理、书法
经费 二五〇元（一年）
东新庄天主堂教育事业
男高等小学校
学生数 男学生一二四人
教授 中国男教授五人
年限 六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物理、中国历史、日本历史
经费 一五〇〇元（一年）
女高等小学校
学生数 女学生八四人
教授 中国女教授五人
年限 六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物理、中国历史、日本历史
经费 一〇〇〇元（一年）
浑源县天主堂教育事业
男初等小学校
学生数 男学生一一六人
教授 中国男教授四人
年限 四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物理、书法
经费 六〇〇元（一年）
女初等小学校
学生数 女学生二五人
教授 中国女教授一人
年限 四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物理、书法
经费 一五〇元（一年）
南村天主堂教育事业
男初等小学校
学生数 男学生二五人
教授 中国男教授一人
年限 四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物理、书法
经费 二〇〇元（一年）
西加斗天主堂教育事业
男初等小学校
学生数 男学生三〇人
教授 中国男教授一人
年限 四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物理、书法
经费 二〇〇元（一年）
女初等小学校
学生数 女学生三〇人
教授 中国女教授一人
年限 四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物理、书法
经费 二〇〇元（一年）
表11-1 大同代牧区教育事业概表
此外由于原属朔县代牧区左云八台、鹊儿岭堂区现已归于大同教区管辖，故而对此两地教育事业亦做介绍。[9]
八台天主堂教育事业
男初等小学校
学生数 男学生一九人
教授 中国男教授一人
年限 四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书法
经费 一五〇元（一年）
女初等小学校
学生数 女学生二五人
教授 中国女教授一人
年限 四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书法
经费 一五〇元（一年）
鹊儿岭天主堂教育事业
男初等小学校
学生数 男学生三二人
教授 中国男教授二人
年限 四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书法
经费 二〇〇元（一年）
女初等小学校
学生数 女学生一七人
教授 中国女教授一人
年限 四年卒业
所授课目 国文、日本语、数学、书法
经费 一〇〇元（一年）
二、育英中学
校址位于大同城区大东街路南东门大巷东侧，即今城区第九小学校所在处，民国二十年（1931）由教会购置，有房舍十余间，面积4680平米。二十六年（1937）日军侵占大同后，该处房舍被日军汽车修理厂占用充作车间、库房，三十四年（1945）抗战胜利后，教会将产权收回并筹资兴办教育机构，因陋就简修缮改建为教室三个，学生宿舍数间，图书馆、仪器室各一个及教师办公室等，虽然简陋，但初具了一般初级中学的规模。学校初拟与北京辅仁大学联袂成立辅仁大学附中，但因辅仁大学不同意附中离本校太远，故而定名为“私立育英中学”。[10]于三十五年（1946）由邓惠普（Achiel Van Den Bon，1889-1979）在此创办并任教，三十六年（1947）经山西省民国政府教育厅批准正式备案挂牌办学。根据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私立学校的正、副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故此首任校长由毕业于罗马传信大学的集宁教区国籍司铎许德（1906-1958）担任，3月18日正式就任；3月，邓惠普就任校务主任、总务主任，主管行政（包括财务、教务、事务等）；10月，范普厚（Alfons Van Buggenhout，1906-1983）就任训育主任，主管牧灵，任学监兼音乐教师。[11]许德是学校对外的代表，邓惠普和范普厚则是教会驻校的代表，学校的政令及一切活动均由二人发出和指挥。
图11-2 邓惠普
图11-3 范普厚
