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群雄并起,逐鹿天下。
谁能退而保有地盘,进则称霸中原,靠的是人才,文臣武将。
因此汉末诸侯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以壮大自己。
袁绍在河北招收“名誉”,刘备三顾茅庐,孙权在江东“招延俊秀,聘求名士”。
其中,曹操最为爱才,所以取得的成就也最大。他曾赋诗:“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就是自己的内心写照。
在两汉时期,选拔人才的制度是察举制,非常注重人的品德修养。但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察举制已经完全失败,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具;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现象,选拔上去的都是碌碌无能的世家大族子弟,或者是一些靠贿赂上去的庸碌之辈。
在东汉时期,许多人比如袁绍非常重视门阀世家士族,以门第高低来选拔人才,而对那些寒门则不重视。
而曹操却不一样。
他虽然也出身官宦人家,爷爷是大太监曹腾,但却被一些所谓的“清流”所鄙视。当时许多世家大族和名士非常瞧不起曹操,但这些人中又有许多人才,曹操不得不拉拢,为己所用。
为了打压世家大族,所以曹操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一方面注意重视世家士族中的人才,如荀彧、崔琰、华歆、钟繇等人,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司马懿。荀彧出身颍川荀氏,荀子之后。其祖父荀淑知名当世,号为神君。
崔琰清河郡东武城(今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人。东汉末年名士,司空崔林从兄,丞相曹操谋士。出身清河崔氏,师从于大儒郑玄。
司马懿的家世更牛。十二世祖司马卬随项羽灭秦,受封殷王,建都河内,司马家族世代居住在此地。
司马懿的高祖父司马钧为汉安帝时的征西将军,曾祖父司马量为豫章太守,祖父司马儁为颍川太守,父亲司马防为京兆尹。晋武帝司马炎说:“本诸生家,传礼来久。”
另一方面,曹操非常注重从寒门下士之中选拔人才,以此来增加寒族出身的官员,来与那些世家官员对抗,防止其垄断官僚结构。在当时,儒家思想之中最注重人的道德,认为人才首先要有高尚的道德。但在乱世之中,仅有道德是不行的,最好是德才兼备,但如果在“德”与“才”之间做个选择的话,曹操选择了“才”。
在强调品德清廉的同时,曹操更注重一个人才的特殊才能,“天下尚未定,特此求贤之急时也。”
他曾在210年、214年、217年三次发布求贤令,足以可见他的“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
只要是人才,有“治国用兵之术”,哪怕有不好的名声(污辱之名),被人耻笑的行为(见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只要有才能,曹操一定量才适用(吾得而用之)。
这是对以门阀品第为唯一标准的传统人事制度的一次猛烈冲击,也令门阀世族对曹操恨之入骨。
曹操“识拔人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的选才标准,让许多有才能的人即使出身寒门底层,道德并不高尚,也被曹操选拔、重用。
扬州别驾蒋济是郡计吏出身,汝南太守满宠是郡督邮出身,而张辽、徐晃则是从敌营投奔而来,郭嘉、戏士才、杜畿、杜袭、辛毗等人都是寒族出身。
于禁、乐进都曾是士卒或下级军官。
李典、许褚、伍峻则是地方豪强出身。
官渡之战时,袁绍赏罚不明,张郃临阵倒戈投降曹操。
太祖得郃甚喜,谓曰:“昔子胥不早寐,自使身危,岂若微子去殷、韩信归汉邪?”拜郃偏将军,封都亭侯。授以众,从攻邺,拔之。
徐晃本来是杨奉部下,后因仰慕曹操而投奔,得到曹操的重用。
这些人都被曹操加官进爵,提拔重用,他们也忠心耿耿,征战四方,建功立业。
拔于禁、乐进于行伍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馀拔出细微,登而牧守者,不可胜数。
除此之外,曹操还爱才如命,还不念旧恶,对那些曾与自己为敌,但后来归降自己的人也一律重用。
比如贾诩曾是张绣谋士,曾多次出谋划策攻打曹操,甚至杀死了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和大将典韦,后来张绣和贾诩投降曹操,也得到了重用,张绣还和曹操结成了儿女亲家。
陈琳曾为袁绍起草檄文,骂曹操是“赘阉遗丑”。后来陈琳为曹操所俘,曹操依然没有杀他,而是量才使用,任命他为军谋祭酒。
臧霸曾为陶谦和吕布手下,对此与曹操作战。吕布败亡后,藏霸归降。曹操让他掌管青州、徐州。
刘备在被吕布打败后,投奔曹操。
曹操十分看重刘备,“曹公厚遇之,以为豫州牧,左将军”。
当时许多人建议曹操杀掉刘备,程昱就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
