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蒙联军攻破蔡州后的第三天，即宋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十三日，孟珙与蒙军主帅塔察儿分取金哀宗遗骨及宝玉法物等战利品，按原先约定各自退兵。

因河南地区经多年战火，破坏惨重，满目疮痍，劫后余生的百姓不是北渡黄河就粮，就是南流宋境求生。于是无粮可因的蒙军，便将已攻占的州府由降蒙的原金官员管理，自己北归河北，分兵屯驻大河上下，“以遏宋兵”。

而宋将孟珙也还屯襄阳，江海屯军信阳，王旻戍随州，王安国守枣阳，蒋成守光化，杨恢守均州，并招募中原精锐之士一万五千余人，号“镇北军”，分戍诸地，以备蒙古。

因种种原因，宋军并未完全占据陈、蔡一线东南地区，与宋、金对峙之时相比较，南宋仅增加了唐、邓、申、寿、泗等数州之地。在宋、蒙双方退兵之初，陈、蔡地区出现了久违的宁静状态，但这一状态未能保持多久。

宋湖北制帅史嵩之得到前线捷报，即遣官员去奉先县（今河南巩义）祭扫北宋八座帝陵，同时发“露布”告示金亡，将金哀宗遗骨等战利品上献朝廷，以夸示天下。

赵与莒

就在上一年十月，执掌南宋朝政达十余年的权相史弥远病死，迫于史弥远之淫威而“渊默十年无为”的宋理宗始“亲揽朝纲”，才真正掌握了天子权柄。

为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傀儡形象，宋理宗一面仍以郑清之（1176年11月2日——1252年1月1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组成了以史弥远亲信为主的中枢集团，一面却斥责史弥远的一些声名狼藉的亲信，并于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初一下诏“求直言”。

于是群臣纷纷对史弥远之党羽大加弹劾，使之大多被贬出朝，一批曾遭史弥远排挤与打击的官员或理学名臣，如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杜范、赵范等，并被起用，由此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使朝政一时颇有振起之象，时人因此比拟北宋元祐时期而称作“小元祐”，又称“端平更化”。

二月，宋理宗接到京湖制置司的捷报与上呈的《八陵图》，即以“国家南渡之后，八陵回隔，常切痛心”为由，诏令百官“集议以闻”。三月，宋理宗遣官员赴洛阳祭扫北宋八陵，“省谒故壤”。四月，金哀宗完颜守绪的遗骨及其玉宝、法物，与被俘的金丞相张天纲等人被送抵宋都临安府。

御史洪咨夔提醒天子说：“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当以金亡告九庙，归诸祖宗德泽，况与大敌为邻，抱虎枕蛟，事变叵测，顾可侈因人之获，使边臣论功，朝臣颂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独不鉴端门受降之崇宁乎？”

南宋形势图

诚然，自金亡后，扑朔迷离的三国战略格局又化为简明的两极对峙模式，使得宋朝直面较金国更为强大而可怕的对手。

蒙古灭夏、灭金，按形势发展之逻辑，南宋将是他的下一猎物。面对蒙古的强大压力，宋朝只有整顿内政，增强国力，巩固边防，才能与之抗衡，以延长国祚。

在目睹辽、夏、金三个北方王国的覆灭后，宋廷君臣在新的对手面前，仍认为“夷狄无百年之运”，自信能顶住蒙古的压力，把南北朝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

然而初理朝政的宋理宗，却昧于对蒙古的实力、图谋与对南宋自身国情的认识，在灭金胜利的刺激下，颇欲乘势收复中原失地，以完成祖宗未竟之大业。为此，宋理宗以灭金为由举行了“告太庙”等一系列庆典，对参与灭金之战的将士论功行赏，孟珙擢任建康府都统制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降宋的金国官员也各授官有差。

由于宋人普遍担忧与蒙古的同盟迟早要破裂，为预作防备，宋理宗又诏令在朝百官“集议和战攻守事宜”，命“在外执政从官、沿边帅守并封奏论事”。由此宋廷上下和战之说并起，展开激烈的争论。

金亡后，降宋金人谷用安献策说，残金以河南为依托，守黄河，保潼关，抵御强大的蒙军攻势长达二十年，指出“非扼险无以为国”。故以淮东制置使赵范、其弟沿江制置副使赵葵、淮西制置使全子才为首的部分前线将帅，建议宋廷效法金人，乘天气渐趋炎热，蒙兵北还，河南空虚之机，迅速出兵北上，“恢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等故地，然后西守潼关，北拒黄河，“抚其人民，用其豪杰”，画河而守，与蒙古对峙。

但此主张遭到朝野大部分官员的反对，其中不乏畏敌苟安者，但更多的是有鉴于强邻窥边，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而满朝上下却陶醉于灭金的“胜利”之中，文恬武嬉，全无抗敌自救的部署，故通过对敌我双方形势的分析，从内政、军力、财力、外交等方面反复论述不可轻举妄动的道理。

