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诚对蒋介石的忠诚，国民党高层曾流传一个政治笑话——有一天，蒋介石为考察部下对他的忠诚，特意召集几个亲信人物到其住处议事。 老国民党人端着茶杯聊到“谁跟老蒋跟得最死”，多半写的是陈诚。 话说得轻，分量一点不轻。 1898年，他生在浙江青田高市乡，家里是地道农户，父亲在乡小学教书。少年体弱，脾气倔。上完小学，本该回家帮工，他硬是考进省第十一师范；1917年毕业后又靠同乡帮忙，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读炮兵科。1922年结业，被派到浙江绍兴当见习官，在浙军里两年没什么起色，他心里有杆秤，知道这条路熬不出什么名堂。 1922年底，他干脆南下广东，进孙中山麾下的粤军，给第一师团长邓演达当副官，严立三是保定老学长。1923年肇庆作战，他胸部中弹住院，时任大本营参谋长的蒋介石到医院看伤兵，两人第一次对上视线。 黄埔军校成立后，他被邓、严拉进校长办公厅，又调去教练部，后来接炮兵连。 东征时，他带着这点新式火力，在淡水、棉湖、惠州连着立功，仗打得漂亮，人自然被记住。 转到1927年，天一下子冷下来。四一二之后，宁汉分裂，邓演达公开反蒋出国，严立三不愿卷入，是非躲不开，只能称病退下，把二十一师交给陈诚。 那阵子师里多是黄埔学生，传言乱飞，说“掩护共产党”，一批军官拂袖走人，他接手的是一支军心不稳的队伍。 给上司写信时，他骂“假领袖”为私利争权，把局势比作“冬天”，透着无奈。 骂归骂，路还是得选。 1928年初，他提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开头就说国本飘摇、民命难保，认定孙中山之后真正能挑担子的，只剩蒋介石。信里一面点名汪精卫“支离琐碎”，一面劝蒋把党政军权统在自己手里，还顺带提了几条安置桂系、粤方的主意。 语气不卑不亢，既是押宝，也是把话挑明。 蒋介石在日记里夸他“有志”，很快复出，一手把何应钦调去当参谋总长，一手让陈诚掌总司令部警卫，守南京，还把几团兵划给他。 1929年讨桂，他率十一师在贺胜桥挡住桂军要道。 跟冯玉祥、唐生智那几仗，他在襄阳、确山接连取胜。1930年中原大战，马牧集先赢一仗，又给刘茂恩写信劝降，拉过来十个团，八月攻下济南，十月拿下郑州。 捷报送到庐山，蒋介石写下“实一将才”，把一个师扩成十八军，军长由他担任，从此一个靠胜仗立威，一个靠心腹撑台，这种互相借力的关系算是锁死。 抬上来以后，他也没真把自己当“传声筒”。二次北伐后整编，曹万顺的十七军与他原来的警卫部合并成十一师，曹任师长，他挂副职。他心里窝火，跑去上海“看病”，旧部天天电报汇报师里动向，等于把筹码亮给上面看。蒋介石出来安抚，说副师长只是过渡。 接下来一年，他一面写信诉苦，一面往师里安插自己的人，参谋长、团长多换成自己信得过的黄埔学生，从曹系那边也挖了几块“墙角”。曹万顺一调走，他顺势接任师长，以十一师为根，慢慢养出日后人尽皆知的“土木系”。 1931年，蒋介石点他入赣“剿共”，十一师、十四师归他指挥。 南昌开会，总司令当面讲《曾胡治兵语录》，发地图、发舆志，要众人多读古书、多看地形。 他嘴上称赞，回到营里写日记时却直言，一味复古，和外国军队一比只剩惭愧。 作战时，他照令往抚州、黎川、大洋源推进，粮秣常常接不上，只能咬牙顶着。 对断粮断盐这种做法，他从心里不认，担心把百姓逼到对面去，日记里骂南京腐败，也不避讳把责任算到蒋介石头上，可真到要不要执行命令那一刻，他还是把仗打完。这股拧巴的忠诚，从江西一直拖到台湾。 1949年败退之后，蒋介石在台湾需要一个能稳住局面的“掌柜”，最后还是把牌发到他手里。 五月，他出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1950年三月又兼任行政院长，整军、维稳、推土地改革、搞经济，几乎都得过他这一关。 那几年，他在岛内的分量仅次于蒋介石，“小委员长”三个字，并不只是江湖绰号。 风向在1950年吴石案后悄悄变了。吴石出身保定，在国防部当参谋次长，被查出替对岸送情报，最后被枪决。 案子本身牵不到他头上，却给了蒋介石一个顺势收权的理由。 军中成立总政治部，让蒋经国抓军队思想和政治，把原先直接通向陈诚的线一根根剪断；党务上搞青年救国团，从学生、基层往下扎，把台湾省党部那一套冲淡；行政上设国家安全会议，许多大事搬到另一个桌子上说，行政院长的位置一年比一年空。 1954年，蒋介石在国民大会连任，把陈诚从行政院长挪到“副总统”，名头好听，实权却离核心更远。 再往后，蒋经国权力越抓越紧，情报、党务、军队政治工作都落到自己手里。 陈诚心里看得清楚，却没有翻桌。他知道这一身地位本就是老蒋给的，在台海这种局面下，闹翻没有出路，只能把不满咽下去，照旧把该做的事做完。 1963年，他被查出胃癌，病情一路下滑。 1965年三月，在台北病重之际，他写下那份只有六十字的遗言。 遗言送到蒋介石案头，他在书房里坐了很久，最后拍板原文刊出，一个字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