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台湾被捕前，力助张灵甫遗孀王玉龄赴美国，为她避开政治漩涡，但有个条件：不许嫁外国人.......

王玉龄19岁那年，丈夫张灵甫死在了战场。

宋美龄要接见殉职将领遗孀，19岁的王玉龄跟着其他遗孀一起去了总统府。

等了很久，武官出来告诉她们：“夫人今天身体不舒服，你们请回吧。”

多年后，王玉龄依旧很寒心地说：“对宋美龄没有什么好感，（这些殉职将领）把性命都送掉了，可她……”

年轻的王玉龄抱着孩子，带着老母亲站在台湾混乱的土地上。

本来已经十分艰难，然而很快，她就被骗光了所有的积蓄。

在她走投无路之时，是孙立人伸出了援手，将她送到了美国。

而孙立人对她的要求，只有一句警告，她记了大半生……

01

王玉龄出身于长沙的显赫家族。

王家在清末民初便深耕湘地商界，从粮油贸易到绸缎庄铺，几乎垄断了长沙西长街半数的商业资源。

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儿，王玉龄可谓是万千宠爱于一身。

父母拒绝让她遵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规，特意请了留洋归国的先生教她英文、算术，还送她进了长沙有名的“明宪女子中学”。

良好的新式教育，让她养成了既独立又骄傲的鲜明个性

她的人生本该是继续在校园中深造，考上上海或南京的女子大学。

或是由家族安排，嫁入另一个门当户对的商贾或官宦家庭，从此相夫教子，享受安稳顺遂的一生。

然而，命运却在她17岁时，猛地推了她一把。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王玉龄的远房舅舅，当时在国民党军中担任参谋的李树正，引荐王玉龄和张灵甫相见。

那一年，张灵甫42岁，是国民党军队中声名显赫的高级将领，正担任七十四师师长之职。

那时候的七十四师刚经历过湘西会战的惨烈厮杀，是蒋介石口中“御林军”，号称“五大主力”之首，张灵甫更是凭借战功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张灵甫外形魁梧英俊，身高近一米九，军装穿在身上格外挺拔，在军中早有“儒将”的美名。

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也饱受世人争议。

他曾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为了投笔从戎，他毅然退学报考黄埔军校，最终毕业于黄埔四期，与林彪、刘志丹等人同为校友。

他还精通书法，尤擅楷书，不少同僚都曾向他求字。

张灵甫身上的“英雄光环”，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王玉龄后来在采访中也承认，初见时，她对张灵甫怀有几分出于少女情怀的崇拜与仰慕。

但横亘在两人之间的，是难以逾越的现实障碍。

17岁与42岁，这整整25年的年龄差距，足以让任何一个重视门风的家庭望而却步。

更何况，张灵甫已经历过三段婚姻。

第一任妻子邢凤英是父母包办的旧式女子，两人感情淡薄。

第三任妻子高艳玉因性格不合早已分开。

最让外界议论纷纷的，是第二任妻子吴海兰。

1935年，张灵甫怀疑吴海兰是间谍，在陕西西安的家中，亲手用手枪结束了她的生命，酿成了当年轰动一时的“团长古城杀妻案”。

而王玉龄，是王家捧在手心的掌上明珠，王玉龄的母亲罗希韫，从一开始就对这门亲事表达了明确的反对。

她怕女儿嫁给一个有过如此复杂过往的男人，将来受委屈；更怕张家的风波，会牵连到王家。

然而，张灵甫对王玉龄展开了军人般热烈而直接的追求。

给王玉龄带上海最新出版的言情小说，给罗希韫带杭州的丝绸手帕。他会坐在客厅里，和王玉龄的父亲聊时局，也会耐心听王玉龄讲学校里的趣事，展现出一个成熟男性的多重魅力：既有军人的果断坚毅，又不失文人的儒雅风度。

1945年的国民党政权，正处于战后的“全盛时期”，张灵甫作为“王牌师”师长，前途不可限量。

对王玉龄的家族而言，经历过抗战期间的商业动荡，他们太需要一个有权势的“靠山”。

与这位手握重兵的将军联姻，无异于为家族的未来绑定了一份最有力的保障。

1945年秋，两人的婚礼在上海顶级的金门饭店举行，轰动一时。

当时的金门饭店，是上海租界内最豪华的场所之一，能在这里办婚礼的，非富即贵。婚礼当天，国民党军中的不少高官都前来道贺，七十四师的军官们更是集体出席，场面盛大。

17岁的王玉龄，身披洁白的西式婚纱，头戴珍珠头纱，在父亲的陪伴下，嫁给了42岁的张灵甫，成为他的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