这些观点得到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乔行简、参知政事陈贵谊等人的支持，监察御史洪咨夔、枢密副都承旨吴渊、知福州真德秀等也纷纷上奏反对出师汴、洛，连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江淮制置大使赵善湘、淮西总领吴潜、淮西转运判官杜杲等人也认为“不可轻战”。

在举朝以为不可的形势下，连赵范也终于“改图易谋，不胶前说”。但反对意见遭到了宰相郑清之的坚决否决，赵葵也“气愈锐，谋愈决”，坚持己见。

赵范兄弟素为宋理宗所信赖，此前也认为应谨慎对待联蒙灭金之举。赵范于上一年末曾进言道：“宣和海上之盟，其初甚美，终以取祸，其事不可不鉴。”赵葵也言：“今国家兵力未赡，姑从和议。俟根本既壮，雪二帝之耻，以复中原。”

郑燮

但可能由于灭金之功出自孟珙，自己无与，故此时一变前日主张，以迎合天子“恢复”之意。而“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宰相郑清之，早年为赵范之父、曾任京湖制置使的赵方所礼重，聘为赵范兄弟之师，此后又关系密切。

郑清之原是史弥远一手提拔起来的，但却无史弥远那样之权势，故一味迎合皇上旨意，企图“邀边功”以巩固自己权位。由此主张“恢复”的边帅与宰相内外相呼应，“鸣剑抵掌，坐谈关河，鼻息所冲，上拂云汉”，凡反对用兵者都遭到他们的指斥。

此前盘踞山东的李全凭借蒙古的支持，发兵进攻南宋，战败被杀。其妻杨妙真为报夫仇，便向蒙军求援，屯兵楚州，在城北淮河构建浮桥，以渡蒙军。

当时金人怕蒙军从淮东迂回河南，便主动派人与宋联系，以遏制蒙军南下楚州，并夹攻杨妙真。于是赵范、赵葵遣人使金，“以议和为名，以张声势”，出兵焚毁浮梁，迫使杨妙真退出楚州。宋人由此将淮东防线重新北推至淮河一线。因此，据退出楚州。宋人由此将淮东防线重新北推至淮河一线。

因此，据关守河、使宋军完全控制黄河防线、与蒙人隔河相峙之说就有着很大的诱惑力，甚至可能是抵御蒙军南侵江南的最有效的方法，而此时确实是一次难得的良机，所以宋理宗便在宰相的支持下，不顾朝野普遍反对，决定出师河南。

南宋形势图

南宋君臣的和战议论，也引起了蒙古人的关注。

早在灭金的次月，蒙古都元帅张荣攻占了徐州，使山东地区完全处于蒙古的控制之下。此后，北归的蒙军分镇诸州，屯田牧马，待机而动，并任命刘福为河南道总管，以示不放弃河南。

当祭扫北宋八陵的使臣来到襄阳附近时，谍报北地传言南宋出师争夺河南府，故河南各地蒙古兵“皆增屯设伏”，并云淮东蒙军已“刻日进师”，来争洛阳，于是“众畏不前”。

大将孟珙便说：“淮东蒙军，由淮水、泗水上溯汴河，非旬余不能抵达，吾选精骑疾驰，不十日可竣事；逮北师至东京，吾已归矣。”于是与使者昼夜兼行至陵下，成礼而归。

正在此时，宋理宗在各方面条件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地发动了“恢复”之战。

五月，宋廷以赵范为两淮制置大使，屯驻光州、黄州之间“以张声势”，由全子才率领淮西兵万余人为先锋，直取汴京、开封，由赵葵率主力五万人，自泗州渡淮北上，随后接应；诏京湖帅史嵩之“筹画粮饷”，保证军需；以张嗣古权知建康府兼江东安抚使，守护长江，应接河南；并命令四川利州制置使赵彦呐出兵陕西牵制关中蒙军，“以应入洛之役”。

六月初，宋廷发布“抚谕东京等处官吏遗黎”的檄文，宣称宋军北上“收复三京”的军事行动是兼爱南北赤子的正义之举，是尽君父之责。

因京湖帅史嵩之反对用兵，故与上次配合蒙军合围蔡州的是京湖制置司所属之军不同，此次参与收复中原行动的全用两淮制置司之军。

十二日，全子才率宋军自淮西制置司驻地庐州（今安徽合肥）出发，收复三京的行动正式开始。十八日，在寿州渡过淮河，二十一日抵达蒙城县，城中除数十名伤残外，已空无所有。二十四日，宋军来到亳州城下，城内降蒙金兵六百余人转而归宋，并引导宋军经魏真（今河南鹿邑县东）、太康（今属河南）等县直插汴京。月底，全子才所部收复了归德府，并于七月初二来到汴京城外二十里扎营。

