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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7岁的郑智化，穿着一身黑，去见一个穿一身白的女孩子。

女孩是某校刊主编，约他写稿。稿子主题是“对现代医生的观感”。郑智化两岁得小儿麻痹，跟医生打了半辈子交道，一肚子话想说。

两人约在台北工专对面的“吉和利”西餐厅，女孩讲话慢慢的，不愠不火，眼神很静。郑智化说，他讨厌医生。女孩问，如果我将来也是个医生呢？

郑智化愣住了，看着她长长的睫毛，想了半天说：

如果你将来是个医生，你要有感情。

稿子他写了，题目是《一个有感情的医生》。后来去参加作者茶会，一帮大学生作者在那儿引经据典，什么社会学、人文结构、教育缺失、全民医保……郑智化听得脑仁疼，轮到他发言，他站起来，撑着拐杖，扔下一句话就走了：

我认为你们很无聊！

稿费都没拿就扬长而去。

这股劲儿，又倔又狂，像块石头。但那个白衣女孩，似乎就喜欢他这股劲儿。她打来电话，说至少得把稿费拿走。郑智化心里闪过一个念头，问她：“你翘过课吗？”

“没有。”

“我想翘课，把稿费花掉！”

“好啊！”她答应得干脆利落。

第二天，一辆红色小金龟停在他面前。车门打开，驾驶座上坐着的，是一个穿黑色皮茄克、紧身迷你裙的女人。郑智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笑了，有点反击的味道：

有时看人不能只看外表！

她开着车往阳明山狂飙，在一幢别墅前停下。她说这是她爷爷的房子，爷爷死了就没人住了。她爷爷是医生，也是剑道高手，家里除了奶奶，一水儿的医生。

在那栋空旷的别墅里，女孩给他看泛黄的老照片，听没有贝斯的日本老歌，还为他研墨，看他提笔，写下八个字：

颜心如一，率性而行。

这是他的人生信条。他把稿费全买了红玫瑰，在女孩飙车的路上，把花瓣一片片撕碎，从车窗扔出去，像一场血红色的雨。

他们就这样好上了。一个是叛逆的少年，一个是骄傲的富家女。

故事的结局，并不意外。

女孩的父母要请他吃饭。他们住在一栋大厦的顶层，门口有养着金鲤鱼的喷泉，大厅里是波斯地毯、古董家具、米罗的版画和张大千的字画。

刚见面，女孩父母就撂过来一对鄙视的眼神，不知是因为郑智化瘸着的腿，还是因为穷，总之，饭桌上冷言冷语，暗示他知难而退。

饭没吃完，郑智化就走了。他没生气，他知道，他们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女孩追了出来，满脸是泪。那一晚，他们喝得烂醉，在旅馆里，她像大海一样淹没了他。

从此，他再也没见过她。

这段夭折的初恋，后来被他写成了一首歌，叫《别哭，我最爱的人》。原名叫《昙花》，歌里唱：

是否记得我骄傲的说

这世界我曾经来过

不要告诉我永恒是什么

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

多年以后，这个曾经又倔又狂的，叫郑智化的男人，因为在深圳机场跟工作人员闹了点不愉快，被拱上热搜。然而，很多00后一脸问号：

这人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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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9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郑智化不是一个名字，是一个符号。

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整个中国像一口烧开了的水，到处都是蒸腾的热气和翻滚的欲望。旧的秩序正在瓦解，新的规则还没建立，无数年轻人正经历着从“革命青年”到“求知青年”再到“置业青年”的身份转换。他们从单位、从乡村涌向市场经济的洪流，寻找自己的位置。

那是充满机遇的时代，也是信仰真空的时代。人们迷茫、焦虑，迫切需要抓住点什么。港台流行文化，就像打开了一扇窗，让大陆的年轻人看到了另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就在这时，郑智化的歌传过来了，在一众港台歌手里，显得异类。《水手》和《星星点灯》，几乎是一夜之间，响彻了中国所有城市的录像厅、理发店和大学宿舍的破录音机里。

苦涩的沙 吹痛脸庞的感觉

像父亲的责骂 母亲的哭泣

……

如今的我 生活就像在演戏

说着言不由衷的话 戴着伪善的面具

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

这歌词，没有华丽的辞藻，简单、粗粝，却砸进了一代人的心巴上。在那个集体主义消散，提倡个人奋斗的年代，这首歌成了无数小镇青年在大城市打拼时的精神图腾。它告诉你，别抱怨，别哭，靠自己。