育英中学学生来源多为教徒和教徒子弟，为了扩大教会影响并培养更多的天主教徒从而也招收部分非教徒学生。学校教职员工中以教友居多，此外学校还以重金聘任才学兼备的学界名流任教，先后应聘的有任学友（数、理、化）、樊亚雄（数学）、罗实（数学、生物）、王辅（体育、图画）、薛受谦（语文）、王萝周（语文）等。
学校开办伊始只有初中班一个，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初中为三个年级三个班，学生人数不足 150 人，教职工仅有 13 人，是年夏季送出第一届初中毕业生。办学初期为三年制的初级中学开设的课程在初一设国文、公民、算术、英文、植物、地理、体育、音乐、图画，初二设国文、公民、代数、英文、动物、历史、地理、体育、音乐、图画、化学，初三设国文、公民、英文、几何、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体育等。三十八年（1949）增设高中班一个，其中招收女生 7名，至此学校共有初中4个班、高中1个班，学生233人。
育英中学的创办者在以慈善之名开办教育、培育信仰的同时也为大同当地适龄学子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提供了方便、创造了条件，因为在育英中学成立之前大同教友子女就读教会中学必须前往绥远、宣化以或张北的养正中学就读，育英中学成立后便可就近读书，而且还享受到教会学校的各种优待如减免学杂费、享受伙食补贴等，因此也吸引了一部分非教徒群众送其子弟来此就读。
在当时，学校对学生进行严格的管理，不准随意走出校门，并按照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的课程和教学计划进行教学，每节课五十分钟，采用封闭的注入式教法。学校备有仪器室，给理、化、生课教学以直观和演示实验的机会；有图书室，其藏书 1000余册，可以基本满足学生阅读的需要。住校学生每天早晚饭前都有念经祈祷活动，非教徒则自愿参加；学校建有小教堂，每周五下午举行礼仪，凡教徒必须参加；学校明令学生不得参与任何党团组织（包括国民党、三青团、同志会）和社会活动如集会、游行示威等。由于学校管理严格加之师资力量较强又有教会力量的约束，学生的文化学习成绩较高，从而使得育英中学的声誉一时颇得社会好评。
图11-4 郭印宫
民国三十六年（1947）8月21日，首任校长许德免职。9月5日，教会又委派国籍司铎郭印宫就任校长。是年（1947）12月，邓惠普卸任校务主任。翌年（1948）4月，刘善继就任总务负责人。5月，邓惠普卸任教务主任。[12]学校取消了公民课、增设了政治课，比其他中学更为优越的是上理化课能做实验，图书也能满足学生借阅，包括成套的读物和工具书籍约有千余册。
1949年5月1日，大同和平解放，此时值得一提的是育英中学的军乐队也是独一无二，尽管钢管乐器不多，但在当时却颇引人注目，当时曾迎接解放军进城。此后高年级学生自发办起民主墙报，冲破了学校规定“不准学生上街游行、集会”、“不准参加除校内的宗教活动外的其他政治活动”等规定。
1950年3月12日，在校长郭印宫的请求下，人民政府正式接办育英中学，但产权归于天主教会，暂定名为“察哈尔省大同中学分校”。3月，范普厚卸任训育主任。[13]4月3日，郭印宫免职卸任校长。[14]5月，由浑源中学调来卢学礼担任学校主任。1952年6月2日，学校更名为“察哈尔省第二初级中学校”，从此成为一所独立的初级中学从而与教会完全脱钩。是年9月23日，学校再次更名为“察哈尔省大同市第二中学校”。年底，察哈尔省撤销，大同市划归山西省管辖，学校随之更名为“山西省大同市第二中学校”。[15]1955年，学校迁到东仓新校址，原育英中学校址由大同城区第九小学校占用。最后附录一张育英中学平面图。[16]
图11-5 育英中学平面图
三、育英小学
民国十年（1921），方济各会士在都司街东侧建立亚纳女子小学，在教堂南院也办了一所男子小学（未定校名）。这并不是正规学校，在教会中叫做“保守书房”。女校由守贞姑娘、男校由朱义和集宁代牧区的赵氏父子当“保守书房”的先生，分别选收一些愿意信教的男女青年、儿童来听神父、书房先生讲教义、教规，学习《要理问答》等，待信仰成熟时便领洗入教。
民国十四年（1925），学校增设男子高小班。创办初期，男子部每年只招收1个班，学生20人左右。第一班学生二十余人，有齐师圣、马云、李芝、马德义、刘燃德等，教员有李宝、赵天贵。女子部人数更少。时任监牧高东升指定大同本堂雷春扬兼管学校，按规定开设国文、算术、自然、体操、唱歌和宗教课程，文化课使用上海徐家汇印书馆编印的课本。
图11-6 高东升
