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时，陈诚质问张学良：“中国交给你，你能弄好吗？”

张学良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多样化的人物，这也导致对他评价褒贬不一。

1928 年 6 月的皇姑屯事件，让纵横东北数十年的 “东北王” 张作霖在日寇精心策划的爆炸中殒命，一代枭雄的传奇人生就此落幕。

在这片骤然失去主心骨的黑土地上，张学良在叔父辈的东北军元老张作相全力支持下，顺利接过了东北的军政大权，成为最年轻的东北最高统治者。

面对日寇威逼利诱其分裂东北的阴谋，刚掌权的张学良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政治远见与民族气节，他毅然拒绝了日方的各种胁迫，于当年 12 月宣布东北易帜，将原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更换为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这一举措不仅标志着北洋军阀割据时代的最终终结，更让中国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彻底粉碎了日寇企图趁张作霖去世之际分裂中国东北的野心。

然而，这位年轻的统治者很快迎来了执政生涯中的重大挫折。

1929 年，张学良为维护国家主权，下令收回苏联在中东铁路沿线的各项特权，这一行为直接引发了中苏之间的军事冲突，史称 “中东路事件”。

东北军与苏军在边境地区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激烈激战，由于双方在装备水平、战术素养和后勤保障上存在巨大差距，东北军最终遭遇惨败，被迫与苏联签订城下之盟，苏联得以恢复在中东路的一切特权。这次失败不仅让东北军实力大损，更让张学良深刻认识到了当时中国在国际博弈中的弱势地位。

真正改变张学良一生轨迹的，是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在日寇的突然袭击下，由于执行了 “不抵抗” 命令，东北军未作有效抵抗便仓促撤退，广袤的东北三省在短短四个多月内迅速沦陷，三千万父老乡亲沦为亡国奴。

背负着 “不抵抗将军” 骂名的张学良，率领数十万东北军退往山海关内，开始了寄人篱下的漂泊生涯，最终辗转来到了古城西安。

西安，这座见证了无数历史风云的城市，成为了张学良人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而将他推向这一转折点的核心事件，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率东北军进驻西安后，立即接到了蒋介石的严令，要求他坚决执行 “攘外必先安内” 的既定国策，将主要兵力用于 “围剿” 红军。

起初，张学良出于对蒋介石的承诺与军人的服从性，曾一度试图执行这一命令。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北军内部的情绪愈发激昂，思乡心切的将士们日夜盼望着能打回东北，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 的呼声在军营中此起彼伏，这让身为统帅的张学良承受着巨大的内部压力。

与此同时，通过与中国共产党的多次接触，张学良对红军的抗日主张与革命情怀有了深入的了解，他逐渐意识到，在国家危亡之际，唯有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日，才能挽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内战只会让日寇坐收渔利。

为了推动抗日主张的实现，张学良开始积极寻找突破口，而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陈诚成为了他争取的对象。

他通过冯庸向陈诚传递自己的抗日决心，甚至发出了 “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 的悲愤呐喊，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道尽了他不愿再打内战、渴望奔赴抗日前线的强烈愿望。

然而，作为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将领，陈诚始终顽固坚持 “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策，反复强调必须先肃清内部 “匪患”，才能谈及对外抗日，对于张学良提出的 “统一全民力量”、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的主张，更是断然拒绝。

在直接沟通无果后，张学良并未放弃，他开始设法接触陈诚身边的人，希望能通过迂回方式影响陈诚的态度。

当得知自己的发小冯庸正在陈诚麾下任职时，张学良立刻抓住了这一机会，随即邀请冯庸前往西安叙旧。在叙旧的酒桌上，张学良屡屡提及九一八事变带来的国仇家恨，诉说东北父老的苦难遭遇，反复强调唯有抗日救国才是唯一出路，同时恳切地表示，如果继续坚持不抵抗、专打内战的现状，东北军恐怕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变故，甚至可能彻底溃散。

张学良之所以寄希望于冯庸，有着深刻的背景原因。冯庸的父亲冯德麟是东北军的创始元老之一，与张作霖曾是拜把子兄弟，在东北军内部拥有极高的威望，这样的家庭背景让冯庸在东北籍军政人士中具备特殊的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冯庸因坚决拒绝与日寇合作，被日军强行软禁，随后又被劫持到日本东京，逼迫其表态支持伪满洲国。

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冯庸始终坚贞不屈，最终在日本友人的暗中帮助下才得以逃脱，辗转回到国内。回国后，冯庸投奔了陈诚，在其麾下担任职务，两人表面上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

张学良坚信，有着共同东北背景且同样遭遇过日寇迫害的冯庸，一定能理解自己的抗日诉求，进而说服陈诚转变立场。

冯庸确实对张学良的处境与主张感同身受，也愿意尽力从中斡旋，劝说陈诚支持抗日。

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在陈诚心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

陈诚虽然碍于冯德麟的元老身份，给了冯庸一个看似体面的职位，但实际上从未真正信任过他，更谈不上委以重任，所谓的 “良好关系” 不过是表面文章，冯庸从始至终都只是一个没有实际权力的虚职人员。

