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六年（1890）6月，山西代牧区南北分治，分为山西北境代牧区、山西南境代牧区，分别由意大利方济各会和荷兰方济各会管理。当时山西北境代牧区包括五府（太原、大同、汾州、宁武、朔平）、九州（忻州、代州、永宁、平定、朔州、浑源、应州、保德、岢岚）、五十一县（阳曲、榆次、平遥、临县、孝义、五台等），[1]教徒13000余人。[2]

一、庚子之乱

光绪十七年（1891）1月6日，山西北境代牧区主教江类思在太原安息主怀，其外甥艾士杰继任。是年，阳高县最早奉教的村庄莫家堡的高、孙、杜三姓人家在大同经商时接受了信仰并在本村发展教徒，并于是年建堂。在庚子之乱之前的十年中，艾士杰新建、扩建教堂60余座并在太原创立了修院、保赤会、学校、西涧河坟地。[3]

图7-1 艾士杰

图7-2 富格辣

光绪二十三年（1897）11月，富格辣由太原起程赴意大利都灵参加“传教区博览会”，其将在太原等地搜集的中国工、农、矿等产品带去以供展出，四名中国修道者随行。[4]

光绪二十四年（1898），富格辣被教廷任命为山西北境代牧区助理主教，8月在法国巴黎晋牧，之后在法、比、英等国为代牧区游说募捐而获得不少捐献。次年（1899）4月返回太原，除带来9名外籍传教士外并带来“玛丽亚方济各传教会”修女7人，拟在太原设立医疗机构并委托与该会修女管理，此为外籍修女来到太原之始。[5]

截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山西北境代牧区有外籍传教士10名、国籍司铎21名，大小教堂200多座，大小修生37名，外籍修女7名，教徒17000余人。[6]然而这一数据并未将口外七厅计算在内。根据义和团运动之后山西官方与教会订立的《山西口外七厅教案合同》载明当地天主教徒有22470余人，所以当时数据应为57440人。[7]同时，另一份数据则保守得多，实为直隶北境代牧区主教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1837-1905）所拟定的《光绪二十六年春中国天主教教士教堂教民表》，收录于民国六年（1917）七月刊印的《李刚己遗集》当中，其中记载当时山西北境代牧区共有主教1人、外籍司铎9人、[8]国籍司铎15人、教堂26处、教徒13150人。[9]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席卷全国，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对洋人及教会发起了冲击，史称“庚子之乱”。

图7-3 毓贤

是年二月十四日，山东巡抚毓贤（1842-1901）调任山西巡抚。六月初一，毓贤命令中军参将和全省各州县以太原城外和各县兵力薄弱无力保障外国传教士的安全为由，将省城外及各州县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当时资料称为耶稣教）外籍传教士集中到省城天平巷客馆当中。十三日，毓贤在巡抚衙门西辕门前下令将这46人包括妇孺全部杀害，其中包括方济各会山西北境代牧区主教艾士杰、助理主教富格辣，司铎雷体仁、德奥理，安修士以及7位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会修女。[10]十六日，太原县义和团焚烧杨家堡天主堂，杀死中国教徒78人，山西全省普遍出现了焚烧教堂、杀戮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的事件。

图7-4 雷体仁

是年，大同本堂刘纯睿因事回返太原，西十里河本堂杨如霖回返大同探亲，主教艾士杰命其代为管理大同教务。当时大同春旱，7月9日（六月十四），团民发传单声言“天旱不雨系洋人所致，只有灭洋教、杀洋人方能平息神灵怒气，方可天降甘霖”。次日（7月10日）又声言复兴隆油房掌柜、教友李唐在油内投毒欲害全城百姓，遂将李唐关押起来以息团忿。

7月13日（六月十八），义和团围攻并烧毁了大同城内广府角、都司街两处天主教堂，当时教友们正在堂内祈祷，部分教友被杀于四牌楼和九龙壁、西门外，也有的被大火烧死在教堂里。团民又于城内四处搜杀教友、焚烧教友住房。

7月20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逃。

当时，当地官府将李文英等8名教友集中起来加以保护，但在义和团的声威逼迫下不得不将其交出。7月22日（六月二十七），8人在城内四牌楼被杀。24日（六月二十九），团民又逼令县署交出前押之李唐，将其杀死在西门外。同日，国籍司铎杨如霖在御河桥东被截获，在东关北园关帝庙被铡为三段投入东北城壕之中（杨如霖是大同教区成立前的第一位本地司铎）。