郑智化说，《水手》的灵感，是他在浴缸里泡澡时想到的。他想象自己躺在船上，看着星星，那种漂泊无依的感觉，正是那个时代所有年轻人的内心写照。

还有《星星点灯》：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

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

这简直就是写给那个时代，所有离乡背井、前路茫茫的年轻人的。郑智化的歌，用最朴素的方式，重建了一种世俗的、个人的信念：坚韧、希望、不认命。

所以，当三十年后，电影《万里归途》里再次响起《星星点灯》的旋律时，很多70后、80后当场泪崩。他们哭的不是电影，是自己回不去的青春，是那个在黑暗中摸索，抬头寻找星光的自己。

但如果00后们以为郑智化只是个写励志歌曲的心灵鸡汤大师，那就太小看他了。励志，只是他最温情的那一面。

他骨子里，是个斗士，是个握着手术刀的解剖者。他的另一面，藏在那些没那么流行的歌里，锋利得能划出血。

比如，那首神作《大国民》。

1993年，他用一种近乎戏谑的口吻，把当时台湾社会的种种怪状骂了个遍：

美丽的谎言说过多少遍

说来说去从来没实现

宣传的口号说大家都有钱

贫富的差距假装没看见

这不再是个适合好人住的岛

礼义廉耻没有钞票重要

这不再是个适合穷人住的岛

一辈子辛苦连个房子都买不到

歌词辛辣，撕开了整个社会的荒诞和虚伪（事实上，虽然他写的是那个“岛”，但在当时大陆青年听来，也同样适用）。这首歌，在当时岛内引起巨大争议，但郑智化不在乎——他天生就是个“问题学生”。

上小学时，生活与伦理课考试有道是非题：“下课要赶快跑，才能到福利社买到零食吃？”标准答案是“×”。郑智化毫不犹豫地写了“○”，因为这就是事实。结果，被老师罚站了一节课。

从那时起，他就明白了大人的世界有多虚伪。他讨厌被说教，讨厌循规蹈矩。这种叛逆，贯穿了他的一生。

国中时，他和国文老师争辩“智者不惑”。他认为越聪明的人疑惑越多，“智者不惑”根本是无稽之谈。结果被班导师狠狠甩了一巴掌，耳朵嗡嗡响了一个礼拜。

从此，他变得沉默，他知道在那种环境里，强出头没用。

这种沉默，后来都变成了歌词里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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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关心社会底层，关心那些被遗忘的人。

他的第一张专辑叫《老么的故事》，灵感来自1984年台湾海山煤矿的一场真实矿难。他亲自跑到矿区，和矿工家属同吃同住一个月，写下了小人物的悲歌：

黑色的煤渣 白色的雾

阿爸在坑里不断地挖 养活我们这一家

娇纵的老幺 倔强的我

命运是什么我不懂 都市才有我的梦

谁说宠坏的孩子不哭

就在悲剧发生的那一瞬间

泪水呐喊换不回 阿爸在淹没的矿坑里面

他还写《堕落天使》，讲一个在台北林森北路风尘女子阿玫的故事。郑智化曾经在自己的书里，写下了这个真实的故事。

阿玫为了给身体不好的爱人治病，十六七岁就从嘉义跑到台北“做那个”，每个月寄钱回去。后来她用攒下的钱和爱人开了家鸡肉饭店，以为可以开始新生活。结果以前的客人找上门来，戳穿了她的过去。丈夫受不了打击，她也只能默默关掉店，消失在人海。

就把灵魂装入空虚的口袋

走向另一个陌生

无可救药的歇斯底里和一派的天真

刻意的美丽包装着一个嫉妒的女人

是你攻陷别人

还是别人攻陷你最后的防线

他的歌里，没有那么多风花雪月，更多的是人间的真实、挣扎和无奈。

这种批判精神，三十多年没变过。他后来不做音乐了，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写书法，点评时事，言辞依旧犀利。他发过一段文字，被网友称为是对台湾现状最深刻的诠释：

这里的人不讲英文但帮美国看门，这里的人不讲日文但认日本祖宗，这里的人讲中文写中文但视中国（大陆）为敌人。

你看，从17岁那个敢在茶会上说“你们很无聊”的少年，到60多岁还在网上硬刚的“老炮儿”，他还是那个“颜心如一，率性而行”的郑智化。

郑智化的人生，就是他那首《水手》的现实版。只不过，他面对的风暴，来得更早，也更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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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岁时，一场高烧，小儿麻痹症夺走了郑智化奔跑的能力。七岁以前，他都是靠爬行移动身体。

