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是反对仁义的。从而与提倡仁义的儒家形成鲜明对照。
这种观点的主要根据之一，来自《老子》第十九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老子自己说，抛弃仁义，人民可以恢复孝慈的天性。于是成为老子反对仁义的铁证。
但是，《老子》第八章“上善若水”提出了“七善”的处世准则，其中之一谓“与善仁”，强调与人交往时应秉持仁爱友善的态度 。
这显然与其反对仁义的思想相矛盾。
另外，通观《老子》全书，“圣人”一词屡屡出现，用以指代合乎大道的理想人格。
老子如此推崇“圣人”的境界，怎么又会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呢？
这些矛盾长期以来令学者们困惑不解。
贰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中出土的竹简《老子》，则从根本上动摇了“老子反对仁义”的传统观点。
据考证，郭店楚简《老子》的抄录时间不晚于公元前300年，比此前发现的最古版本——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还要早约一百年，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老子》文本。
相较而言，郭店楚简《老子》无疑更接近《老子》原著的原貌。
在郭店楚简《老子》中，上述通行本《老子》第十九章写作：
“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诈，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楚简本中根本没有“绝圣弃智”和“绝仁弃义”——“圣”与“仁”并没有被列入要弃绝的对象；老子所反对的，是“智辩”、“伪诈”、“巧利”这些机巧伪饰之物。
这一发现非同小可。
据学者研究，“绝圣弃智”和“绝仁弃义”这样的极端表述，常见于庄子后学《胠箧》、《在宥》等篇中，很可能是在战国中后期，随着儒、道思想对立的加剧，某些庄子后学在传抄《老子》时擅自改动的。
老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儒、道两家思想尚未形成尖锐对立，孔子还曾向老子问礼，两家都致力于解决社会伦理问题，只是思路不同。
也就是说，早期的道家，其实并不排斥仁义。
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老子对待仁、义、礼等道德伦理的态度和看法。
叁传统观点认为“老子反对仁义”，还有一个主要根据，来自《老子》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由于“仁义”与“大伪”并列，学者们在解读时便容易得出老子贬抑仁义的结论。
但在郭店楚简《老子》中，其实并没有“智慧出，有大伪”这一句。
删去“智慧出，有大伪”之后，再来看这一章，就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解释——
老子并不是在贬抑仁义，而是在揭示一个深刻的社会观察：
在一个大道自然运行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自然而然就是仁义的，正如孝慈蕴含在六亲和睦中、忠臣蕴含在国家大治中一样。
正因如此，我们反而感受不到这些美德的存在，更不需要刻意去提倡和表彰。
可是，当大道遭到废弃，社会秩序失衡，家庭出现纠纷，国家陷入昏乱时，仁义、孝慈、忠臣就变得格外可贵了——它们如同黑暗中的灯火，稀缺而珍贵。
所以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并非在贬抑仁义，而是在陈述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正是因为大道已废，我们才需要格外张扬仁义。
同理，正是因为家中六亲不和，才需要特别倡导孝慈；正是因为国家已经崩坏，才需要特别表彰和宣传忠臣。
老子反对仁义吗？显然不是。
肆长期以来，一些学者把老子和孔子置于对立位置，认为老子反对仁义，就是反对儒家，反对一切伦理道德。
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把早期中国思想史复杂而丰富的面貌简单化了。
事实上，老、孔对“仁”的理解，并没有根本的分歧。
有学者研究指出，老孔都赞美那种发自内心、不带功利诉求的“上仁”行为。
老子在第八章中说“与善仁”——与人交往要以仁为善，这与孔子“仁者爱人”的精神何其相似！
老孔真正的差异在于实践路径：
孔子面对现实社会中“我未见好仁者”的困境，主张用“利仁”——即通过教化与制度来引导民众行仁义；
而老子则担心这种教化一旦流于形式，就会变成矫揉造作甚至虚伪的工具，反而背离了仁义的本意。
可以说，老子所反对的，从来不是仁义本身，而是仁义被工具化、被异化的现象——
当人们为了获取名利而标榜仁义，当仁义成为一种外在的装饰而非内在的德行，它就失去了真正的道德意义。
伍总之，老子并非仁义的反对者，而是仁义本真状态的捍卫者。
他反对的是以智辩、伪诈、巧利为特征的巧饰之风，因为这些巧饰使仁义失去了真诚的内核；
他忧虑的是在大道废弛的时代里，形式化的仁义掩盖了社会真正的病态；
他追求的是让仁义自然地生长于淳厚的社会土壤之中，而非被当作一种口号或工具来标榜。
他所质疑的，不是伦理道德本身，而是伦理道德被异化、被利用、被扭曲的社会机制。
老子的深刻之处正在于：当人们都在大谈仁义时，他提醒我们回头想一想——仁义之所以变得稀缺，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使仁义得以自然生长的那个本源！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