民国十五年（1926），学校招收第二班学生十余人，有安万义、张孝等。监牧高东升指定李宝担任校长并派邓惠普管理学校。十六年（1927）招收第三班学生二十余人，有安库、贾耀（后来晋铎）、白富、郭敏等。文化课的教材改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编印的课本。以后每年招收一个班。
图11-7 邓维道
图11-8 费品璋
民国十九年（1930），邓维道大兴土木，指派费品璋监工，在天主堂南侧购买民房兴建男子部校舍，有教室4个、办公室3个以及64个铺位的大寝室1个、伙房、饭厅等，校门、旁门都开在天主堂院内，出进学校必经天主堂大门。同时，在天主堂北侧亚纳女校基础上扩建女子部。二十一年（1932），两部工程竣工，呈报山西省教育厅备案，11月8日经山西省教育厅批准备案，定名为私立育英两级小学校，分设男子、女子两部，初级为复式班，高级为单式班。校长齐保民，教会派邓惠普任学监。男子部教员有赵天贵、李葆、薛振华、齐师圣、马云等，女子部由守贞姑娘当教员。男子部有学生105人，其中教外学生28人。女子部有学生22人，其中教外学生8人。
图11-9 德广惠
民国二十三年（1934），李葆接任校长，德广惠接任学监，安库回母校任教。男子部设两级复式的初级班2个，单式高级班2个。女子部学生增至60余人，也是初级为复式班，高级为单式班。至二十六年（1937），男子部、女子部的学生没有大的发展。先后在男子部任教的还有朱义、杨文蔚、杨源义等。最后担任学监的是戴鼎斯神父，“七·七事变”后学校停办。
当时的大同代牧区在六个县中有教堂近20处，大同的许堡、西册田、马庄，浑源的城内、东辛庄，广灵的西加斗，天镇的莫家堡等教堂，都先后设立初级小学校，招收教徒和非教徒儿童上学，一面让儿童学习文化知识，一面以学校为阵地传教，初小毕业后选送一些学生进入大同育英小学住校上高小，被选送的学生多数是教徒男生，如有家庭贫寒的，神父还给以经济帮助。育英高小毕业后，再选送一些学生去西湾子代牧区开办的养正中学校（在张北县南壕堑镇，后置尚义县）读书，毕业后回本代牧区，由主教分配到育英小学或其他教堂小学充当教员。由教会培养成人又回教会学校教书叫作“为教会尽本份”，齐师圣、马云、安万义、张孝、安库及以后执教于育英小学男子部的教员绝大多数是养正中学毕业的教徒学生。
图11-10 郎卫师
民国二十七年（1938）春，育英小学复校，按照日伪政府的指示由秋季始业改为春季始业。安库接任校长，范普厚、郎卫师先后任学监。男子部学生增加到一百六七十人，女子部学生人数也有所增加，增加的原因是一些居民害怕子女遭受日军欺侮而送进天主堂学校读书以寻求保护。男子部先后任教的有齐师圣、齐保民、刘善继、杨源义、张孝、李风山、左辅仁、曹登升、张世勋、张盛、李庭耀、姚祖舜、王玳、王珍（姚祖舜及二王并非天主教徒、姚在任教后期领洗，姚祖舜、王后被日本宪兵队抓捕，死在狱中）、项致中、李世成等，女子部由集宁代牧区圣母献堂会的修女执教。
民国二十八年（1939），男子部学生增加到191人，女子部学生增加到80人。
图11-11 胡儒汉
民国三十二年（1943）春，日本军国主义将占领区的敌国公民拘留起来，大同代牧区的比利时籍、荷兰籍神父被拘留到山东省潍县，代牧区从集宁代牧区、朔县代牧区等处借调神父。集宁教区的中国籍神父胡儒汉担任大同代牧区代理主教。学校的学监先后由大同本堂神父傅神父、侯景文（保定教区，国籍）、苏轼德（朔州代牧区，德国籍）兼任。女子部圣母献堂会的修女在日本投降前也已撤走，聘请吕宝珍等任教。
图11-12 贾耀
民国三十四年（1945）日本投降，安库继任校长，国籍司铎贾耀接任学监。因为学生增多，男子部改为初级复式班，为6个单式班，饭厅设1个班（利用饭桌做课桌，学生相对而坐，背对黑板的学生写字时伏在案上，看黑板时转过身子）。小南院设2个班，堂院设1个班，共8个班。女子部三、四年级也设单式班。先后在男子部任教的有项致中、武文忠、宋世忠、徐世祥、徐国庆、李世瑞、李世成兄弟、安万义、李庭耀（安、李二人在1948年被特警队以嫌疑分子名义逮捕）、刘久安、秦元义（刘、秦二人为修士）、刘樊德等。在女子部任教的有贺希哲、贺希英姐妹、刘君莲（非教徒）、杨秀峰、李采葑、赵玉祯等。在帅府街占用教徒郭烈武献给教会的院子（今城区教工幼儿园）开设天主教堂分堂和育英小学分校。招收了3个初级班，男女兼收，张世勋，徐世泰、李苑林任教。在东站占用姓梁的教徒的酱菜园又租了邻居的几间房子作教室，也办了一处分校，招收初级班2个，男女兼收，由梁家姐妹梁仲阳、粱仲蓑任教。本校和两处分校的学生总人数最多时达800多人。后将东站分校撤销，梁氏姐妹进城到女子部任教。
民国三十五年（1946）暑假期间，解放军围攻大同，蒋介石空运交警大队朱扬部援同解围。朱部来同后驻扎天主堂及育英小学，学校被迫停课半年。翌年（1947）春，朱部移防离校，学校复学。