她的人生，自此便与这个男人，以及他所卷入的时代洪流，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

婚后的时光，虽然短暂，却也称得上是幸福的。

张灵甫不久后晋升为七十四师师长兼任南京警备司令，手握南京城的防务大权。王玉龄作为“司令夫人”，居住在南京五台山附近的豪华花园别墅中。

那是一座带泳池和网球场的西式洋房，是国民党当局专门为高级将领配备的住宅，这样的生活，足以让当时的许多人艳羡。

王玉龄迅速地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转变为一名合格的军官妻子。

她跟着家中的老佣人学做饭，学着打理别墅里的大小事务，甚至会提前打听张灵甫同僚的喜好，在他宴请客人时帮忙招待。

王玉龄周到地照顾着丈夫的日常起居，知道张灵甫有晚上看书的习惯，她会提前暖好被窝，在床头放一杯温水；知道他胃不好，从不让厨房做生冷的食物。

尽管张灵甫天性严肃，不善言辞，在军中以严厉著称，但他对这位年轻的妻子却十分呵护。

他从不向她提及战场上的血腥与残酷，从不在她面前抱怨军务的繁琐。

“他从来不跟我说军事上的事。”王玉龄后来在回忆这段时光时，眼神里还带着温柔，“让我觉得，好像只要他在，我在哪里都不害怕。”

即便在前线战事最紧张的时候，比如1946年七十四师奉命开赴苏北作战时，张灵甫依然坚持一个习惯：“每天一定打一个电话回家。”

电话内容总是很简单，不过是寥寥几句。他会先问：“家里好不好？”听到王玉龄说“好”，再叮嘱几句“照顾好自己”，便匆匆挂了电话，军中纪律严格，他不能在私人电话上花费太多时间。

但就是这几句简单的问候，成了王玉龄那段日子里最安心的慰藉。他用这种内敛而笨拙的方式，维系着对家庭的全部关怀。

那时的王玉龄还太年轻，刚满18岁，她并不真正理解战争的重量，不明白“国共内战”这四个字背后意味着什么。

她只是全然沉浸在新婚宴尔的甜蜜中，沉浸在即将成为母亲的喜悦之中。

1947年初，在南京的寒冬里，王玉龄诞下了儿子。张灵甫为孩子取名“张道宇”，寄托着他对儿子的期许。

这个新生命的降临，给这个军人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温暖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张灵甫只要有空回家，就会抱着儿子不肯撒手，还会笨拙地学着给孩子换尿布

1947年5月，孩子出生才刚满百日，解放战争已进入了关键的转折点。

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对国民党军发起了猛烈进攻，孟良崮战役爆发。

张灵甫和他引以为傲的“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彻底围困在孟良崮的山顶上。彼时的孟良崮，光秃秃的石头山，没有水源，没有粮草，七十四师的士兵们只能靠空投的物资勉强支撑，陷入了绝境。

1947年5月16日，国民党当局通过广播发布消息：整编第七十四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兵败身亡。

那一年，王玉龄年仅19岁。

她成了寡妇。

02

一个19岁的寡妇，怀里抱着尚在哺乳期的婴儿，身边只有同样需要人照顾的年迈母亲。

丈夫的死讯，将王玉龄推入了无底的黑暗深渊。

她终日以泪洗面，悲痛到几乎无法自已。

1947年下半年，孟良崮战役的硝烟刚散，解放战争的态势已彻底扭转。

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站稳脚跟，晋冀鲁豫野战军又强渡黄河，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接连受挫，原本的“全面进攻”被迫转为“重点进攻”，颓势一天比一天明显。

南京城内的高官眷属，开始悄悄收拾行李，空气中都弥漫着“要走”的恐慌。

就在王玉龄还沉浸在丧夫之痛中无法自拔时，她周遭的世界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剧变。

原本门庭若市的国民党党部，如今进出的人都步履匆匆，脸上没了往日的傲慢；连家里的老佣人买菜回来，都会压低声音说“城外的兵又换防了”，

她的安稳的日子，早就没了。

同年12月，国府向七十四师孟良崮战役阵亡官佐遗族发放抚恤金五亿元，其中拨给师长张灵甫遗族一亿元。

但以1947年8月一斗米（6.9公斤）售价二千万元的物价计算，一亿元只能购买五斗米。

王玉龄的娘家远在长沙，是深耕湘地几十年的富商。王家在长沙西长街有十几间铺面，从粮油到绸缎，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就算战乱年代，也能靠着囤积的物资和人脉，让一家人衣食无忧。

如果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她最想做的，就是带着母亲和幼子返回长沙老家。

可是，当时的局势，已经容不得她这样一个19岁的寡妇自己做出选择了。

“总统府”的电话，开始频繁地打到她的家中。

第一次接到电话时，是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刚打响不久。

电话那头是个陌生的男声，语气还算客气，说“奉上面指示，请张师长遗孀做好转移准备”，没提具体去哪里，只让她“随时等候通知”。

王玉龄当时没放在心上，只当是例行公事的提醒。

可没过半个月，电话又打来了。

这次的语气明显急迫了许多，直接点明“请夫人尽快收拾行李，目的地是台湾”，还强调“这是为了保护您和孩子的安全”。

王玉龄起初非常抗拒。

她从小在长沙长大，后来随张灵甫到南京，从未离开过大陆。

台湾？在她的认知里，那只是地图角落里一个遥远的海岛，连气候、语言都不知道和家乡差多少。

她不想离开生她养她的故土，更不想带着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第三次电话打来时，语气已经变得强硬。