当时，大同知县齐福田、知府李桂林曾将马正太等几个义和团首领关押，但因山西巡抚毓贤和大同军门杨得胜秉承清廷密旨，企图利用义和团的群众力量打击外国侵略势力来挽救清廷的垂危统治，故此便将马正太等人放回并对教会告急置之不理，教会也无可奈何。

7月下旬，大同义和团被官府扑灭，马正太等8名大同义和团首领于次月初被枪决。军门杨得胜革职处分。

闰八月初三，护湖南巡抚锡良（1853-1917）调任山西巡抚。闰八月初五，曾积极参与毓贤诛杀传教士事件的山西布政使李廷箫（？-1901）调任甘肃布政使、护理陕甘总督。

十一月初二，光绪帝谕内阁：

山西教堂自锡良到任以后于该省教士、教民饬属认真保护，数月以来晋省民教相安，诚恐日久，该地方官复形疏懈，匪徒等或籍端滋事。着锡良再行通饬各属于有教堂处所务须格外加意保护，傥有匪徒籍仇教为名有意寻衅或兵勇滋扰即饬严拿务获、从重惩办，并将该地方文武及管带营官严行参办，毋稍宽贷。[11]

翌年（1901）正月初四，毓贤因“在山西巡抚任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而被正法，成为西太后的替罪羊。[12]毓贤死后，李廷箫私谓其亲曰：“当山西拳祸初起，吾亦有地方之责，宁忍独生？”其实是怕被治罪，遂仰药死，以留全尸。[13]

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月二十三日，陕西巡抚岑春煊调任山西巡抚。三月十八日，岑春煊（1861-1933）上奏：

请为各国教士于被害地方各为立一总碑，教民亦准附入，冀可减轻恤款。[14]

得旨：

着咨商全权大臣斟酌办理。[15]

四月二十五日，光绪帝谕内阁：

本日奕劻、李鸿章具奏，各国议定滋事地方停止文武各考试五年一折……山西省之太原府、忻州、太谷县、大同府……等地方均应停止文武考试五年，以为轻信拳匪及闹教滋事者戒。即着各该省督抚、学政遵照办理，出示晓谕。[16]

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后，高大林、阎立盘、贾仁等来大同查办教案，最后除对被杀的教徒每人赔偿纹银100两外还割让城北卧龙湾附近大片土地给予教会并拨款兴建教堂，为被义和团杀死的外国传教士和中国神父立碑两块并停止大同科考五年。

据粗略统计，庚子之乱中大同城内被杀教友170人，南郊区西河河村被杀16人，榆林村被杀32人，阳高城内被杀11人。是年大同地区致命人数约为230人。庚子年后皆立碑以志其事。杨如霖之碑立于九龙壁西侧，其他殉道者的碑立于四牌楼、更道街口，西河河立于村东殉道者墓地，榆林立于教堂院内，阳高立于城内。解放后，由于多种原因这些碑均被拆除。

另外，光绪二十六年（1900）7月9日，天主教传教士死于山西共计12人，最初殓以小，至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山西洋务局以大棺买地迁葬。阳曲知县为之勒石，禁止耕牧游戏、践踏污漫以示久敬，且各地坟墓均有专人长期看管。[17]

关于这一年大同的损失，在史料中也有所记载：

大同府 大同县

本城天主教堂二座，华洋式。前后院落广府角六处，内洋楼二十三间、砖房一百三十四间均被烧毁。

榆林村

天主教堂一座，华式。

前后院落一处，砖房十一间均被烧毁。

西十里河村

天主教堂一处，华式。

前后院落一处，内砖房十五间均被烧毁。

天主教民被烧毁砖房九十五间、土房一百零九间半、无门窗土房四十八间。天主教民被烧毁土窑八十八间、砖房十二间、无门窗砖土房十四间。

天主教士杨如霖被害，天主教民二百六十四名被害。

天主教堂四座，内有洋式一座、洋楼二十三间、砖房二百六十八间、土房一百九十七间半均被烧毁，又烧毁门窗土房六十二间。

天镇县

西园子村

天主教堂一座，半华半洋式。

前后院落一处，砖房四间均被拆坏。

原治梁村

天主教堂一座，半华半洋式。

前后院落一处，砖房四间、土房八间均被拆坏，木料俱存。天主教民土房二十二间均烧毁。

天主教民被害五名。[18]

