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世人皆知叶剑英元帅是我国开国元勋，却鲜有人知他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有着极高的评价。1977年深秋，叶帅来到浙江视察工作，听完铁瑛的工作汇报后，不禁感慨道：＂铁瑛同志是位好＇班长＇！＂这句看似普通的评价，却道出了铁瑛在浙江工作的真实写照。究竟是什么让这位开国元帅对铁瑛如此赞赏？为何用＂班长＂而不是＂领导＂来形容他？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看看这位从军队转向地方工作的将军，是如何在浙江这片土地上写下不平凡的篇章。
从戎报国到治政浙江
1937年，铁瑛正在河南南乐县一所小学任教。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入侵中国。这一消息传到南乐县后，铁瑛立即向当地八路军部队递交了入伍申请。经过严格审查，这位年仅20岁的青年教师成为了一名抗日战士。
入伍后，铁瑛被分配到新四军。由于表现突出，他很快被提拔为连长。在一次剿匪行动中，铁瑛带领一个排的兵力，成功围剿了一股在豫东地区为非作歹的土匪，缴获长短枪20余支。这次行动不仅稳定了地方治安，还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
1939年，组织上考虑到铁瑛的文化水平较高，便安排他兼任河南省确山县某区的区委书记。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地方工作。在这个位置上，铁瑛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民兵组织，为正规部队提供情报和后勤支援。
解放战争时期，铁瑛随部队转战华东地区。1949年，他参与了解放浙江的战役。当时，他带领部队从舟山群岛登陆，打通了进入浙江腹地的通道。这次经历让他对浙江的地理环境和民情风俗有了初步了解，为日后在浙江工作打下了基础。
1964年，铁瑛被授予少将军衔。此后，他一直在东海前线的军事要塞任职。1972年春天的一个深夜，正在舟山群岛外海某前沿小岛检查战备工作的铁瑛，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要求他立即赶往北京。
当时海上风浪很大，南京军区专门派了一艘军舰来接他。飞机从宁波起飞后，因北京天气不好，不得不降落在南京。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接见了他，这时铁瑛才知道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讨论浙江问题。
到达北京后，铁瑛第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针对林彪事件后浙江的局势作了详细汇报。周总理听完后握着他的手说：＂铁瑛同志，你真痛快！＂4月27日，周总理正式宣布任命铁瑛为浙江省委书记。
面对这个任命，铁瑛坦诚地向周总理表示自己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周总理说：＂铁瑛同志，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吧。只要认真，可以做好的。＂就这样，1972年＂五一＂劳动节，铁瑛来到浙江省委赴任。从一名军人到地方大员，铁瑛开始了他在浙江的工作生涯。
＂三进三出＂访民情
铁瑛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遍浙江全省。他常说：＂不走遍每个县，就不了解浙江；不了解浙江，就难以做好工作。＂这句话很快就变成了行动。
1972年夏天，铁瑛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省内调研。与其他领导不同的是，他每次下乡只带一名秘书和一名警卫员，乘坐一辆普通的吉普车。为了不给基层增加负担，他规定下乡不许搞接待，不住招待所，必须直接住在农户家里。
在舟山群岛的一个渔村，铁瑛遇到了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当地渔民反映捕鱼配额限制过严，影响了渔民收入。铁瑛当即和渔民一起出海，亲身体验了一天的捕鱼作业。回来后，他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对渔业政策进行调整，在确保渔业资源可持续的前提下，适当放宽了捕捞限制。
1973年春，铁瑛开始了第二轮走访。这次他重点关注农村工业发展问题。在湖州一个乡办企业，他发现当地竹制品加工技术独特，但受限于运输条件，产品难以外销。铁瑛随即协调交通部门，帮助打通了销路，使这个产业很快发展起来。
第三轮走访始于1974年冬季。这次铁瑛特别注意走访之前去过的地方，查看政策落实情况。在温州某山区，他发现前两年解决的农田水利问题又出现了新情况。当地农民反映水渠年久失修，灌溉效果大不如前。铁瑛立即组织水利专家实地勘察，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改造方案。
铁瑛的每次调研都不走形式。在金华农村，他经常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一次，他在田间劳动时把裤子弄破了，当地干部要帮他换新的，被他婉拒了。他说：＂破裤子能让我更好地体会农民的辛苦。＂