电话那头的人不再客气，直接说“夫人，这不是商量，是命令”，还毫不掩饰地警告她，如果她们选择留下，“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

王玉龄虽然涉世未深，但她不是傻瓜。

王玉龄知道，丈夫是国民党的“烈士”，而她这个“烈士遗孀”，早已不是普通的寡妇，而是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政治符号。

当局绝不会允许这个“符号”流落到对岸，更怕她被当成“统战对象”。如果她不听话，别说回长沙，恐怕连南京的家都待不下去。

1948年底，在巨大的恐惧和深切的无奈之下，王玉龄做出了她人生中第一个艰难的决定。

她让老佣人把张灵甫的书画、军装仔细打包，又给母亲和儿子收拾了几件冬衣，她不知道台湾冷不冷，只能尽量多带些衣物。

她带着刚满1岁的儿子张道宇，搀扶着不停抹眼泪的母亲罗希韫，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再从上海转乘轮船，驶向那个未知的海岛。

她不断地安慰自己，丈夫毕竟是“抗日名将”，是为党国“壮烈成仁”的。就算到了台湾，国民党当局总会念及这份功劳和情面，不会亏待她们孤儿寡母。

她觉得，凭借丈夫生前的威望和“忠烈”身份，自己和家人理应得到应有的照顾，至少能有一间安稳的房子，能让母亲安度晚年，让儿子有饭吃、有学上。

然而，当轮船缓缓靠上台南的码头时，她所有的幻想，都在踏上土地的那一刻，被现实击得粉碎。

眼前的景象，让她惊骇不已。

码头上挤满了人，大多是穿着破烂军装的士兵，还有拎着包袱、一脸茫然的难民。

混乱的人群中，不时传来争吵声、孩子的哭声，还有士兵粗鲁的呵斥声，完全没有“避难所”该有的安稳。

当时的台湾，刚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脱离不久，国民政府接收后还没来得及整顿，就因为内战，短时间内涌入了近百万军队和难民。

有限的资源被迅速耗尽，整个岛早已陷入了彻底的失序和混乱。

这些失去军纪的士兵，在街头巷尾四处游荡。

今天抢了街角的杂货店，明天又在菜市场和小贩打架，甚至有士兵大白天闯进民宅，抢走百姓家里仅有的粮食。

王玉龄当时才20岁，穿着一身素雅的旗袍，容貌出众，一看就是外来的“大陆太太”。

身边跟着年老体弱的母亲，怀里抱着嗷嗷待哺的幼子，在这样野蛮生长的混乱环境里，她们无疑是最容易被盯上、被伤害的目标。

当局给她们安排的“住处”，是台南郊区一间破旧的平房。屋子只有十几平米，墙壁上满是裂缝，下雨天还会漏水。

里面只有两张木板床，一张桌子，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和南京的别墅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王玉龄每天所能做的，就是待在房间里，透过窗户上糊的旧报纸，惊恐地望着外面混乱不堪的街道。

带来的积蓄很快就会花光，而当局承诺的“照顾”，迟迟没有兑现。

母亲罗希韫也整日里提心吊胆，常常坐在床边偷偷抹眼泪。

带来的积蓄很快就会花光，而当局承诺的“照顾”，迟迟没有兑现。

王玉龄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出藏在床板下的小布包，数着里面剩下的几张纸币。

就在她为生计愁得夜不能寐时，一个穿着灰布西装的男人，敲响了她的房门。

03

男人看起来三十多岁，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手里拎着一个旧皮公文包，说话时带着几分斯文的客气：“请问是张灵甫将军的遗孀王玉龄女士吗？”

王玉龄警惕地挡在门口，问他有什么事。

男人笑了笑，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到她面前：“我是做粮油贸易的，听说您近来有些难处，想着或许能帮上忙。”

王玉龄看着名片上模糊的字迹，心里依旧防备，在这混乱的地方，陌生人的“好意”总让她不安。

可男人似乎看穿了她的顾虑，语气愈发诚恳：“我知道您现在不信我，可眼下这世道，光靠省是撑不下去的。您手里要是有闲钱，不如做点小投资，我这边有渠道能拿到低价粮油，转卖出去能赚不少，足够让您和家人安稳度日。”

王玉龄想起母亲偷偷抹泪的样子，想起儿子饿肚子时瘪着的小嘴，想起自己连日来的焦虑，心里的防备开始松动。

接下来几天，男人又接连来了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