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鸿园的意识流

编辑|潘鸿园的意识流

西欧中世纪大学，大多是在教会学校的基础上自发发展而成。正如中世纪其它行业的行会组织一样,西欧中世纪大学是以学生行会或者教师行会为组织形式的具有司法特征的法律自治实体。这一特性为大学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从而保护了学术的自由。虽然当时绝大多数大学受到教会的管辖或者制约,但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仍然成为大学里人人必修的课程。

这一状况的形成有赖于两个基本因素:一、基督教并不排斥对客观世界的探索和研究;二、西欧中世纪独特的政教二元政治体系为大学的独立发展提供了空间。随着西欧中世纪后期城市的发展,理性的复苏以及个人独立意识的觉醒,大学以其独特的优势培养出了大批精通自然科学的人才,从而为中世纪科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中世纪大学的形成是中世纪拉丁社会政教分离的政治格局的结果,世俗政权和教会为了联合更多的力量,都争着对一些团体授予特许权,承认它们的独立地位,大学即当时众多的独立团体之一。不仅如此,大学的师生由于大多都是外地人口,在城市的消费成为城市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教权和王权的权力争夺延伸到大学领域。

教皇出于扩大教会势力、培养教会需要的神职人员、构建神学体系等目的,对大学总是予以积极的支持。如同对待改革时期的修道院一样,教皇通过颁布特许状给予大学很多的特权。中世纪大学大多是由教会的主教座堂学校发展而来的,像巴黎大学就是由巴黎周围的几个主教座堂学校逐渐发展形成的,因此大学往往隶属于教会,受到当地主教的管辖,大学的最高管理者是当地主教的教长，教长在教师资格证书的颁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决定权。

12世纪上半叶,为教师颁发从业许可证的垄断权成为教长的一个收入来源。但是,大学自身的发展需求要求摆脱教长的经济盘剥,于是大学转而向教皇寻求帮助,教皇照例支持了大学,1179年第三次亚特兰宗教会议通过了一项规定,即教长颁发教学许可证不允许收费,会议还规定不能拒绝接受能够胜任教师工作的人。

出于几乎同样的目的,王权也经常插手大学的管理事务,为大学颁布特许状,支持大学的独立。在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王权对大学都给予了积极的扶持,大学不仅为王权管理机构培养行政人员,而且为王权提供支持其统治的理论支撑,因此受到王权的积极扶持。

以巴黎大学为例,1200年,巴黎的学生与市民发生了冲突,事后法王腓力二世(Philip Augustus)颁布了法令,明确规定师生不受当地法律的束缚,涉及到学校师生的案件一律由教会法庭审理,因为世俗法庭一般来讲比教会法庭严厉,而且师生由于是外乡人,在世俗法庭中往往处于劣势。

大学在王权和教权的争夺中,作为法人实体,逐渐从教会和世俗权力那里获得了很多垄断性的特许权,例如:每一个学院都有处理内部事务的司法权,因此有权决定学生和老师的加入;大学具有与其所在地的政府和宗教法庭就广泛的问题进行协商的法律权力，虽然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并没有被教会授职或者加入修会组织,但是他们却都拥有“教士” 的身份。

这便意味着，攻击一名学生或者教师,将受到与攻击一名神职人员同样严厉的处罚;这还意味着学生或者教师如果被世俗法庭逮捕,可以申请由教会法庭来审判,这样往往会得到从轻发落;这还意味着师生们可以接受来自教会的薪俸;如果大学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大学有终止教学或者离开所在城市的权利。这些特权使得大学成为一个强大的机构组织,并得以在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整个历史时期延续下来,对社会转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世纪大学的制度使大学的学术研究体系化、系统化,为学术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在大学里可以自由地讲授古典希腊的、阿拉伯的著作。12世纪以后,大学的艺学系基本上讲授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而在13世纪中期,哲学成为艺学系的主要课程,用“哲学系”似乎更加名副其实一些。

拉丁阿维洛伊主义是13世纪巴黎大学艺学系中流行的思潮,拉丁阿维洛伊主义者认为,应当像阿维洛伊那样忠实于亚里士多德思想,阿维洛伊声称“亚里士多德的灵魂是人类最高级的灵魂,因此他传达的是神的真理,人类通过他获得可能得到的一切知识。”拥护阿维洛伊观点的巴黎大学艺学系的教师西格尔和他的同事们,在大学讲坛上全面公开地宣讲亚里士多德著作。

多米尼克修士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针对“拉丁阿维洛伊主义者”无限制地崇拜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倾向进行了批评,他们在巴黎大学的艺学系与这一派学派的学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辩。然而大阿尔伯特并不否认亚里士多德的成就,他曾经这样写道:“如果亚里士多德是神的话,他就永远不会犯错误;然而他是人,所以很有可能像我们一样会犯错误。”

