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位高级参谋回家途中失踪，全军苦寻13年，终于找到线索

1938年的西安，一个闷热的夏夜。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宣侠父骑着自行车走在回家的路上，街道上行人寥寥。他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脑海中还在思考着与陕西地方部队合作抗日的事宜。突然，几个黑影从暗处窜出，动作迅速地将他制服并拖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以至于街道上稀少的行人都未察觉到异常。

从这天起，宣侠父便杳无音讯。八路军在得知消息后立即展开了大规模搜寻，但13年过去了，始终未能找到他的下落。直到在沈阳的一家炸货铺中，一个意外的线索浮出水面，这才揭开了这起震惊全军的失踪案的真相。

究竟是谁在暗中策划了这次绑架？宣侠父这13年间经历了什么？为何线索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沈阳？这一切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迷雾？

一、早年求学与革命生涯

1894年，宣侠父出生在浙江诸暨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但他并未安于传统的读书做官之路。1915年，年仅21岁的宣侠父远赴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

在日本求学期间，宣侠父亲眼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迅速崛起。当时的早稻田大学是日本进步思想的重要阵地，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此接触到了新思潮。1918年，宣侠父加入了留日学生爱国组织＂新中国青年会＂，并在会中担任总务部干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宣侠父在日本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抗议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软弱态度。这次行动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注意，宣侠父的公费留学资格被取消。被迫回国后，宣侠父并未就此停止革命活动。

1920年春，宣侠父与同乡俞秀松等人在绍兴成立了＂新社会研究会＂，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当年冬天，他前往上海，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驱。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宣侠父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于192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至1923年间，宣侠父在浙江一带从事地下工作。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诸暨、绍兴等地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期间，他创办了《民众》周刊，宣传革命思想。这份刊物虽然只出版了十余期就被北洋当局查封，但在当地产生了广泛影响。

1924年初，国共合作开展，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为了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党组织决定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学习。宣侠父通过考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他被分到第二大队，虽然年龄最长，但因为学识渊博，很快就在同学中建立起威望。

在军校期间，宣侠父创办了学生刊物《军校生活》，这份刊物成为了进步学生发表政见的重要平台。同时，他还组织读书会，向同学们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些活动引起了校方的警惕，但因为当时国共合作的大环境，他们也不便明确制止。

值得一提的是，宣侠父在军校期间曾两次受到孙中山的接见。在谈话中，孙中山对这位年长的学生表示赞赏，特别肯定了他对军校政治教育工作的贡献。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让宣侠父的军校生涯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二、黄埔军校风波

1924年夏，黄埔军校的政治氛围开始发生微妙变化。随着蒋介石在军校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他逐步推行个人意志，试图将军校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变化首先体现在军校特别党部的组织结构调整上。

7月中旬，蒋介石提出重组军校特别党部的提案。按照原定计划，各级党组织干部应当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然而，蒋介石却以＂提高效率＂为由，直接指定了各分队党小组的负责人。这一决定立即在军校内部引发争议。

当时，宣侠父被指定为第三中队国民党区分部党小组长。这个任命本应让他感到满意，但宣侠父却当即提出反对。他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是对民主制度的破坏。宣侠父随即起草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指出了蒋介石这一决定的几个主要问题。

这份报告很快在军校内部传开。报告中不仅列举了相关的党章条例，还详细分析了民主选举制度的重要性。宣侠父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军校作为革命军事教育机构，更应该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制度。

蒋介石在得知这份报告后，立即召开了军校特别党部会议。会议上，支持宣侠父观点的学员代表纷纷发言，要求恢复选举制度。面对这种局面，蒋介石不得不暂时让步，同意重新考虑党小组负责人的产生方式。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8月初，军校特别党部突然宣布了一项新规定：所有党内重要文件在发布前，必须经过校长办公室审核。这显然是针对宣侠父等人的批评意见所做出的反制措施。

宣侠父再次挺身而出，联合其他进步学员，起草了第二份抗议报告。这次的报告更加尖锐，直指这一规定是＂以行政权力干涉党务＂的典型表现。报告还特别指出，这种做法将导致军校内部形成独裁氛围。