在调研中，铁瑛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一处都要详细记录。他的笔记本上不仅有各地的具体情况，还有农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这些第一手资料后来成为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到1975年底，铁瑛已经创下了一个记录：把浙江省每个县都至少走访了三遍。这种深入基层的工作作风，在当时的省委书记中是少见的。更难得的是，他每次下乡都能发现新问题，解决新矛盾。
有一次，铁瑛在衢州山区遇到一位老农民。老农民认出他后说：＂您是第三次来我们这里了，上次说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次又来是不是还有啥新情况？＂铁瑛回答：＂只要基层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就会继续来。＂
不为人知的民生往事
在铁瑛任职期间，浙江发生了一件令人瞩目的事。1973年初，宁波一个渔村突发台风，300多户渔民的渔船和房屋遭受重创。消息传到省里后，铁瑛立即赶赴现场。他没有简单地发放救济款，而是组织专家研究制定了一套＂渔民互助合作社＂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是让渔民组建互助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共同购置渔船，分担风险。这一创新做法很快在浙江沿海地区推广开来。
1974年春，铁瑛在走访杭州郊区时发现，当地农民种植的水果销路不畅。经过调查，他发现问题出在运输和储存环节。于是，他提出建立＂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模式。首先在杭州近郊建立水果保鲜库，然后组织专门的运输队伍，最后在城区设立直销点。这一举措使农民增收明显，很快在全省推广。
1975年，浙江开始出现农民外出务工的潮流。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工工资拖欠、权益受损的情况。铁瑛专门召开省委会议研究此事，制定了全省首个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文件。文件规定，各地要建立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企业必须按月发放工资，否则将被列入黑名单。这一规定在当时全国都是开创性的。
在推动浙江特色农业发展方面，铁瑛提出了＂一乡一品＂的发展思路。他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和传统优势，引导农民发展特色产业。比如，在湖州发展蚕桑，在金华发展火腿加工，在温州发展柑橘种植。这些产业后来都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1976年夏天，浙江遭遇严重干旱。铁瑛带领专家组深入各地，发现很多地方的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他立即调动省里的资金，帮助各地修建水库、疏通渠道。更重要的是，他推动建立了农田水利设施管理制度，明确了各级政府的责任，保证了工程的长期效益。
铁瑛特别关注困难群众的生活。在他的倡议下，浙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帮扶机制。首先是建立困难户档案，详细记录每家每户的具体情况。其次是制定分类帮扶标准，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不同帮助。最后是实行定期回访制度，及时了解帮扶效果。
在嘉兴农村，有一户五保户家的房子年久失修，居住成问题。铁瑛得知后，立即指示当地政府研究解决方案。最终不仅解决了这户人家的住房问题，还推动建立了农村危房改造制度，使更多困难群众受益。
1977年初，浙江开始推广＂以工补农＂政策，鼓励农村办小型加工企业。铁瑛提出，要把这些企业办在农民家门口，让农民在农闲时能就近打工。这一做法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又增加了农民收入，成为后来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经验。
开放改革的先行者
1975年末，铁瑛在温州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些农民开始自发组织起来，成立小型加工作坊。当时，这种做法在全国都不多见。铁瑛没有简单地否定或制止，而是深入调查研究。他走访了dozens多个作坊，发现这些小企业不仅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还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1976年春，铁瑛向中央写了一份专门报告，介绍温州农民办企业的经验。报告中特别强调，这种自下而上的经济活动应该得到支持和引导。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成为后来支持发展个体经济的重要参考依据。
在推动对外开放方面，铁瑛采取了一系列开创性举措。1976年夏天，他带队考察了宁波北仑港的建设条件。当时，北仑港还只是一个小渔港。铁瑛提出要把北仑港建设成为现代化深水港，为浙江对外开放打开海上通道。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中央支持，北仑港的建设由此启动。
