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诗歌今存20首，除5首残句外，完整的15首诗中涉及饮食的有12首，而在150篇存文中，纯粹以饮食为内容的就有6篇。

其它涉及饮食的法令、书信等亦为数不少，归类综观，大体可见曹操文化饮食的五大渐次境界。

那么，曹操的饮食文化有哪五大境界？它们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食德兴国<◀】

中国传统农业因产业结构齐全和精耕细作技术的发达，已成为提供民众食物的生活来源和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但农耕时代常因天灾人祸的频繁，导致温饱问题受到威胁，所以，粮食历来被视为“国实民富”。

保证“教化成”的基本条件而被打上政治烙印，饮食也就承载着伦理治国的思维意识，承袭此思想，曹操在《度关山》中也将崇尚节俭与国家治乱紧密联系起来。

诗中曹操赞扬了唐尧用粗糙的碗和简陋的瓶子饮食而天下臣服的节俭食德，斥责了与唐尧俭朴习风相悖的舜之奢靡。

在曹操看来，舜刻木为食器且涂之彩漆的奢侈行为，是导致十三个国家背叛他的直接原因。

东汉末年战争频仍，百姓横遭祸乱，死伤惨重，人民生活困苦，即使前线将士的饮食也是粗糙简陋，维护生命的粮食此刻更是珍贵异常。

于是，曹操在196年发布了《置屯田令》，提出“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之饮食方略，此项政策的效果是明显的。

曹操是位喜欢饮酒的人，但在粮食困难时期，为保证人民和军队所需，杜绝粮食浪费，曹操向汉献帝制表禁酒。

酒作为特殊的饮品，有着多重积极的社会功能，但因系粮食酿造而成，历来被视为生活奢侈的象征。

虽然孔融对禁酒令多有抗言诡辩，但最终曹操力排众议，成功地实施了禁酒。

曹操在执政的开始，就能在饮食消费观上正确权衡和把握粮食与政治兴国的关联，十分坚定地维护了粮食乃强国之德的饮食评判标准。

这为曹魏集团养成爱惜粮食、俭朴节约传统风习奠定了理论基础，若以饮食消费水平评定王朝政治清明与否，曹操的饮食治国理念当是清醒而正确的。

【▶>政以食首<◀】

礼最初的制定起于饮食活动，后又赋予饮食活动以诸多礼仪，使得礼仪性饮食不仅是一种活动形式，而且是政治品位和权力身份象征，有社会伦理教化作用。

曹操深谙饮食之礼，早在兴平二年便以臣子的身份向汉献帝呈上《兖州牧上书》，进贡果食以表忠。

待许下屯田粮食丰产后，曹操又向汉献帝呈献《奏上九酝酒法》，详细阐述家乡谯县县令郭芝的使人“不病”之“九酝春酒”酿制工艺。

不仅如此，还在酒宴上唱《善哉行》在盛赞圣贤，抒发政治抱负的同时，借“随制饮酒”来表白自己尊奉汉室皇权，毫无僭越之心的诚朴实情。

尽管曹操承袭了部分食制礼仪，维护了饮食文化传承中的政治伦理秩序，但在具体实施政治管理时却能把握时机。

历史上著名的“割发代首”故事正是他身同士兵、执行爱粮政策的绝佳张扬。

在实施奖惩性饮食之道时，曹操采用了两种手段：赐粮、免租，鼓励廉政行为，曹操先后下两道《赐谷教》，分别以个人和官方名义赐给家属粮食。

对于在战场上牺牲的将士家属，曹操更要保障家属生存的粮食供应。

这些奖励无疑对安定军心，提高部队士气有良好的效果。在赐粮的同时，对遭到灾祸的地区进行免租。

如对遭受袁绍集团祸患的地区下《蠲河北租赋令》，免去当年租谷，减轻民众负担。

这些对鳏寡孤独残疾贫困者予以救助式的赐食和对灾难贫困民众的免租政策，充分体现了曹操政令决策以民为首，民以保粮为首的人文饮食理念。

曹操大胆改革陈旧的饮食习俗，监督执行科学合理的饮食规定，在讲明科学饮食观的基础上，体现出曹操对将士慈父般的关爱。

曹操之所以能在迎汉献帝都许后的短短几年内统一北方，固然与他协调政事，深得民心的政治手腕密不可分。

而其中将饮食文化纳入理政策略，通过饮食奖罚来辅助治军的效果，亦不可小觑。

【▶>宴聚情曲<◀】

从某种意义上讲，宴会聚餐是以饮食为媒介的社交活动，是主人与食客感情交流的特殊渠道。

所以，通过解剖饮食应酬活动，多可揭示当时聚餐人士的生活崇尚、趋众性格和审美心态。

倘若有人对《三国演义》中，展现的刘备韬光晦迹心术，和曹操英雄相惜胸襟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心存疑虑。

那么，闻名遐迩的《短歌行》当是妇孺皆知的诉情真曲，此曲借宴请嘉宾的殷勤，抒发了曹操延揽贤才、建树功业的迫切心情和短暂人生的崇高责任。

特别是诗末“周公吐哺”典故的自比，以礼贤下士的精神自励，贴切地表达了曹操广博的政治胸怀和永不遏止的求贤之心，可谓用心良苦，千古绝调。

尽管如此，曹操仍旧担心即使在宴席上自己谦恭对待贫士，而在吐握之间仍会失去不少罗致贤才的机会。

所以除了宴请，曹操还经常送食上门以笼络人心，如给诸葛亮治口臭的《与诸葛亮书》，仅“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一句，便暗含了许多温情于其中。