这份报告递交的当天下午，宣侠父就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蒋介石与宣侠父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谈话。据当时在场的警卫员回忆，办公室内不时传出激烈的争论声。

第二天，军校特别党部以＂破坏军校团结＂为由，决定撤销宣侠父的党小组长职务。更有甚者，校方还下发通知，要求其他学员与宣侠父保持距离。这种做法在军校内部引起了更大的震动。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宣侠父并未选择退让。他继续在学员中宣传民主理念，组织同学们学习党章，讨论军校改革问题。这种行为最终导致他在1924年10月被开除学籍。

离开军校前，宣侠父在军校大礼堂门口张贴了一份公开信，详细阐述了自己反对独裁、坚持民主的立场。这封信被众多学员抄录，在军校内外广为流传，成为了那个时期军校民主运动的重要文献。

三、西北军从政岁月

离开黄埔军校后，宣侠父北上投奔李大钊。1925年初春，他抵达北京，经李大钊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这段时期，宣侠父除了整理图书外，还协助李大钊联络进步学生，组织读书会，为党的地下工作提供掩护。

1925年夏，李大钊接到党中央指示，要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开展统战工作。考虑到宣侠父的军事背景和政治才能，李大钊推荐他前往河南郑州，协助冯玉祥建立政治工作体系。

在国民军中，宣侠父被任命为第二军政治部主任。他创办了《国民军政治周报》，系统介绍政治工作的理论与方法。这份刊物不仅在军内广受欢迎，还被其他友军争相传阅。宣侠父还建立了士兵夜校，培训基层政治干部，使国民军的政治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1926年初，宣侠父随国民军进驻西安。在此期间，他开始筹划编写《西北远征记》。这本书不仅记录了国民军的军事行动，更详细描述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民生问题。书中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入观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西北远征记》的出版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争议。书中对某些军阀的批评性描述，引起了这些势力的不满。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向冯玉祥施压，要求查禁这本书。虽然冯玉祥最终没有答应查禁要求，但这一事件还是给宣侠父的工作带来了一定影响。

1927年春，宣侠父在西安成立了＂西北文化协会＂。这个协会表面上是研究西北文化的学术团体，实际上成为了联络当地进步力量的重要平台。协会定期举办讲座，出版《西北文化》月刊，逐步在西北地区建立起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网络。

同年夏天，宣侠父开始着手调查西北地区的土地问题。他带领调查组深入陕西农村，详细记录了当地的土地分配状况和佃农生活现状。这次调查的成果后来整理成《陕西农村概况》一书，为党制定西北地区的土地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西安期间，宣侠父特别注意发展青年学生工作。他多次到西北大学等院校演讲，与进步学生建立联系。通过这些活动，他为党在西北地区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西北革命的重要力量。

1928年初，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在这次改编中，宣侠父被任命为军部政治部副主任。他抓住这个机会，在新的体制下继续推进政治工作改革，使第二十九军保持了相对进步的政治面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宣侠父在这一时期积极推动军队与地方的合作。他多次协调军队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促进了军政互助。这种做法不仅减轻了地方负担，也为军队赢得了群众支持，为后来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到1929年底，宣侠父已在西北工作了近四年。这期间，他建立的政治工作体系和统战网络，为党在西北地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面临种种困难和挑战，但他始终坚持党的方针，在复杂的环境中推进革命工作。

四、抗日救亡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宣侠父立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当年10月，他在西安组织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发动各界民众参与抗日活动。该组织很快发展到数千人，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抗日团体。

1932年春，宣侠父开始筹办《西北战报》。这份报纸除了报道日军侵华动态，还专门开辟了＂抗日论坛＂专栏，刊登各界人士的抗日主张。报纸的发行量迅速增长，在西北五省广泛传播，对推动西北民众的抗日觉醒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年夏天，宣侠父组织了＂西北青年抗日宣讲团＂。这支宣讲团由30多名大学生组成，分成若干小组，深入陕西、甘肃等地的乡村进行抗日宣传。他们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用秧歌、快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农民讲解抗日道理。

