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一位年轻人因出版《谈谈学写钢笔字》而声名鹊起。该书迅速风靡全国，掀起一股硬笔书法学习的热潮。随后，中央电视台特邀他开设专题讲座，各地高校纷纷邀其主讲硬笔书法，多家出版社也争相出版他的字帖。伴随着文化复兴的浪潮，当代硬笔书法进入了空前繁荣的发展阶段。这位年轻人，正是后来被誉为“中国硬笔书法第一人”的庞中华。

庞中华不仅是一位硬笔书法家，更兼具教育家与诗人的身份。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便提出“读古代诗歌写当代新诗，临古代字帖写硬笔书法”的理念，并身体力行，将思考转化为数十年来不曾间断的实践。

四十五年来，他始终致力于硬笔书法的普及与推广，不断探索硬笔工具的改良路径，在硬笔书法的创作与研究领域倾注了毕生心血。那么，他对硬笔书法的新工具有过哪些深入思考？对当前硬笔书法创作又有着怎样的心得与感悟？

近日，庞中华先生亲临本报编辑部，围绕上述话题畅谈见解，并与编辑同仁进行了深入交流。他特将所思所感整理成文，交由《书法报·硬笔书法》发表，期待与广大读者分享其观点与思考。

庞中华近影

我对硬笔书法的思考

文/庞中华

硬笔新工具促进硬笔书法创新

面对此题，请勿笑我信口开河，容我先诉说一段悠悠往事。

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爆发了“马岛之战”，双方都使用了新式武器。当时，我国《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马岛之战”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军事观的一条真理：武器装备的发展决定作战方式的变革。我恍然大悟，由此联想到：书写工具的发展决定书法创作和理论的变革。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关注市场上流行的各种书写工具，并且大胆使用这些新工具进行书法创作。

1987年2月，我第一次应邀赴日本，出席全日本第五十回硬笔书法研修大会，发现日本硬笔花色品种如此多彩多姿，除日常用的钢笔、铅笔、圆珠笔外，其他各种可供写中字、大字的新式硬笔千余种，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我带回了三箱新款硬笔，热情地向上海、北京、重庆的国营制笔厂家推荐，希望他们研制和生产新式硬笔，我愿为他们义务宣传推广。想不到，他们给我泼来冷水，原来国营制笔业的负责人是上级任命，三五年一换，根本没有创新的热情。

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是我们的市场意识不够敏锐，缺乏创新的激情。

这时，我开始使用国内外生产的新款硬笔来书写各种作品，尤其是大幅大字作品，感觉良好，很多时候自己也陶醉其中。我相信我的艺术创作，定能为中国制笔业带来启发，促进新工具的发展。 终于，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春天。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中国民营制笔业蓬勃发展，在中国制笔协会负责人联络协助下，我和民营制笔业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用时髦话就是“战略合作伙伴”，其中香港盛怡公司研制生产的“庞中华牌书法笔”，从写蝇头小楷到碗口般大字的各种新式硬笔，外观精美，书写流畅，使用便捷，效果显著。它们为硬笔书法工作者和爱好者提供了创作的精良工具，也让中国书法之花更加绚丽多姿。感谢马克思他老先生哟，当年从他的理论中我受到启发，不但促我致力于我国硬笔工具的推广，而且教我采用新工具，创作了更多新作品呈献给观众。

秉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古训，四十年来，我在硬笔工具创新这条路上，倾注了所有热忱。这条路，我还将继续走下去。

提倡硬笔书法和新诗文相结合

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硬笔书法热潮席卷中国大地。

四十多年光阴转瞬即逝，一路上，我们经历了多种多样的硬笔书法展赛活动，涌现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获奖者。应当说很多年轻作者，硬笔书写水平可圈可点，令人赞叹。但赞叹之余，又深感遗憾不足，许多作品字写得好，内容几乎全抄自古人诗文。对于中小学生而言，无可厚非；但对于以书法为业的从业者，如学校或培训班的书法教师，或是活跃在社会上的硬笔书家，仅靠抄古诗文为创作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作品缺少作者的艺术个性和时代性，缺少令人耳目一新的感染力。

艺术当随时代。当代硬笔书法，也要提倡和当代新诗文相结合。早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前辈们就提倡青年人写新诗、新文。那个时代涌现的新诗人不可胜数，如郭沫若、胡适之、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郭小川等，他们的作品对时代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1957 年，中国最畅销的新诗刊物《诗刊》创刊，主编臧克家请毛泽东同志题刊名，毛泽东欣然命笔，并且告诫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诗刊》发行量每期近百万册，带动全国青年人的新诗创作热情澎湃。正是在文化前辈的影响下，我青年时代在大别山、太行山地质队的小屋里自学，就采取了“读古代诗歌写当代新诗，临古代字帖写硬笔书法”的灵活学习方法，受益匪浅。

1980年，我的第一本字帖《谈谈学写钢笔字》出版后迅速畅销全国。来自天南地北的读者热情来信，将我推向了硬笔书法的广阔舞台。我在此后出版的一本本钢笔字帖里，将我的新诗《钢笔书法之歌》《铅笔之歌》《粉笔之歌》《圆珠笔之歌》等，用钢笔写在我的字帖上，既新鲜，又接地气，很受年轻朋友喜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互联网尚未成熟，报纸杂志成为社会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那段时期，各地报纸杂志蓬勃发展，我大胆给全国各报刊投稿，用硬笔把我的新诗、新文写成小作品，传播了硬笔书法艺术，在读者中掀起学习硬笔书法的热潮。

作为新诗，不必要求字数整齐一律，但尽量求押韵、有节奏感，读起来朗朗上口，平时多读点古典诗词和民歌都能找到这种感觉。鲁迅先生也多次提倡青年人写新诗，他说：“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

我作为一名诗歌爱好者，曾经主编了一册《最美古诗三百首》，是与北大、清华中文系的研究生们合作完成的；我又自己创作了一本《庞中华写字歌》待出版，都是为热爱书法的青少年朋友们备用的。正如为初学写字的青少年朋友编写的描红字帖那样，帮助大家一步步走上诗歌写作的台阶，以自家笔写自家诗，体会书法创作的无尽乐趣。

最后，谨以几句小诗作结：

硬笔在我手，新诗出我口。

兴来三两首，赠我好朋友。

当“文抄公”式的誊写盛行于书坛，庞中华先生“以自家笔，写自家诗”的实践便显得风骨卓然。这不仅是形式的回归，更是文化主体性的觉醒，一种“文”与“墨”的双重自觉。我们搜集了他从1980年代至今的诗稿，近半个世纪的笔迹，勾勒出一条矢志不渝的创作心路，见证了一位书写者如何以毕生之功，追寻诗书合一的真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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