正因如此，张学良通过冯庸打通陈诚这一环节的努力最终化为泡影。

更令他始料未及的是，陈诚从冯庸口中得知他的一系列 “异动” 后，立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作为蒋介石的铁杆心腹，他第一时间便将所有情况详细汇报给了蒋介石，同时还着重提醒蒋介石，务必警惕张学良存在 “联共投俄” 的倾向，建议加强对东北军的控制。

接到陈诚的汇报后，蒋介石十分震怒，随即派遣陈诚亲自前往西安，与张学良进行当面谈话，既是探查虚实，也是施加压力。

尽管陈诚的告密行为让张学良颇为失望，但客观而言，陈诚在这件事上有着自己的逻辑闭环。

在他的认知中，“服从大局” 是军人的最高准则，而所谓的 “大局”，便是国民政府中央的决策，而这一决策的核心主导者正是蒋介石。

换句话说，陈诚的忠诚并非完全针对蒋介石个人，而是指向他所代表的 “中央权威”，只要蒋介石改变策略，提出抗日主张，陈诚必然会第一个站出来坚决支持。

张学良深知，想要在短时间内改变蒋介石根深蒂固的想法绝非易事，但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紧迫性不容他有丝毫退缩。

于是，他开始不顾一切地反复劝说蒋介石，一次次地向其阐述 “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的危害，恳请他以民族大义为重，放下党派成见，团结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方面力量，立即启动全面抗日。

然而，蒋介石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极端的固执，他不仅严词拒绝了张学良的所有提议，还多次斥责其 “思想动摇”“受人蛊惑”，两人的每次交流都以激烈的争吵告终，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共识。

1936 年 10 月 31 日，张学良借前往洛阳为蒋介石祝寿之机，再次苦苦劝谏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结果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斥责。

同年 11 月，蒋介石在洛阳军校的总理纪念周会上两次发表训话，公开训斥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人，张学良在台下听着，想到东北沦陷的屈辱、将士们的悲愤与国家的危局，忍不住忧伤流泪，但即便如此，他仍没有放弃劝谏的努力。

12 月 3 日，张学良专程飞往洛阳见蒋，再次进谏却被驳斥，蒋介石命令他立即率部开赴 “剿共” 前线，对红军 “作彻底的处理”。

争吵不断升级，蒋介石的不满也日益加剧，他强令张学良必须无条件坚决执行 “剿共” 命令，不得有任何异议。

但张学良已然下定决心，始终坚持自己的抗日主张，甚至主动提出希望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当面稳定东北军的军心。在蒋介石看来，张学良的一系列行为无疑是在不断挑战自己的权威与底线，忍无可忍之下，他终于下定决心调整部署，决定由中央军接替东北军的 “剿共” 任务，将东北军调离西安，分散部署到福建等地，彻底瓦解这支不听话的部队。

与此同时，张学良和杨虎城还收到情报，蓝衣社和军警特务已经拟好了一张 “黑名单”，上面罗列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中所有同情共产党的人员姓名，只待换防命令一宣布，便立即实施逮捕。

蒋介石的这一举动，无疑彻底切断了张学良和杨虎城最后的退路。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旦东北军和西北军被调离西安，不仅抗日的希望化为泡影，两支军队也必将面临被肢解、消灭的命运。

在反复商议与痛苦抉择后，张学良与杨虎城达成共识：苦谏已无任何希望，唯有采取极端手段实行兵谏，逼迫蒋介石放弃内战、同意抗日，除此之外再无他法。

1936 年 12 月 11 日晚，张学良出席了蒋介石举行的告别宴会后，立即赶往杨虎城的司令部，两人最终敲定了兵谏的具体计划：由东北军负责前往临潼华清池逮捕蒋介石，封锁交通要道，并控制兰州的中央军武装与机场；由第十七路军负责逮捕在西安的所有南京高级军政官员，解除城内蒋系部队的武装，控制西安机场。

1936 年 12 月 12 日凌晨，古城西安的宁静被枪声打破，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正式爆发。东北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冲入华清池，成功扣押了蒋介石；与此同时，第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内迅速行动，将陈诚、蒋鼎文、朱绍良等十余名南京高级军政官员全部抓获，顺利控制了整个西安城。

被扣押后，陈诚的态度十分明确，始终坚定地站在蒋介石一边。他多次当面指责张学良，声称只有坚决执行 “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还固执地认为张学良此次行为一定是被共产党蒙骗所致，劝他 “悬崖勒马”，尽快释放蒋介石，不要一错再错，沦为民族罪人。

面对陈诚的激烈指责，张学良表现出了罕见的克制与冷静，他没有与之争辩，只是反复强调自己发动兵谏的唯一目的是逼迫蒋介石抗日，绝无加害之意，更希望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此次事件，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见劝说无效，陈诚便转而采取威胁手段。他深知张学良最大的软肋是担心内战爆发、民族利益受损，于是便以此相要挟，声称如果不尽快将蒋介石送回南京，中央军随时会大举进攻西安，到时候不仅张学良本人性命难保，整个西北都将陷入战火之中。

为了增强威慑效果，陈诚甚至用极具轻蔑的语气质问张学良：“如果不立刻送委员长回南京，你必将遭遇灭顶之灾。退一步说，就算委员长真的听了你的，把中国交给你打理，你能把这个烂摊子弄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