1933年初，宣侠父在西安创办了＂抗日军事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以培养基层抗日骨干为目标，课程设置包括军事技能、政治理论和组织工作方法。第一期学员共120人，毕业后分别返回各自家乡，成为当地抗日活动的组织者。

在开展抗日活动的同时，宣侠父特别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他多次走访西北地区的军政要员，争取他们支持抗日。通过这些工作，他成功推动了西北各界的抗日联合，为后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1934年，宣侠父发起成立＂西北抗日联合会＂。这个组织联合了西北地区的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等各界代表，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会成立后，在西北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活动，包括举办抗日展览会、组织抗日游行等。

1935年春，宣侠父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文艺演出。这次演出动员了西安各界艺术工作者，创作了多个反映抗日斗争的节目。演出队伍走遍西安城乡，用生动的艺术形式宣传抗日理念，受到群众欢迎。

同年夏天，宣侠父开始着手编写《抗日知识手册》。这本手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抗日的必要性和具体方法。手册印刷了5万册，在西北地区免费发放，成为基层抗日宣传的重要教材。

1936年初，宣侠父参与筹划西安地区的＂农民自卫团＂。这些自卫团表面上是保卫乡村的治安组织，实际上为培养抗日武装力量提供了掩护。到年中时，西安周边已建立起50多个农民自卫团，参加人数达到数千人。

在西安事变前夕，宣侠父积极协调各方关系，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大量工作。他多次往来于杨虎城、张学良等人之间，传递信息，协调立场。这些工作对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宣侠父还特别注意收集整理有关日军侵华的资料。他组建了专门的调查组，系统记录日军在华北的暴行，编写成《日军暴行实录》。这份材料后来成为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的重要历史档案。

五、延安革命岁月

1937年初，宣侠父奉命前往延安。到达延安后，他立即投入到抗日军政大学的筹建工作中。作为军政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主持制定了教学大纲，组织编写教材，建立教学制度。

在军政大学工作期间，宣侠父创办了《军政月刊》。这份刊物不仅刊登军事理论文章，还开辟了＂抗战经验交流＂专栏，为各根据地战士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平台。《军政月刊》很快成为延安最有影响力的军事刊物之一。

1938年春，宣侠父被调任延安市政府主任。上任后，他立即开展了一系列城市建设工作。首先是改善延安的基础设施，组织民众修建道路，整修水利设施。其次是发展城市卫生事业，建立了多个公共卫生站，改善了延安的卫生条件。

在城市建设中，宣侠父特别重视文化设施建设。他推动建立了延安图书馆，组织图书捐赠活动，使图书馆藏书很快达到万册。此外，还创办了延安工人俱乐部，为工人提供文化娱乐场所。

1939年，宣侠父开始主持延安大生产运动的筹划工作。他组织调查组深入延安周边地区，详细考察土地资源状况，制定开垦计划。在他的组织下，延安地区开垦了大量荒地，建立了多个农场，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年夏天，宣侠父发起了延安市容改造计划。这个计划包括整修街道、规划市场、建设公园等内容。他特别注重保护延安的历史文物，在改造过程中保留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

1940年初，宣侠父组织编写了《延安建设纪实》。这本书详细记录了延安的发展变化，包括城市建设、文教卫生、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书中收录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和统计资料，成为研究延安历史的重要文献。

在文化教育方面，宣侠父积极推动延安教育事业的发展。他支持创办了多所农民夜校，组织知识分子下乡教学。同时，还建立了延安工人技术学校，为根据地培养技术人才。

1941年，宣侠父参与组织了延安各界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汇集了延安各界代表，讨论延安建设问题。会议形成了许多具体建议，为延安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1942年，宣侠父开始整理延安建设经验。他带领工作组深入调查研究，系统总结延安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这些调查材料后来整理成《延安建设经验汇编》，为其他解放区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宣侠父负责整理延安市政府的工作作风问题。他组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干部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通过整风，延安市政府的工作作风得到明显改善。

1943年，宣侠父着手编写《延安群众工作手册》。这本手册总结了延安群众工作的实践经验，为基层干部提供了工作指导。手册发行后，在各解放区广受欢迎，被誉为群众工作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