根据巩永成提供资料，此处所言被毁之西十里河天主堂后由一对德国夫妇捐资重建，又于民国七年（1918）由其祖父——大同本地实业家、民间工艺制造专家、古建筑雕塑彩绘修补专家巩有贵（1899-1962）与德国夫妇协商后拆除。根据史料可知，光绪三十年（1904），大同知府刘瀛筹资在旧城内西隅“云中书院”原址创办“大同府中学堂”，民国元年（1912）迁入城内东街“贡院”，改名“大朔中学校”。三年（1914）归省接办，又改称“山西省立第三中学校”。后因城内空间不足无法扩建。六年（1917），时任校长苑友梅请准新建学校，故于次年（1918）由山西省库出资八万余元在大同城西武周山西岩寺下十里河畔附近购地500亩兴建新校舍，于十年（1921）建成后迁入。[19]由此可见，当时该校新建校舍所购土地中至少有一部分应是从大同教会西十里河堂区手中购得。

今日该处为大同师范旧址，中轴线上仍有当时所建礼堂存在，其建筑格局明显为教堂建筑，但据巩永成回忆，该礼堂虽是按照教堂格局所建但始终作为礼堂使用，而其图纸则是由圣母圣心会士汤永望提供的，但引起疑惑的是该建筑始建于民国七年（1918），十年（1921）落成，而圣母圣心会接管大同教务和汤永望前来皆是在十一年（1922）伊始，故而此处为明显疑点，有待更多史料。

另有关于朔平府左云县八台村损失的记载，该堂现属于大同教区：

朔平府 左云县  八台村

天主教堂一座。华式。

前后院落三处。共房二十八间半，均被烧拆，木料无存。

天主教民土房一百零九间，土窑二十间，均被烧毁。

天主教士德敖理一名在省被害。[20]

二、发展时期

义和团运动之后，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安怀珍（Barnabas Nanetti）总理北境教务，各堂口除了义和团所杀及不少背教者外只留下很少教友在这里躲藏或外逃。10月教难平息后为了收拾残余，国籍司铎刘纯睿回到大同。当时教堂及住房全部烧毁，只留下原为育婴事业的7间房子，没有合适的住处，就在更道街得了一处小院子作为座堂。

光绪二十七年（1901），外籍司铎安怀珍、刘博第出面办理教案，与清政府交涉，取得白银250万两作为“赔偿”，并以太原主教座堂和住房全毁为由与洋务局道台沈敦和（1866-1920）交涉，欲占用当时山西全省士子的最高学府令德堂书院（今山西实验中学校址）作为主教座堂。[21]

是年底，刘纯睿调往沙楞河，敖殿臣继任大同本堂。次年（1902），一批背教者返回。

图7-5 凤朝瑞

光绪二十八年（1902），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凤朝瑞（Agapito Augusto Fiorentini，1866-1941）继任北境代牧，7月从汉口来到山西，因山西学子竭力反对教会占据令德堂书院作为主教座堂，故于是年12月4日与山西布政使赵尔巽（1844-1927）协商退还令德堂，赵尔巽酬以白银两万两作为新教堂建筑之补助。[22]之后，凤朝瑞在太原洞儿沟设立主教座堂，同时开始在太原城内建立主教座堂、宿舍、修院、保赤会、修女院、医院等。

敖殿臣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12月23日由助理主教富格辣祝圣晋铎，方济各会士、国籍司铎乔保贞作为他的助手与其一起来到大同。由政府得到赔款后，敖殿臣于二十八年（1902）分发给教友。在赔款中有一部分是为建筑大同城内公义会所用，它的一部分属于西加斗教友，同样榆林也有十分之一的赔款作为建堂之用且用这些钱大约买了60亩土地。同一年及次年（1903），敖殿臣在各处重修住房及经堂，在四合坡、榆林、莫家堡为致命者得到坟地，尸骨很排场地葬于其间，同年（1903）又立了标竿以为标识。当时在大同城内都司街还未建起圣堂，但在西面为神父们建了寝室。二十八年（1902）底或二十九年（1903），神父们由更道街的院子迁回都司街。敖殿臣把更道街的院子同都司街女学校的院子更换，而当时广府角的旧堂已被烧毁，便卖给教友李美。二十八年（1903），在榆林也盖了圣堂和住房（约在1895年建的经堂被烧毁，以前在村东部有几间窑房用作念经堂，这地窑房全部被毁），用的材料是堡门外老爷庙的材料，这是教友们由村中分拆下来的。三十年（1904），敖殿臣在莫家堡也建起圣堂及住房，工程由教友宋绳魁进行。敖殿臣就这样把传教事业重新恢复而固定起来，同时也归化了一些人并开教20余处。

