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传》作者：孟济成
在上一节我们说到了，王维回到朝廷后，在官场上屡遭排挤，内心充满了挣扎和痛苦。从岭南归来后，王维选择辞官，进入终南山隐居。
那么，在这一节中我们来看看，走进那片云雾缭绕的深山，王维的生活有了怎样的变化？他又能否就此远离朝堂，全身心地投入山水美景之中呢？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终南山距离长安城不远，植被茂密，风光秀美，自古就是不少高人的隐居之所，比如“愿者上钩”的姜子牙、药王孙思邈等。民间传说中，“八仙”里的汉钟离、吕洞宾等人也曾在终南山潜心修道。因此，终南山也被誉为“中国隐士文化第一山”。
置身于苍翠的山水间，王维不再是那个受到排挤和打压、随时担惊受怕的朝廷命官，而是摇身一变，成了一名拄着藜杖、穿着芒鞋的方外高士。
人到中年的王维，已经历经世事沧桑，对佛法的体悟也越发深刻。他喜欢在山林中漫无目的地闲逛，没有既定的路线，也没有非到不可的目的地。不知不觉间，他沿着溪流走到了尽头。
如果是一般人，走到“水穷处”，或许会感到失落、焦躁，觉得前路不通，陷入绝境，但王维没有。前面没有路了，他就顺势找个地方坐下来，抬起头，欣赏山巅之上的云卷云舒。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此时王维人生哲学的写照。在官场中，他或许已经走到了“水穷处”：盛唐的清明政治正在走向死胡同，他个人的政治抱负也难以施展。但退一步，在自然山水当中，他却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
在这里，没有权势名利的争斗，没有尔虞我诈的心计。他和偶然遇见的砍柴老翁，坐在长满青苔的石头上，天南海北地闲聊，甚至忘记了时间。在那个瞬间，他将长安的功名利禄丢在一边，真正变得从容而轻盈。
身居朝堂，心在山林
不过，对于王维而言，这次隐居终南山，更像是疲惫时的短暂休息，他并没有彻底下定归隐山林的决心。
其实，在中国古代文人中，能够像陶渊明一样彻底辞官归隐的人毕竟是少数。文人们大多从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将尘世的责任看得很重，因此虽然时时向往与世无争的桃花源，却又难以真的远离俗世。
有人认为王维是陶渊明的接班人，然而，王维虽然向往田园生活，却又无法完全认可陶渊明的人生选择。他曾写诗说陶渊明“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也就是说，陶渊明沉迷于田园生活，却无法养家糊口，致使妻子和孩子的生计没有着落。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王维的性格其实是更加务实的。他追求的山水田园，也是建立在保证生计的基础上。
公元742年春天，王维再度踏入仕途，担任左补阙。
左补阙隶属于门下省，与中书省的右补阙相互对应，构成了朝廷核心的制衡与纠错机制。
这个职位的分量极重，核心使命有两个，一是为皇帝建言献策、进行讽谏，二是为国家发掘并举荐贤才。
所谓讽谏，要求任职者既要有看清时局的眼光，能敏锐察觉朝政的缺失；又要有极高的政治智慧与语言艺术，能将逆耳忠言化作君王听得进去的柔声规劝。同时，还要能在茫茫人海中慧眼识珠，为朝廷引荐品行高洁的栋梁之才。
可以说，这是一个极度考验良知、勇气与情商的清要之职。
但历史的残酷与讽刺恰恰在于，王维有能力、也有热情建言献策，但是，唐玄宗已经不再是那个从谏如流的明君了。
就在这一年的正月，唐玄宗正式将年号从“开元”改为“天宝”。
在唐玄宗的视角里，自己登基以来削平内乱、励精图治，帝国的疆土与财富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既然已经建立起这旷古绝今的盛世，自然到了该尽情享乐、品尝胜利果实的时候。
于是，那个曾经锐意进取的明君，渐渐沉溺于《霓裳羽衣曲》的奢靡之中，对天下苍生的责任感，也被日复一日的太平幻象消磨殆尽。