他后来回忆，“爬行的姿势是趴着；双腿走路是站着，天生注定我看东西的角度和其他人不一样。”

因为身体的缺陷，他成了敏锐的观察者。为了医好他的腿，家人带他看遍了台湾的医生，尝试了各种治疗。他最怕的是移骨推拿的拳头师傅，五岁那年，在一次治疗中，他痛得几乎昏过去。

从那以后，他对医生就没了好感。

七岁那年，为了能上学，他接受了手术。从手术室醒来，双腿打着石膏，又痒又痛，像被蚂蚁啃。他想哭想挣扎，但护士告诉他，如果乱动，碰到伤口，就一辈子不能走路了。

于是，他忍了下来。

一个月后，拆掉石膏，又是长达一个月的物理治疗。他扶着双杠，吃力地移动脚步，重新学习走路。他说：

我会走路了！虽然比别的小孩整整慢了六年。

身体的磨难没有让他自卑，反而让他从小就成了个“不好惹”的孩子。小学四年级，一个高年级的男生从背后用脚勾倒他的拐杖。

他没哭，假装爬起来，趁对方不备，用拐杖重击他的腿，又一拐杖打中他的头，对方流血不止，缝了十二针。

从此，“不好惹”的封号传遍全校。

他还学会了做生意。把打弹珠赢来的弹珠和纸牌分类，低价卖给同学，后来还雇了几个“学有专精”的同学帮他赢货，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直到被老师告密充公。

这段经历让他明白，自己将来一定很会“赚钱”，不会成为家里的累赘。

从台北工专毕业后，他先是在工程公司做结构计算，每天穿着制服，过着朝九晚五的日子。他觉得那种太过规律的生活会让人变得迟钝。

有一天，他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店，看到一群穿着黑色皮衣的年轻人，充满了一股自由的活力。他看看自己身上的制服，手上的设计图，问自己：难道我就这么过一生？

不！绝不！

回到公司，他立刻辞了职。

辞职后，他决定去做广告。

一个对广告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看到报纸上招聘“COPYWRITER”（文案撰稿），以为是“影印抄写员”，就寄了简历。笔试时，他看着题目上的“Catch&Body”，举手问面试官：“请问为什么要‘抓住’、‘身体’？”

全场傻眼。 （其实“Catch&Body”是“标题和文案”的意思）

但广告公司的总经理看中了他身上那股劲儿，居然录用了他。

为了补上差距，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疯狂学习广告知识。一年后，他策划的“开心洗发精”广告大获成功，他为广告写的歌《开心女孩》，也传遍大街小巷，并因此被唱片公司看中，一脚踏进了音乐圈。

在广告界干了六年半，他说，最大的收获，不是创作了多少广告，而是学会了如何思考，如何包容各种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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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事业巅峰期，他突然宣布退出歌坛，结婚生女，一头扎进IT行业，成为一家科技公司的CEO，开发股票决策软件和幼教软件。

他的人生，一直在跨界，一直在折腾，从没被“残障”或“歌手”的标签定义过。他画画、写诗、搞IT，样样都玩得转。

所以，很多年轻人听着被包装过的偶像唱着甜腻情歌时，可能很难想象，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歌手。他的歌声沧桑、粗糙，甚至有点“难听”，但他唱的是时代的真相，和一个不屈服的灵魂。

这次，郑智化与深圳机场的风波，我们不想探究孰对孰错，但有人讽刺他为了“追逐名利”，这个就属于“小人之心”了。其实，在发微博当下，他可能是愤怒的不满的抱怨的，但唯独不会有对于“名利”的诉求。

因为，他很早就说过，“我不想做空心的偶像：或是到处谄媚逢迎的、汲取名利的小丑。”

在郑智化最巅峰的时候，他不用粉丝打榜，也没有资本加注，他只是把自己看到的世界，和内心的挣扎，写成歌，像冰雹一样，砸向这个世界。

然后，激流勇退。

这，就是00后没听过的郑智化。

一名用拐杖撑起一个时代，用歌声戳破所有伪装的“问题学生”。

本文参考书目：

《郑智化的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 郑智化著）

撰稿 | Jana策划 | 文娱春秋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