育英小学在各个时期均按当时教育行政部的规定开设课程，另设宗教课，由神父定期给学生上课。《要理问答》是必修课，必须熟背如流。考试的形式为背诵，上课时集体诵“圣母经”。各教堂送来的住校学生最多时达到64人，主要是高年级学生，也有少数初年级学生。住校生每早要进圣堂望弥撒，饭前、饭后都要念经，伙食由教徒包办。民国三十七年（1948）以后，因为农村学生拿不来伙食粮（每月小米、黄米各2斗）而使得住校生逐渐减少，在大同解放前夕已无住校学生。当时育英小学的学生篮球队、雅乐队较为有名。
育英小学的办学经费由大同天主堂拨给，日伪统治时期梵蒂冈汇款不易，大同代牧区经费困难，育英小学开始向学生征收学费。在阎锡山统治时期，学生每学期征收大洋2元以弥补办学经费之不足。
育英小学的教员实行聘任制，聘期一年或一学期。“七·七事变”之前，教员月薪在大洋10至15元之间。日伪统治时期因经费困难，教员都在学校吃学生伙食，除给吃饭外每月发白布8市尺（也发过面粉）。日本投降后，梵蒂冈能给大同代牧区汇款，再加上向学生征收学费，办学经费宽裕，教员的待遇又趋好转，初级教员月薪大洋15元左右，高级教员20元；修女、贞女不赚工资，由教会供给生活。
1949年5月1日大同解放，学校拆除大寝室土炕，改建教室3个，实行男女生合校同班，将中、高年级安排在原男子部，低年级安排在原女子部。因为梵蒂冈的传教经费来不了而缺少办学资金，校长安库、学监贾耀多次要求人民政府接办学校，教会不再过问学校事宜，不再续聘后半年的教员，也无法给教员发工资。同年暑假，大同市革命干部训练队开训，育英小学教员与公立小学教员一样参加了培训。毕训后，市人民政府教育局宣布人事安排，安库留任校长，次富山、石重先、郑官、冯福胜（均非教徒）被分配到育英小学任教。9月开始实行薪米制，育英小学教员也由人民政府按月发放薪米。
1950年3月12日，市人民政府正式接办育英小学校产、设备等，改名“都司街完全小学校”，安库留任校长。1958年，学校再次更名为城区第十小学校。1961年和1979年两次拆除原教室，重建城区第十小学教学楼、办公楼。现在的城区第十小学只有坐东朝西的一排平房，为原来育英小学的饭厅。
2005年10月6日，大同教区应大同城区十校邀请参加该校百年校庆。
四、许堡天主教堂小学
民国二十三年（1934），田种德在许堡天主教堂建立许堡天主教堂小学。学校分为男校和女校，男校位于教堂西侧后来粮站库房的位置，女校位于后来的许堡完小前院。房屋采用砖木结构、玻璃窗户，许堡人新奇地称之为“洋式样”，教室内配备新式的双人课桌凳。办学经费来源于梵蒂冈拨给大同代牧区的教会经费以及田种德从国外的募捐。当年学生较少，所以只雇佣教师三人，教师工资及学校办公费用都由天主教堂支付，教员工资每月八元（银元），学生免收学费。
图11-13 田种德
图11-14 许堡天主教堂小学女校旧址
最初男女生各招一个班，每班编制30人，学生只收许堡及周边天主教徒子弟，为此许多许堡人加入了天主教，还留下顺口溜“不为银元和孩上校，谁还入你那鬼洋教”，说的就是加入天主教的人可以领到一块银元并且孩子可以上学校。但由于当时的封建礼教束缚，女生招收的还不到30人。
学生每年冬春两季上学，夏秋季回家参加劳动，设一至四年级。开设的课程有国语、算术、自然、体育、音乐等，每天上课五节，每周授课国语6节、作文2节、算术6节、自然3节、体育2节、音乐2节，其余为自习和读经书时间，主要读的经书是《圣经》，每天晨祷并做弥撒，当地人称作“念早经”。为当时大同府天主堂永望学会[17]出版的儿童教理丛书《初次告解的图像》，也是当时的学生课本之一。
图11-15 《初次告解的图像》封面
图11-16 《初次告解的图像》书页
民国二十六年（1937）秋，日本侵占大同后该校停办一年，二十七年（1938）秋恢复办学，由比利时籍司铎德广惠主持，教员三人，郭印宫（许堡人）任校长，冯全（阁老山人）、张瑞山（南水地人）任教员，后来又增加了张万英（许堡人）、齐宝明、于老师。这些教员本身也是天主教徒。这时学生有所增加，因为此时不仅教徒子女可以入学，附近村庄不入教的子女也能入学，不过需要取得校长、神父的批准才可。
从民国二十七年（1938）复学以来许堡天主教堂小学不再实行冬春季上学、夏秋季停课的制度，而是学生除寒暑假外常年在校学习。本许堡的学生可以走读，外村的学生可以在学校住宿。办学经费仍由教会支付，学生分四个年级，男生设两个班约70人，女生设一个班约30人，均为复式班教学，学生每年放假两次，暑假四十天，寒假二十天。
民国三十六年（1947），大同城东许堡一带基本解放，最后一位传教士葛乐生撤走，天主教堂被政府作为粮站，学校同时停办。