建安七年，曹操进驻家乡亳县后，专程来睢阳太尉桥玄墓地，拜祭已故的知己桥玄并写下祭文。

曹操在文中深情缅怀桥玄的知遇之恩，念念不忘生前“斗酒只鸡”的冥食之约，其“士死知己，怀此无忘”的真诚，颇为感人。

虽祭奠食物微薄，却因情感真挚，后世传为佳话，以宴聚倾诉心曲、交流思想、培养友情的方式被曹操的儿子们所效仿。

特别是在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围绕着以曹丕为中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聚餐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

宴聚的文学才子们创作了大量“游宴文学”，“建安公宴诗”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一大特色。

曹氏集团平定北方，安居邺城的情况下，亦可视为是承其父“借宴表心曲”的饮食文化主题，在安逸生存环境下用于文学创作的开拓性发展。

【▶>伎艺侑食<◀】

饮食文化的审美意义不仅停留在食品的色、香、味、形、器五种视觉层面上，实际上饮食过程只是媒介和起兴。

所谓饮食艺术，通俗地说即艺术地饮食，“以乐侑食”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推崇，《周礼》即记载有周代君王用膳时配乐以提高饮食兴致之事。

以后即为传统，沿袭至今，从科学角度讲，乐曲能烘托轻松愉悦的气氛，有助于增强食欲，促进消化吸收。

在觥筹交错，丝竹并呈，温情谈笑中品尝美馔佳肴，观看歌舞杂耍，不仅是口耳享受，且是精神文化的熏陶。

宴间配乐到汉代已是宴饮礼仪的重要内容，这在曹魏集团更是一大特色。

史载曹操“文武兼施，御军三十余年，……，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现存曹操诗歌全为可歌的乐府歌曲。

建安十五年，曹操在邺城建造了规模宏伟的铜雀台，为其麾下那批杰出的歌舞伎人提供表演舞台。

大兴歌舞的倡导使曹氏兄弟深受鼓舞，他们经常在邺城西园聚会，饮酒赋诗，丝竹并奏。

同时还在宴乐活动中穿插许多饶有兴味的游戏，以助酒兴、展才华，如酒令投壶、蹴鞠比赛、斗鸡戏耍等，聚宴的文化内涵越来越丰富。

这种融饮食与娱乐为一体的物质与精神双重享受的宴饮，实在令人怀恋，以至于叱咤风云的曹操临终《遗令》中也不忘强调再三。

《遗令》中除了对一生治军进行总结和军国大政的临终嘱托之外，就是强调践履节俭薄葬和对婢妾、歌伎的安排。

最有趣的是，曹操还要求在铜雀台正堂安上床和灵幔，早晚放上干肉、干粮祭品，初一、十五还要向灵幔歌舞。

显然，曹操什么都能放得下，唯有饮食和音乐是他死后一直念念不忘的，对饮食与音乐如此钟爱，以至于临终写遗嘱，言成鬼也欲享用者，前无古人。

【▶>药膳保健<◀】

中国饮食文化中，很早就将传统的中医理论与烹调知识，相结合成药膳用于食疗。

东汉道教兴起，道教徒的气功养生术颇为盛行，而真正开始重视饮食调养与健康长寿结合者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

张华《博物志》载曹操“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至一尺，亦得少少饮鸩酒。”这是曹操为防农民再次起义，而招天下方士齐聚许都的，集控下仍让他们传播方术。

曹操并不迷信道教，却对养生极感兴趣，他对迷信之说持反对态度。

《步出夏门行》中他提出自己的养生观，在《与皇甫隆令》中又极为认真地向皇甫隆讨要长寿方药。

信中曹操认真地询问皇甫隆的饮食和锻炼方法，由此可知曹操重视养生的态度。

他的游仙诗《气出唱》等有强烈的追慕神仙，企求长生之愿望，曹操认为“神仙之道”应“常当专之”。

但曹操更想得到的是便捷的“神药”，而这种幻想又成就了他游仙诗的浪漫主义色彩。

由此不难感受到，充溢在诗文中的是曹操深感暮年来临，统一大业壮志难酬而渴望益寿延年以实现自己理想的哀叹。

总而言之，曹操文化饮食的五种境界，是贯穿在他政治生涯中的五个阶段之映像：

在他刚刚入仕时，怀抱着食德兴国的理念，此时时局动荡，民不聊生，饮食文化仅限于生存性果腹吃饱的层面，治乱兴国是这一时期的基本任务。

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后，掌握了一定政治实权，便迅速执行食为政首的系列治政改革方案，用政令促使民众科学饮食观的养成。

北方统一之后，屯田成效已十分显著，粮食充裕，曹操便附加给宴饮以更多礼仪，并将宴饮视为交际贤人共同辅国的手段。

曹氏邺城大本营建成之后，社会相对稳定富足，曹操便加大教育和艺术的投入，饮食也开始追求文化趣味，多种宴乐艺术得以发展。

曹操晚年有向仙之心，因而关注道教怡养，药膳保健，追求理想仙境般的养生饮食，使饮食文化进入最高审美阶段。

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但如曹操这样将饮食作为特殊手段，且对饮食文化与音乐、诗歌、艺术等完美融合地身体力行去实践者，史无先例。

可以说，曹操的文化饮食精神见证了他深爱民众、忠于汉室、关心时政、调和关系、统一大业的真实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