光绪三十一年（1905），太原主教座堂落成。翌年（1906），被毁的大同都司街天主堂也开始利用赔款重建并在西河河村占地十余亩，又购置大同城内皇城街51号院、大南街22号房产作为教会使用，[23]同时对遇难教徒进行赔款。在此时期由太原派来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傅神父（Antonics Fu，？-1908）管理大同教会，之后每两三年进行调动，多为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如王（琴南）、马、雷（警世）、任、彭（毓林）、穆（天德）等人，[24]都属太原教区方济各会士，大同天主教就这样逐步扩展。

图7-6 希贤

宣统元年（1909），凤朝瑞辞职，以署理身份管理北境代牧区事务直到翌年（1910）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希贤（Eugenio Msaai，1875-1944）继任，在其任期内修建了明原学校、印书馆、修院、白衣修女会之北楼、神父住宅第三层、总堂四周之砖墙、太原若干铺面房以及代牧区内若干大小教堂，并将代牧区教务全面扩展到大同、朔州一带。民国元年（1912）成立阳高县莫家堡堂区，辖阳高、天镇教务；五年（1916）将教务扩展到广灵，从莫家堡分出西加斗堂区。[25]

民国以来，天主教在山西平稳发展，根据《山西风土记》记载山西天主教在民国期间：

天主教为圣家堂派，奉其教者，全省共计六万七千五百二十七人，以太原、洪洞、襄垣、黎城、临县、永宁、凤台、朔州、阳高等州及县萨拉齐、五原、丰镇各厅为最盛，惟蒲州府、保德州二属无之。[26]

民国五年（1916），希贤调任陕西，凤朝瑞再任北境代牧区主教，此后的教会继续发展。直到十一年（1922）3月，大同监牧区自山西北境代牧区划出，开始独立承担教务。

根据地方志显示，日后大同监牧区所辖区域，灵丘开教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广灵开教于民国四年（1915），浑源则为民国八年（1919）。[27]

[1]孙琥瑭著：《当代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研究——以太原教区与石家庄教区为例》，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2]郭崇禧：《山西天主教简述》，载于《山西文史资料全编》，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2002年，第57辑，第849页。

[3]刘安荣著：《中国化视野下的山西天主教史研究（1620-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30-131页。

[4]孙琥瑭著：《当代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研究——以太原教区与石家庄教区为例》，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5]同上。

[6]郭崇禧：《山西天主教简述》，载于《山西文史资料全编》，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2002年，第57辑，第851页。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册，第605页。

[8]合计为外籍传教士10人。

[9]（清）《李刚己遗集》，都门，1917年，卷三附录。

[10]高平：《山西巡抚与大同》，载于《大同日报》，大同：大同日报社，2015年4月2日刊，第7版。另一说为26人。

[11]同上。

[12]高平：《山西巡抚与大同》，载于《大同日报》，大同：大同日报社，2015年4月2日刊，第7版。

[13]高平：《山西巡抚与大同》，载于《大同日报》，大同：大同日报社，2015年4月7日刊，第7版。

[14]高平：《山西巡抚与大同》，载于《大同日报》，大同：大同日报社，2015年4月10日刊，第7版。

[15]同上。

[16]同上。

[17]王树槐：《庚子地方赔款》，载于《中国近代史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5页。

[1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第508页。

[19]庞吉炜：《山西近代省立中学建筑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第45页。

[2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第509页。

[21]孙琥瑭著：《当代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研究——以太原教区与石家庄教区为例》，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27页。

[22]同上。

[23]政协山西省阳高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阳高文史资料》（二），大同，1987年，第209页。此处记载与《大同文史资料》不同，据教区资料显示，《阳高文史资料》所言更为准确。

[2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大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大同文史资料》（17），大同：政协大同市委员会文史处，1990年，第83-84页。

[25]刘安荣著：《中国化视野下的山西天主教史研究（1620-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31-132页。

[26]任根珠点校：《山西风土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转引自孙琥瑭著：《当代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研究——以太原教区与石家庄教区为例》，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28页。

[27]刘安荣著：《中国化视野下的山西天主教史研究（1620-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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