从民国二十三至三十六年（1934-1947）短短的十三年间，许堡天主教堂小学虽未像许堡二高小那样的官办学校[18]名声显赫，但也为许堡及周边穷苦人家的孩子圆了上学梦，特别是许堡人占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大部分家庭或多或少都有上学的机会，该校与二高小一起撑起了民国时期许堡的教育，奠定了许堡成为文化村的基础。[19]
在许堡天主教堂小学停办之后，许堡作为党控制下的大同东部的较大集镇，在原天主教堂学校——女校部旧址建立许堡完全小学（简称许堡完小）。校舍分南北两排，对称排列。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0年又在原天主教堂学校（俗称前院）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同时将学校与天主教堂隔开，用土板墙将学校围合，设前后门。[20]
五、马家皂小学
图11-18 李本思
民国二十八年（1939），时任本堂李本思从蔚县雇用技工在旧堂以南动工盖房五十一间，最大的房间是礼堂，房子六间。为了办学校而盖了四个教室，房子二十间。学校四个教学班，分一至五年级，一、二年级为复式班，学生百余人，教内外的学龄儿童均收，并从外地聘请了四名教员。为方便学习，减少外村学生返乡走路，教堂还为他们解决了食宿。三十二年（1943），万安石来继任时，日寇勒令李、万二人立即离开马家皂，二人不得已而召集教徒讲话后哭着走了，从此学校停办、学生解散，最后任职的寇孝忠、王利国、杜喜元、高庭生四名教员也离开学校另谋出路。[21]
六、西册田小学
民国十二年（1923），田种德在西册田开办男女小学，此校条件优越，人数日渐增加，影响力越来越大。当时有教友1400人左右，慕道者有120人。这所教会学校在三十四年（1945）由政府接办，曾为国家培养出不少栋梁之才。
七、浑源城小学
图11-19 贝化民
民国十九年（1930）由贝化民创办，并给予贫困生各种优待，诸如减免学费、生活补贴等。
八、其他各堂区学校
据民国二十八年（1939）统计，大同代牧区设立学校的教堂有：马庄天主堂男、女初级小学，学生86人，其中女生30人；榆林天主堂男子初级小学，学生25人；许堡天主堂男女初级小学，学生90人，其中女生30人。西册田小学、张官屯等小学均设男女分校，初小毕业后由神父保送进大同城上育英高小（主要是男生）并供给膳食及学习费用。由于资料不足，目前对其他堂区的学校知之甚少，仅知道西册田天主堂小学是由雷春扬扩建，设有自习室、食堂、宿舍。老师多则6人，少则4人，学生200人左右。它是大同代牧区最宽敞的初级小学。
大同代牧区各堂区学校不同时期的记录。民国十六年（1927）统计男校13所，其中立案3所，学生337人。女校9所，学生139人。男女校学生共476人。二十年（1931）统计初级学校男13所，学生255人。女校9所，学生152人。高级男校10所，学生342人。女校4所，学生89人。初高级学生共838人。二十一年（1932）统计：经言学校男37所，学生367人。女校12所，学生147人。初级学校男校10所，学生391人。女校5所，学生63人。高级学校1所，学生39人。学生合计为1007人。二十八年（1939）全代牧区有11座教堂办有学校（男女两级小学各3所，初级小学8所，女初等小学6所），共有学生1418人，其中女生380人。据二十八年（1939）的统计，教区年支办学经费银币10450元，占教区总支出的20.9%。
在当时，大同育英中学、西册田学校有成百上千的教徒与非教徒子女读书，在西册田，村中子弟多在教会小学读书，外村富人也把子女送来，西册田废除私塾后设立民国小学，但村中孩子不去民国小学读书而宁愿在教会学校学习，因为教会学校规矩好、师资好，升级不用考试，学生及家长们对其很是信任。[22]
九、传教先生培训班
民国十一年（1922）3月大同监牧区成立后，在都司街主教座堂由邓惠普、费品璋、田种德三人主讲以培训骨干教友充任传教先生，这些骨干教友都是从各堂口经过选拔而来的有智慧、有声望的教友，分为甲、乙两种，待遇是按当时小学待遇标准，甲等10块银币，乙等8块银币。
十、妇女院
在监牧区成立后有妇女部（今原党校），内有贞女在教会担任相当重要的角色，常给教友们讲道。由于大同教友少，故从集宁、西湾子请了修女7人开办诊所（5号院）。
在大同每个堂口均有两个贞女负责讲道。女5号院翠花宫正房五间，西房一间，南房四间，有婴儿院由修女们管理。因建大楼，2000年卖掉（5万）. 西羊市5号大院（100多间）准备成立女子中学，因1949年解放而未办成，后来修路占了1/3，停车厂占地1/3。
