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军迷圈流行着一个说法，第四野战军由于编制最大兵力最多，又从白山黑水打到海角天涯，立下横扫十三省的不世战功，因此在1955年大授衔时，四野将领的军衔整体有些偏高。最明显的佐证，是四野18位军长中产生了7名上将，而同样战功赫赫的第三野战军，16位军长居然没有一位步入上将方阵，这个反差实在太大！
第四野战军系统产生了两位元帅和三名大将（黄克诚、萧劲光和谭政），而第三野战军仅有一位元帅和一名大将（粟裕），毕竟严格来说，资格最老的张云逸大将，并非出自三野系统，而是一直担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换言之，四野的元帅和大将数量，达到了三野的两倍之多。
如果从开国将帅的总体数量来看，第四野战军授予开国少将以上军衔者，1955年更是多达360人，也超过了第三野战军的313人。粗略估算，三野的开国将帅总体数量，只有四野的86%左右；而三野上将以上的将领数量，更是只有四野的68%左右，差距确实较大。
大部分军迷将这个现象，简单归结于四野在解放战争后期的兵强马壮，因为四野从平津地区南下时，总兵力已达88万余人，而同样也是四个兵团建制的三野，渡江战前的总兵力却只有58万余人，只占四野的65%强，累计解放的省份亦只有六个，战功自然不及四野显赫。
其实这样的想法稍显幼稚，人民军队不同于旧军阀部队，单位建制无论拥有多少兵力，那也是党统一指挥下的武装力量，将领们的衔级不会因此“水涨船高”；各野战军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展速度和兵力规模也不尽相同，比如1947年1月底华东野战军正式成立时，已经拥兵27万余人！
而东北民主联军直到1947年5月，野战部队的兵力刚刚突破25万人（加地方部队共46万人），数量尚不及四个月前的华野，因此编制大兵员多，肯定不是四野将领授衔整体偏高的主因。深度剖析的话，是四野将领群体较比其他三个野战军，具备了四个无与伦比的优势。
一、四野“双红一”出身的将领最多
曾经撰文介绍过四野部队的血脉，特别着重指出，在最早出关的11万大军中，来自山东军区的6万多八路军，以及3万多人的新四军第3师，是为东北我军最初的骨干力量，当然也是后来发展成为百万大军的基础。
罗帅领导的八路军山东军区主力，是由第115师师部、第343旅与山东纵队整编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而黄克诚的新四军第3师，则是由115师344旅发展壮大起来的，换句话说，东北我军最初的基干力量，主体即是抗战初期八路军头号主力第115师的战斗序列。
而八路军115师的前身，则是1935年11月恢复番号的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军团（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部队，改编为师属343旅）和红十五军团（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的部队，以及原陕北地区的少量红军，共同改编为师属344旅）。
毫不夸张地说，重新组建的红一方面军（当时只有14000余人），是未来中国革命最核心的力量，尤其是百战余生的红一军团干部们，皆是中央苏区时期，红4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的老底子，其中相当一部分，参加过井冈山时期的革命斗争，党龄军龄普遍较长。
彼时的红一军团，几乎是8万中央红军保存下来的精华所在，因此在军史上，将中央苏区时期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干部，通称为“双红一将领”。这些将领资历深厚，是人民军队的早期骨干，即便解放战争时期战功并不突出，在1955年评衔时，也必须特殊加以考虑。
比如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后勤部长李聚奎上将、军需部长杨至诚上将，以及陈伯均、陈奇涵等上将，这些将领都不是大家所熟悉的军事主官，却都是资历深厚的“双红一将领”，因此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将或上将方阵中，必有一席之地。
在长达22年的武装斗争中，人民军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山头”，这是必须承认的客观历史，而“双红一将领”是其中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山头”，产生的高级将领数量较多，显然在情理之中，也是研读军战史绕不开的话题，包括彭总主动提出撤销红三军团的番号，更是一段佳话。
二、四野的“兵团级”首长数量最多
这个“兵团级”的称谓属于简称，其实应包括1952年评定的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和准兵团级。理论上说，副兵团级和正兵团级将领，都有评为上将或者大将的可能，而第四野战军由于自身特殊的原因，正、副、准兵团级将领的数量，明显高于其他野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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