但曹操认为当时天下未定群雄并起,正是收买人心之时。如果杀了刘备一人,会让其他人才寒心,不利于以后统一天下,所以拒绝了。
吕布袭刘备,取下邳。备来奔。
程昱说公曰:“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
公曰:“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因为曹操一时仁慈,放走了刘备,导致自己的统一大业严重受挫。
对俘虏关羽,也非常关爱,上马给金,下马给银。
即使是那些背叛过自己人,曹操也依然能够容忍。徐翕、毛晖本来是曹操部下,后在兖州之乱时叛逃。后来二人为曹操所俘,曹操不念旧恶,仍然任命他们为官。
魏种素曾是曹操的老友,也在兖州治乱叛逃。曹操将其俘虏后,爱其才,将他释放。
曹操打破了传统的选拔人才的标准,提出“才”比“德”重要的标准,对人才不做过分苛求,权衡利弊,注重现实考虑,以实用为标准,显示出一个大政治家的成熟、胸襟和远见。
当时的人才听说曹操这样选拔人才,纷纷前往归顺,归之入流,曹操量才适用,众志成城,终于成就了一番霸业。
曹操从一个地方小军阀,经过二十多年的征战,成为统一北方的霸主,挟天子以令诸侯,除了自身的文治武功之外,与他手下“谋臣如雨,武将如云”是分不开的。
曹操曾说:
“吾起义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功也!”、“与诸将士大夫共从戎事,辜赖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是以夷险平乱”、“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吾士大夫共定之。”
《三国志·武帝纪》中陈寿说:
“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
如果曹操的这一套选拔人才的制度能够形成规章制度而继续实行下去,那么可以扩大统治基础,选拔天下良才,让国家长治久安,兴旺繁荣。
晋人刘颂:汉末陵迟,阉竖用事,小人专朝,君子在野,政荒众散,遂以乱亡。魏武帝以经略之才,拨烦理乱,兼肃文教,积数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后吏清下顺,法始大行。
曹操草创了九品中正制,但是但是是综合考察一个人的能力,比如从能力、品行和家世三方面都考虑。
但人亡政息,曹丕称帝后,采纳尚书令陈群的意见,后来各参与方基本遵从这种不成文规定,于黄初元年(220年)九品中正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在中国实行长达四百年之久,直到隋朝实行科举制才被废除。
《宋书·恩幸传序》: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曹丕也是有自己的无奈之处。毕竟当时世族势力非常强大,与曹家朝廷有很多矛盾。曹操在世时,可以对世家又打又拉,为己所用。但曹操一死,这些世家就开始反扑,重新走上了政治舞台。曹操建立的寒门子弟的曹魏逐渐被曹氏家族和大型门阀联合统治的曹魏所代替,改变了当年曹操定下的“唯才是用”的用人政策。
而世家代表司马家取代曹魏,则标志着世家最终战胜了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
九品中正制在起初还有些进步意义,比如稳定了曹家朝廷与各地世族的关系,让两者达到了一个平衡,同时也可以选拔一些人才。
但很快就显露弊端,如非常看重家世甚至只重视家世,不看这个人的品德才能,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以此制选官。结果造成世族弟子涂脂抹粉,终日清谈,高谈玄学,不问国事,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根本没有处理政务的能力。世族子弟高官厚禄,靠的不是个人的才能,而是靠家族血统。
世族为维持门第血统,婚姻必择门当户对,形成了一个稳固的统治阶级。
他们自视高贵,不与寒族往来,结果造成政治分裂,国家凝聚力下降,国家职位被庸才把持,国是日非,政治黑暗,寒族人才及时才能再高,绝大部分也只能沉沦下僚,终老一生。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话用在人才这方面其实也很实用。
古代常有人才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一方面是人才选拔制度有缺陷,另一方面便是你有没有才华,别人又如何知道呢?
曹操是汉末三国时期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位时期,可以凭借个人的能力,选拔寒族贤才为己所用,打压世族,但一旦自己去世,就再也没有人能压得住世族了,人亡政息。曾受到打压的世族势力又重新崛起,攥取了国家政权。
一个人即使是天纵英才,也无法跟一个阶级作斗争,即使他能一时取胜,但人力终有穷,不可能在身后依然取胜。
若曹操地下有知,当会发出不甘而无奈的叹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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