帅府街36号院为1934年由郭烈武赠送给教会，此院有房25间。雷春扬、樊越武二位神父先后在此地管理教友，于1999年卖掉（35万）为建筑楼房。
[1]薛人仰：《中国教育行政制度史略》，台北：中华书局，1983 年，第59 页。载于高月芳：《民国时期山东中小学教师待遇研究（1912-1937）》，硕士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8年，第11页。
[2]郭琪：《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载于《中国档案报》，北京：国家档案局，2019年9月2日刊。
[3]张书丰：《山东教会学校教育九十年》（山东师范大学教科所），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技版）》，第18卷第4期，2000年12月，第83-84页。
[4]李灵、肖清和主编：《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教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7页。
[5]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69页；载于朱寿标：《中国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第1页。
[6]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7页。载于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四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391页。
[7]据《全国公教中小学学校统计表》统计，见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3页；载于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四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391页。
[8]平山政十著：《蒙疆カトリック大观》，张家口：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昭和十四年（1939），第190-196页。
[9]平山政十著：《蒙疆カトリック大观》，张家口：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昭和十四年（1939），第225-226页。
[10]《大同二中校史》，大同：大同二中，1996年，第1页。
[11]《大同二中校史》，大同：大同二中，1996年，第27-29页。
[12]《大同二中校史》，大同：大同二中，1996年，第24、27、28页。
[13]《大同二中校史》，大同：大同二中，1996年，第29页。
[14]《大同二中校史》，大同：大同二中，1996年，第24页。
[15]《大同二中校史》，大同：大同二中，1996年，第3-4页。
[16]《大同二中校史》，大同：大同二中，1996年，第667页。
[17]该学会另有姚正风编译：《初领讲义》，大同：大同府天主堂永望学会，1941年版存世。
[18]参阅《许堡教育之摇篮<二高小>》，2018年9月27日，载于许堡古堡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190ab017c0102xnow.html
[19]《许堡教育之二<天主教堂学校>》，2018年9月27日，文中资料由张金、李义忠两位老师等提供，载于许堡古堡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190ab017c0102xnox.html
[20]参阅《许堡教育之三<许堡完小>》，2018年9月27日，载于许堡古堡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190ab017c0102xnp0.html
[21]钱祥整理：《马家皂天主教堂建筑与遗址简介》，载于《阳高县志通讯》（3），第40页。
[22]刘安荣著：《中国化视野下的山西天主教史研究（1620-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