这段话表明大阿尔伯特认为神圣的真理是高于世俗的真理的,但是正如大阿尔伯特自己承认的,在科学和哲学领域,还是应该听从亚里士多德的教导。波纳文图拉,一位与托马斯·阿奎那同在巴黎大学神学系教书的神学家,法兰西斯会的修士,也在1267年和1268年鞭挞了西格尔的观点。

在这个自治的大学中,学术的辩论有很大的自由度,学者们之间的论战属于日常的教学活动。在中世纪的大学里,争论是常有的事,“在阿奎那的时代,人们觉得把想象中的敌手的情况讲的越明白,就越有把握驳倒对方”。阿奎那曾说:“如果有人胆敢向我们已写成的作品挑战的话,请他不要偷偷摸摸地挑衅,请他公开答复,我们将同他的错误作战斗,或将治疗他的愚昧无知”。即使在学术辩论中有一些非常激进的言论,罗马教会也不会轻易地将其判为异端。

学术辩论，是中世纪大学最普遍的常规的教学方式。学生在辩论中实践他所学到的文法、逻辑学等基础知识。 大学中主要的授课方式是演讲和辩论。两位或更多的老师,偶尔也有学生参与,运用问答法讨论文本材料。辩论场常非常激烈,每一方的支持者以喧闹的跺脚和口哨来为他们的英雄打气。教师们在辩论中不断的探索完善自己的理论,学生们在辩论中学习思考，重要成果就在这种激烈争辩的学术氛围中产生。正是这种学术的自由辩论，培养和丰富了人们的理性思维。

中世纪大学规定,学生首先要进入艺学系学习,学业合格可以获得学士学位。有些学生读完艺学系就离开学校了,想继续深造的学生可以留下来攻读硕士学位。无论是攻读法律、医学还是神学专业,都必须首先具有艺学系的学术学位证书。因此,大学艺学系的课程是所有入学学生的必修课。

中世纪大学艺学系的课程来自传统上的自由七艺,即语法、修辞、逻辑,合称三艺(trivium)和几何、算数、天文学、音乐,合称四艺(quadrivium)。传统的七艺课程在12和13世纪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变革,其中语法和修辞的重要性逐渐降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学习逐渐取代了其它人文学科,而四艺的内容则大部分被吸收到了自然哲学中去,研究的范围也扩大了。

12世纪的翻译运动为中世纪大学提供了丰富的教材,这些教材改变了在此之前的教育模式和教育内容。这些翻译作品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希波克拉底、阿基米德、盖伦、托勒密等古典作家的作品,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被重新发现之后,其著作中丰富无比的各类知识以及学科分类原则,都开始对传统的七艺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传统的数学、几何学、天文学的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文法、修辞、逻辑学的内容也得到了扩展,尤其是逻辑学受到了亚里士多德著的《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辩谬篇》这些“新逻辑”的影响。新逻辑不仅包括了形式逻辑的内容,而且涉及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思想,例如亚里士多德经验主义的思想,对理性在认识物质世界中的作用的肯定以及逻辑-演绎推理等等。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哲学还被进一步分成三个学科,即自然哲学、道德伦理和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中世纪大学艺学系最主要的学习内容,其思想对于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来说无疑是革命性的。在典型的艺学院系课程中,算数和几何的学习一般占8到10周时间,其中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就占去整整五周的时间。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占三个学期,《论天》占一个学期,《论动物》占六周,《伦理学》占四个月,《形而上学》则占两到三个学期。因此,逻辑学、自然哲学、几何学、数学、音乐和天文学的课程构成了艺学系学士学位主要的课程,而且自12世纪末起持续了450年至500年左右，期间始终保持不变。

可以这样说,在中世纪盛期,有重大影响的西方思想家都精通自然哲学、形而上学和神学,甚至教会法。学者本杰明·纳尔逊认为,数学-宇宙论方面的科学革命诞生于天主教文化之中,且明显先于宗教改革运动。中世纪关于是否允许讨论科学和自然哲学问题的论战,事实上为后来的科学革命铺平了道路。

通往近代科学的道路，由基督教神学和西方哲学的术语以及西方独特的法律概念共同打造的基石所铺就。例如,世界是一种合理性的连贯秩序、世界是一部机器、万能的神根据‘数量、重量和大小’创造了世界,这些思想都是基督教牧师连同自然哲学家、神学家,甚至教会法学家所阐述的中世纪主题。

基督教之所以接受人对世界进行解释,与它区别于其它宗教的一个本质特征有关,即基督教坚信只有一个上帝,并且坚信上帝是一位理性的存在。根据科学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的研究,对于科学的信念,是从中世纪神学中无意识地派生出来的。

这是因为，对上帝是一位理性存在的观念预设了万物运行的合理性,肯定了事物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这一命题,认同了人通过理性认识上帝真理这一途径。故而对于世界本质和事物规律的探究,是包含在天主教文化之内的。虽然神学没有料到对人的理性的这种鼓励最终产生了动摇天主教理论根基的结果,但是它却为产生这种结果提供了场所和条件。

由此可见,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确存在着对话的可行性,而西欧中世纪大学与近代科学的产生，也同样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