端平入洛示意图

此时汴京城中仍属蒙古所立的傀儡崔立统属，但崔立为人残暴荒淫，困辱部将，激起城内军民的愤怒，但畏于崔立背后的蒙军势力而不敢发。当宋军抵近开封的消息传入城中，不满崔立的原金将领李伯渊等人密谋杀崔立及其党羽，并枭其首级以祭金哀宗，待宋军一至，即率残兵六百余人出降。

初五日，宋人整军进入开封城，总算收复了沦陷已有一百余年的汴京。但昔日繁华的开封城内，此时已成一片废墟，止存居民千余家。此时，宋军以偏师攻击郑州、陈州、蔡州等地，为蒙古守城的原金降将纷纷望风归附。

因南宋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认真作过收复中原的军事准备，对宋、蒙双方力量对比也缺乏清醒认识，认为蒙古人不会因为宋军北上恢复三京而作出强烈反应，便仓促上阵，想侥幸一时，迫使蒙古人承认既成事实，故宋军北上之后，立即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因战火破坏，当时河南各地城市残破，人烟稀少，田畴荒芜，难以从当地筹集粮草；加上蒙古人为阻止宋军行动，事先决金堤，引起黄河水泛滥，故自寿州至开封的途中，水深至腰甚至及颈部，宋军在盛暑炎日之下，涉水行进，十分困难，只是因前无敌兵阻拦，才得以抵达汴京城下，但粮饷转运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及时跟上。

宋理宗原命京湖制置司筹集粮饷北运，然京湖帅史嵩之以“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无粮可征为由，拒绝为北进之师供应粮饷。

宋理宗为表示收复河南三京之决心，解除了史嵩之等人的官职，以杨恢知襄阳府，行京湖制置司公事，负责粮食筹集运送。但一时之间，京湖粮饷却难以接济前线。

宋廷甚感无奈，只得由两淮方面征调大批船只与民夫转运粮饷。于是两淮帅司调集船只到江南镇江装运粮食，再北渡长江，从大运河北抵泗州，转入淮河，经盱眙、濠州运抵寿州，兜了一个大圈子，费时又费力。

北宋时，京城开封所需的江南粮食是用船只从大运河北上至泗州，转入淮河西运，再转汴河入京。由于宋、金对峙百年，漕运废罢，汴河淤塞，宋军只得由陆路将屯集寿州的粮食运送至开封等地。

因盛夏行兵，河水泛滥，粮运困难，所以宋军才至汴京，随身携带的粮草已吃完，只得停军以待救援。

二十日，赵葵率宋军主力自滁州北占泗州，然后水陆并进赶到汴京，看到全子才按兵不动，便责问说：“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抵汴已半月，不急趋洛阳、潼关何待耶？”全子才告之粮饷未集，赵葵仍坚持西进，以尽快完成据潼关、守河津的初衷。部属姚望之“以汴河粮运未继”，劝赵葵修养士兵，整治城池，以备不虞，而不要冒军队绝粮的危险西进洛阳。

从当时情形与事后结果上看，此策最为稳妥。但一心只图建立不世殊勋的赵葵却听不进去，亟命部将范用吉等率兵一万三千人先行，以属僚徐敏子为监军，再命杨义率庐州强勇等军一万五千人作为后援，各给五日口粮。

诸军反映口粮太少，但赵葵手中却无粮可给，便强令士兵启程，冒险以进。

二十一日，徐敏子率军先行，为节省口粮，命士兵将五日口粮分作七日食，勉强西行，同时一再遣人回汴京催粮。二十六日晚，徐敏子派小校张迪领二百人乘夜色偷袭洛阳，进城后才发觉已是一座空城，戍守的蒙古兵早已退出城外。二十八日，徐敏子率大军入城，完成了出兵前制定的占领“三京”之计划。故此次出兵也被称为“端平入洛”。

二十九日，入驻洛阳的宋军口粮已尽，只得采野菜和面做饼而食。

随后而至的杨义一军，行至洛阳城东三十里处休息炊食时，突遇以逸待劳的蒙古伏兵的袭击。由于宋军一路行来未遇敌兵，至此已近洛阳城，且非常疲意饥饿，故十分松懈，在休息时并未立哨设谍，仓促无备，一经伏击，遂致大溃，许多士兵落进洛河淹死，仅主将杨义等少数人逃脱。

