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与全才并称的苏轼，在北宋主盟文坛、独领风骚，不仅因其在文学创作层面的突出成就，还与他对文学理论的贡献密不可分。苏轼在文艺理论方面的创新，不仅体现在“以诗为词”的词学创作论和“诗画一体”的诗境艺术论上，他对诗歌“快”境的标举和追求也不容忽视。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本文，一同走进苏轼的“快”境世界，品味苏轼诗中“快”境的独特美感。

快诗一派中，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皆因心有积郁，倾泻而出，营造出酣畅淋漓的痛快之境，但他们的表达方式和艺术效果却有所不同。

李白常狂嘶怒吼，将内心激愤喷涌而出，给人时喜时悲的大起大落之快感。

在得意时，他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斗志昂扬，又直唱“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踌躇满志；遭受排挤后，他满腔悲愤，“大道如青天，唯独不得出”，充满控诉，于是，面对美酒佳肴，他“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两者相比，前者狂放畅爽，后者愤愤不平，一喜一悲，一起一落，对比悬殊，给人直飞青天又跌落尘下的疾速变换之感。

相比之下，白、刘、苏三人更倾向借讽刺诗来书写痛快之情，三者之区别主要在运用的方式。白居易多直接讽刺，刘禹锡、苏轼则是间接讥讽，且苏轼又以幽默诙谐之诗风，有别于白、刘二人。

在讽喻诗的创作上，白居易的态度是明确且认真的，其曰“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强调诗歌的讥刺作用，并希望通过“惟歌生民病”和“但伤民病痛”，以达到“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的效果。

因此他“因直歌其事”，采用直接讽刺的手法进行创作，尤以《新乐府》为代表，他将每首诗的讥刺对象都径直指出，如《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卖炭翁》“苦宫市也”等，并用浅直露骨之语，通过叙事手法，直接揭露社会黑暗和民间疾苦，最后还专门把此类诗歌整归为“讽谕”类。

与之相异，刘、苏二人虽讥刺却不敢直言，而是借助咏史、寓言等方式，含而不露，委婉间接地传达讽刺之意。

梦得之讽刺诗主要分两种：一为咏史诗，如《阿娇怨》《华清词》《金陵五题》《咏史二首》等，借歌咏历史人物、事件和遗迹，以讽刺现实；另一种是寓言体，代表诗作如《聚蚊谣》《飞鸢操》《秋萤引》等，将讽刺对象喻为令人厌恶之臭虫，尖酸刻利。

苏诗亦是如此，《王莽》《董卓》《白帝庙》《和刘道原咏史》等借史讥讽，《五禽言五首》则借禽鸟之口以抒其愤，诗如“千顷荷花聚暗蚊”“下视蚊雷隐污渠”“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等，亦同刘诗一样，将趋炎附势者比作蚊虫，讥诮嘲讽。

因此，与白氏浅直之语相比，刘、苏二人的言语就稍显含蓄。另，与白、刘相比，苏轼还善用反语和自嘲手法，为讽刺诗增添幽默之气。以《初到黄州》为例，此诗写其刚被贬至黄州之境况，前两句“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便开始自嘲，诗人少年得意，哪知落得如此景况，于是自笑老来荒唐，自带诙谐幽默。

最后一句“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乃正话反说，既是苦中作乐的自我解嘲，也是对朝廷当权者的嘲笑，在讽刺中自带幽默之趣。

贬到岭南时，他“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将满腹苦水写成赞歌，比起韩愈当年“好收吾骨瘴江边”的绝望，更显幽默通达。

于海南贬所期间，他自嘲衰老，“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前两句充满凄寒之感，第三句忽然一转，亦风趣十足。自海南归来之际，他有感而发，“九死蛮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将艰苦的贬谪经历反说成游历山川，还庆幸自己作了一次免费旅游，让人忍俊不禁。

同时，此诗还把对政敌的调侃讽刺暗含其中，比起刘禹锡归来时“尽是刘郎去后栽”“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尖锐，愈显诙谐之趣。此类风格在苏诗中亦常见到，如《夜泊牛口》《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洗儿戏作》《闻子由瘦》等皆是如此。

由此可看出，东坡之讽刺诗不但畅爽泼辣，还幽默风趣，将“痛快”和“快乐”合二为一，丰富了快境的内涵。

李白、刘禹锡、苏轼等人在快景的描绘上都颇为用心，精彩绝伦，然在风格上，三者却有不同。

太白偏于雄快，梦得较为轻快，子瞻则属健快，并主要表现在意象和场景的择取上。

就意象而言，李白喜用鲲、鹏、鲸等大型夸张意象，展现雄快之感。

太白秀口一出就是辽阔壮丽之景，或曰，“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箭射东海”，“巨灵”乃黄河之神，此句借其巨大无比而翻江倒海之力，写出黄河之水不可阻挡的奔涌之势；或云，“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海神”即海上之神，用其回旋天地之势，挥洒出一幅狂风卷巨浪的雄壮之景；又道“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以垂天蔽日之大鹏的惊天神力，道出诗人冲天而上、遨游九州的雄奇快感，令人激情澎湃、惊心动魄，迸发雄快之感。

刘禹锡则爱以流水为喻，形成轻快之风格。

刘诗如“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洛水桥边春日斜，碧流轻浅见琼砂”等，无不给人流利轻快之感，其中原因，除融入民歌成分外，还与其意象选取相关。“江水”“江上”“春江”“洛水”“碧流轻浅”等，皆与水关联，水乃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其延绵不尽之状，蜿蜒流动之形，使其独具灵动之美，在平地流淌，是潺潺的浅吟低唱；从高处跌落，则是奔腾不息的气势。