1977年初，铁瑛组织省内专家对浙江沿海港口进行全面规划。除了北仑港外，他还提出要重点发展舟山、温州等港口，形成完整的港口群。同时，他还推动建立了与港口配套的交通网络，为后来浙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铁瑛提出了＂以质取胜＂的战略。他发现浙江的传统出口产品，如茶叶、丝绸等，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于是，他组织相关部门制定了产品质量提升计划。比如，在杭州建立茶叶品质检测中心，在湖州成立蚕丝研究所，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
1977年夏，浙江首次组团参加广交会。铁瑛亲自带队，不仅展示了浙江的传统优势产品，还带去了一批新开发的工业制品。这次参展取得了良好效果，浙江的外贸出口开始步入快车道。
在引进外资方面，铁瑛采取了务实的做法。他提出，要充分发挥浙江侨眷众多的优势，鼓励华侨回乡投资。1977年秋，温州一位华侨回乡创办了全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铁瑛专门到企业调研，要求各地相关部门要为侨资企业提供便利条件。
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铁瑛提出了＂产学研结合＂的思路。他多次邀请浙江大学等高校的专家教授参与企业技术改造。1977年底，在他的推动下，浙江建立了首个省级工业研究院，专门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铁瑛还特别重视民营企业的发展。当时，一些地方对民营企业还存在偏见。铁瑛多次在省委会议上强调，只要是有利于经济发展、能够解决就业问题的企业，不论所有制形式如何，都应该支持。在他的影响下，浙江逐步形成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
廉政勤政的典范
1972年到1978年间，铁瑛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保持着严格的工作作风和生活态度。他住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改建的宿舍里，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个书桌。每天清晨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才休息，工作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在用餐方面，铁瑛规定自己和家人一律在机关食堂就餐，从不要求特殊待遇。有一次，省里来了几位外地客人，秘书提议在招待所安排接风宴，被铁瑛婉拒了。他带着客人直接去了机关食堂，点了几个家常菜。客人对这种朴素的作风印象深刻。
1974年春节前夕，有人送来一箱浙江特产西湖龙井，铁瑛立即让秘书将茶叶退回。他说：＂过节我们用机关统一发的茶叶就好。＂后来，他专门制定了一项规定：省领导一律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礼品礼金。这一规定在当时的官场引起很大反响。
在子女教育问题上，铁瑛更是严格。他的子女都在普通学校就读，从不利用职务之便为子女谋取任何特殊待遇。1975年，他的长子参加工作分配，铁瑛特意交代组织部门要按正常程序办理，不得破例照顾。最终，他的长子被分配到基层单位工作。
1976年夏天，省里要给领导配备新车。铁瑛得知后提出，领导用车要以实际工作需要为原则，不能搞特殊化。他自己继续使用那辆已经开了七年的吉普车。有一次去山区视察，车子在半路抛锚，他就和随行人员一起步行了十多公里到达目的地。
铁瑛对下属要求同样严格。1977年，他发现某地一位干部存在贪污行为，立即责成纪委调查处理。在处理过程中，有人说这位干部是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希望从轻处理。铁瑛说：＂正因为是自己的老部下，更要严格要求。＂最终，这位干部受到了应有的处分。
在制度建设方面，铁瑛推动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比如，领导干部述职制度、重大决策集体讨论制度、干部任用公示制度等。这些制度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的干部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1978年初，铁瑛组织开展了全省范围的干部作风整顿。他提出＂四个反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反对享乐主义、反对铺张浪费。整顿活动中，全省查处了一批违纪案件，干部作风得到明显改善。
每到月末，铁瑛都要检查省级机关的考勤记录。发现有干部无故缺勤或者迟到早退，他都会亲自找人谈话。省直机关很快形成了守时守纪的良好风气。在省委大院，铁瑛经常是第一个来办公室的，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有一次，省里举办干部培训班，铁瑛去作报告。他讲的不是大道理，而是自己多年来的工作体会。他说最重要的是要心系群众，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这场报告持续了三个小时，他站着讲完全程，中间没有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