在这种情况下，王维的处境难免尴尬。
一方面，他骨子里文人的清高，让他对官场上的钩心斗角和逢迎拍马深恶痛绝，每日在同僚的算计中周旋，也令他身心俱疲；但另一方面，他依然残存着儒家士大夫的赤诚，幻想着朝廷有朝一日能重回清明。
他不敢轻易开口进言，因为那无异于以卵击石，白白牺牲。但他又不能干脆利落地辞官离去，因为他需要依靠俸禄维持生计。
进退维谷之间，王维最终选择了中国古代文人常走的道路：“吏隐”。
所谓吏隐，就是依然在朝廷做官，处理公务，领取俸禄，以获得必要的生活保证。但是，在心理上与官场保持距离，不参与党争，不追求名利。
找到出路后，王维内心的挣扎就少了许多。在朝堂上，他尽量表现得谨慎、低调，回到山水之间，他就能够做自由、真实的自己。
辋川别业，寄情诗画
公元744年，年过四十的王维，在终南山东边的蓝田县辋川，买下了一栋旧别墅。
那是初唐诗人宋之问修建的别墅，原本就已经颇具规模。王维作为集诗、书、画、乐于一身的通才，在园林设计上也颇有巧思。
在长达二十余里的山谷之中，他将自然山水和文人志趣相结合，建出了集耕种、牧畜、垂钓与清修于一体的综合园林——这就是在中国园林史上被奉为圭臬的“辋川别业”。
辋川别业的落成，承载着王维多重的心灵寄托：
第一，是为人子的至孝。王维的母亲笃信佛教。这片远离尘嚣的净土，恰好能让她安心礼佛诵经，安享晚年时光。
第二，是为人臣的平衡。辋川距离长安仅数十里，这让王维得以维持一种微妙的“半官半隐”状态：朝廷召唤时，他能迅速回到长安城；退朝之后，他又能立刻遁入山林，与樵夫、僧侣为伴。
在辋川别业，王维或焚香打坐，或与好友泛舟往来，写诗唱和。
他在辋川修建了二十处景观，其中包括鹿柴、临湖亭、竹里馆、辛夷坞等。他为每一处景观写诗，好友裴迪则为之和诗，这就是有名的《辋川集》。
在这些诗篇里，我们见证了一个最松弛的王维。在“竹里馆”，他独自弹琴长啸，尽情享受着“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寂静。在“鹿柴”，他静静看着夕阳一点点落下山头，感受着林间的禅意，仿佛与万物融为一体。
他不再书写宏大的叙事，不再感怀身世的坎坷，而是把自己化作了山间的一粒尘埃、一缕清风。他发现，当一个人放下对“自我”的执着时，整个世界都会变得通透。
王维的绘画，也在这个阶段有了进一步的蜕变。
在盛唐画坛，以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为代表的“金碧山水”占据着绝对的主流。它从六朝的小青绿发展而来，习惯用金、青二色表现明暗。那种大青大绿、金碧辉煌的画风，恰如大唐帝国的繁花似锦，带有一种强烈的宫廷富贵气。
王维早期也精于金碧山水，且写实能力极强。据说，苏轼青年时期在陕西凤翔做官，曾见到过王维画的佛家壁画。虽然那是一幅规模宏大、人物众多的《世尊讲经图》，王维却将门前两丛作为点缀的竹子都画得一丝不苟，让苏轼感慨不已。
直到退居辋川后，王维开始有意剥离那些夺目的色彩和具体的形态。他专注于画水墨画，极大地发展了“破墨”山水的技法。
所谓破墨法，指的就是在绘画时，趁着前面的墨迹还没干时，又画上一重墨色，利用水墨交融形成浓淡层次。
这种技法上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王维心境上的变化。破墨山水不求准确描摹景观，更注重灵性的表达，讲究的是神似和意境，显得本真而素净。
比如，王维在晚年所画的《辋川图》，将辋川的二十处景观绘入长卷，画中的群山连绵，水波不兴，构图多取平远之景，留下了大片的空白，营造出一种空灵的禅境。
苏轼曾精准地评价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正是从王维开始，中国画超越了客观描摹，注重写意和展现心境，王维也因此被后世尊为“文人画”的鼻祖。
在辋川别业里，王维度过了一段平和的时光，也迎来了创作生涯的高峰。然而，当一场突如其来的战火席卷大唐时，王维也注定无法独善其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