而从刘诗所用的水意象看，“江水平”“大堤平”“碧流轻浅”等，都表明所述之水，乃经平坦之地而悠悠向前之流水，自然轻盈，并与青青杨柳、欢快歌声、皎皎明月、和暖春日相融相洽，勾勒出一幅轻快明丽之景。

苏轼则喜欢写兔、鹰、马等矫健敏捷之动物，呈健快之势。苏轼常将平时所见之物比作脱兔（“惊鸿脱兔争先后”）、掠鹰（“飞蚊猛捷如花鹰”）、飞狐（“飞狐上党天下脊”）等动物，它们往往身形矫小，却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极快的动作，敏捷迅速，给人以健快之感。

此外，这些动物还常并列出现，如“有如兔走鹰隼落”“趁兔苍鹰掠地飞”“草中狐兔不须惊”等，极尽矫捷之快感。

其中使用最多的乃奔马意象，如把群山比作奔马———“船上看山如走马”“江边阵马走千峰”“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用奔马之疾喻群山移动之快，以写出船行之速；或将时间流走比作白驹过隙———“开眼三千秋，速如驹过隙”，以突出时光的飞逝；甚至把自然现象动态化，将春风比作拴住的野马，道出“春风如系马，未动意先骋”，充满了驰骋平川的奔腾意念，以此写出春来之速。

就场景看，李白热衷选取大场面，并尽情使用放大的夸张和想象。

太白喜欢描写奔腾的江河、苍茫的云海、巍峨的群山，并常通过大数量词如“千里”“万里”“九天”等来极度夸张，诗如“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等，写得风起云涌、浩浩荡荡，令人叹为观止。

此类诗句在李诗中俯拾皆是，如“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飞流直下三千尺”“扶摇直上九万里”等，都是用大数量词来无限地拓展高度和宽度，以达到极度的夸张效果，营造一种飞跃纵横、跌宕生姿的快感。

刘禹锡选取的场景则较为适中，有时还着意通过对称以显平衡，从而营造出平缓明快的画面感。

刘诗多将画面铺展在水平环境，如平平江上（“江水平”）、清清蜀江（“蜀江清”）、平坦大堤（“大堤平”）等，这种场面较为平缓，没有大的地理方位悬殊，不像李诗那样大起大落。

而当物体位置偏于一侧时，刘禹锡会马上寻找对立方位以求平衡，如“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桥东桥西好杨柳”“江南江北望烟波”“东边日出西边雨”等，通过“城头”与“山下”、“桥东”与“桥西”、“江南”与“江北”、“东边”与“西边”的方位对称，形成布局场景上的平衡。

如此平坦之境，水流于此，便易生出轻快流畅之感。

苏轼则不然，他更倾向于把场景缩小，使动作在狭小空间内完成，从而凸显物体的矫健快捷，给人健快之感。

苏轼常通过压缩物体的空间，以提高其运动速度，如“海上涛头一线来”，汹涌的波涛凝成一条白线直飞过来，短促极速；再如“乱石一线争磋磨”，河水在乱石的挤压下，仅剩一线空间，但轻舟却要从中穿流而过，给人千钧一发的紧张快感。

“江风海雨入牙颊”则把江风、海雨等浩大奔涌景象，收缩在牙床的紧小空间中；“绝涧阵云崩”则是把物体推到了绝境，在绝崖这一线空间上演江水直泻、阵云崩响之景；“飞楼涌殿压山谷”，一个“压”字，将楼宇和山谷的空间压缩得无比细小，甚至接近缝合，如此紧张局促之空间，再结合“入”“崩”“飞”“涌”等激烈动词，更能凸显矫健快感。

由此观之，苏轼不但积极构建快境，还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从创作规模、艺术特色、诗歌风格等层面对诗中快境予以发展和丰富，从而在快诗史上独树一帜，而此种独特诗境之形成，是与其性情和经历密不可分的。

一方面，苏轼天性乐观，即使一贬再贬，却始终“野性犹同纵壑鱼”，身心自得，快乐自在。这种内在的乐观心态，由内而外转化为欢喜之情绪，因而寄情于物，形成欢快之境。

也正是此始终如一的豁达心境，使他有别于李白、杜甫、孟郊等人偶一有之的欢喜心情，贯穿终生都保持了大量的快诗书写。

另一方面，苏轼襟怀洒落、心直口快，遇不平事则“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又身处复杂政治氛围，常遭小人嫉恨与陷害。于是，性格的直爽和环境的险恶，便让他常借诗以嘲讽讥笑奸险小人，所谓“冲口出常言”，从而催生痛快之感。

此种乐观且直爽之性格，辅以敏捷才思、渊博知识，便使其一挥而就，快速成诗，实现了从心理快感到审美快感的升华。

综上所述，快境作为诗歌的审美范式之一，前人虽有此风格的呈现，但并未明确而系统地进行理论的提倡，即使有快诗之作，数量也难及苏轼。而东坡终其一生，都将自身生命体验与诗歌理论和创作相结合，并完成了心理、精神和审美上的快感体验与快境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快境的理论和内涵，同时成为后世诗人如杭世骏、郑板桥、翁方纲等人的师法对象，形成独具风格的快诗一派。虽然其快境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常被纪昀认为“语多率易”，又被赵翼指出其“口快笔锐，略少含蓄，出语即涉谤讪”等，但他积极构建一种新的审美范式的努力依旧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