洛阳城中宋军听到杨义军溃败的消息，十分惊恐。次日即八月初一日，蒙军进逼洛阳，徐敏子整军迎战。

因两淮兵为宋军中之精锐，此时虽忍饥作战，却依然与蒙军打了个“胜负相当”。

入夜，因城中已断粮数天，士兵饥饿不堪，杀马而食，无力再战。徐敏子与诸将商议良久，无计可施，只得决定突围南走。初二日，宋军在洛阳城南的龙门与蒙将刘享安所部相遇。宋军将士因饥饿已极，无心恋战，纷纷溃奔。蒙军追击近百里，南宋士兵死伤十之八九，伤亡惨重。徐敏之也中流矢负伤，失去战马，徒步间道绕行十天后，才率残部三百余人退至南宋境内的光州，十分狼狈。

赵葵

全子才因想与赵葵争为汴京守将，故意逗留开封不行，仅遣部将杨义率军前往洛阳。杨义败溃的消息传入城中，深知全子才心思的赵葵虽拥兵数万，却也不欲挥师西上洛阳应援。

但身为主帅，临危保身，不敢救援深陷险境的部下，其罪难逃。于是赵、全两人只得做出要亲自率军增援洛阳宋军的姿态，但在参谋官刘子澄的劝阻下，随即以粮草未集为由，决定立即自开封退兵，全线南撤。

当晚，赵葵即命将士整理行装。次日凌晨出发，将士们都以为是增援入洛宋军，不料却是东出东门，这才知道是退兵南还了。一路上风声鹤唳，连蒙军的影子也未见着，却因“师退无律”，致使宋军后军溃散，辎重等全部抛弃，损失惨重。宋军收复中原之举，全部过程不足两个月，就如此狼狈地以彻底失败而迅速告终。

当时宋廷还未知前方已惨败，正为宋军收复三京失地而兴奋，并忙于处置河南新复州县的经理事宜。

九日，以赵范为京河关陕宣抚使、知开封府、东京留守，赵葵为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为关陕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十日，尚书省奏言，当遣官正式祭扫“所有西京河南祖宗八陵”，并称“河南、山东新复州县，各已委差官法责守备，经理屯田，措置防捍”。但前线败报随即传来，“恢复”大业顿成黄粱一梦。

赵与莒

九月，改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知襄阳府的赵范上奏：“赵葵、全子才轻遣偏师复西京，赵楷、刘子澄参赞失计，师退无律，致后阵败覆。杨义一军之败，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于赴援，致不能支。”于是宋理宗诏赵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东营田边备；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邓、息诸州营田边备；刘子澄、赵楷、范用吉、徐敏子、杨义各责贬有差。

赵葵、全子才两人如此罪重罚轻，群臣大为愤慨，纷纷上表要求重加惩处。但宋理宗因入洛宋军溃败，使南宋军民“死者十数万计”，伤亡惨重，粮食损耗百万计，大量辎重、兵甲、舟车等委弃于敌境，造成江淮防御空虚，担心蒙军乘胜南侵，刚溃败的宋军难以抵挡，便为安抚军心，重新构筑防线，故对此不予采纳。

“端平入洛”失败的原因甚多，而宋廷君臣对宋、蒙双方形势的错误估计，实为其最主要的原因：即南宋的军力、财力均不足以支持其对河南的“恢复”占领，而饱经战火、荒芜不堪的河南地区难以提供满足大量军队行动的物资，迫使蒙军主力北撤，但也使北上的宋军无兵粮可因，不得不冒酷暑大水长途转送，终致宋军前线将士因缺粮而士气低落，一战而溃。

端平入洛示意图

宋军于洛阳所遇之敌，并非蒙军主力，人数也不多，只是蒙军的偏师游骑而已，但宋军已不能抵御了。

宋军本为利用蒙人“畏热，春夏之交，势当北去”之时机，便不顾“盛暑行师”之兵家大忌，在粮草未备、敌情未明之际，冒险千里奔袭，其失败自可预期。

此外，南宋内部和战意见不一，也是宋军兵败河南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京湖帅史嵩之拒绝为出兵河南筹集粮饷，利州帅赵彦呐拒不从命出兵“以应入洛之役”，前线统军将帅赵葵、全子才因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而影响入洛行动。

因此，宋军虽然未经一战即收复了北宋三京故地，但一经蒙军打击便迅速溃败而归。

南宋收复三京失地这一轻率举措，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从财政上说，使南宋在人、物、财力上皆蒙受了惨重的损失，为解决财政危机，宋廷采用“权宜一切之敛”，虽有伤国体，也不暇顾及了；从军事上说，淮西精锐数万人，经洛阳一战就损失一万五千人，“而他州陷没者犹不计”，造成宋军士气极为低落，“雄胆已丧”，此后宋兵再不敢大规模主动出击，只是采用据守城池据点之法，听凭蒙军骑兵驰骋于江淮平原，掌握了战场的主导权；从外交上说，“端平入洛”之役，正好成为蒙古入南侵的借口，从此拉开了宋、蒙之间长达40余年鏖战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