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6日，山西临汾市吉县安平村的一间窑洞里，发生了奇怪的一幕，若干名侵华日军的高级军官，正与几位身着便装的中国人“亲切交流”，这便是抗战期间鲜为人知的“安平会谈”。双方头目的身份更是惊人：一边是日寇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另一边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山西省主席、陆军一级上将阎锡山。

《亮剑》中的老鬼子筱冢义男，想必读者印象都很深刻，历史上也确有其人，时任日寇第一军司令官，不过这家伙并没有一直呆在太原。

1941年6月底，筱冢调回本土担任陆军士官学校的校长，接替职务的，便是日本国内“中部防卫军”的司令官岩松义雄，抗战初期的第15师团长。

日阎这次会谈的中心内容，是讨论阎锡山如何叛变投敌的问题，会谈中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正少将（这厮是“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之一），要求阎锡山应尽早发出所谓的“和平通电”，而且是“如果可能就在五月内发出”，阎锡山不肯答应，坚持说还需要些时间。

阎锡山反而提出，日军应提供更多的钱款、物资和军火，然后才能进入”实现和平“的实质性操作，几乎到了漫天要价的程度，日本人后来在报告中写道：“内容多有超过曾经约定的条件”。

岩松义雄当场大为不满，指责阎锡山出尔反尔，阎老西也不甘示弱，声称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此一时彼一时也，日本人无奈之下，建议双方暂时休会，抽抽烟喝喝茶吃点东西再谈。

阎锡山之选择在安平村会谈，是因为此地距离两军防线分别为15公里，属于军事真空地带，不料就在喝茶期间，晋绥军的警卫人员突然发现：远处蜿蜒的山路上，突然有日军大队前来！

一、阎锡山的抗日态度趋于消极

应该说，阎锡山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抗日态度还是比较坚决的，毕竟日本人所觊觎的三晋大地，是他经营多年的地盘和老窝，当然不肯拱手相让，遂有惨烈的忻口会战和太原保卫战，期间晋绥军还算是比较卖力气的。

山西当时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而阎锡山的理论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企图周旋于日军、中央军和八路军之间，尽量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料到了1939年前后，三个鸡蛋几乎都快踩破了，阎锡山的处境变得十分困难。

首先是与八路军的关系，因“山西新军”问题撕破了脸，1939年12月，阎锡山在重庆当局的蛊惑下，悍然发动“晋西事变”，晋军“新旧”两军刀兵相见，这样的倒行逆施，后果是灾难性的：12万新军大部分参加了八路军，而阎系部队也被揍得鼻青脸肿。

日寇驻山西的第一军，也不断步步蚕食，当时山西全境共有105个县，被日伪控制的多达85个，再加上中央军和八路军的控制区，阎锡山的防区被压缩到10几个县，兵源、财政、粮食的获取渠道，接近枯竭。

而驻晋南（主要是中条山防区）的中央军各部，为了争夺粮饷，也在不停地“欺负”晋绥军，比如第27军范汉杰所部、第93军刘戡所部，都把防区内的县长，强行换成了自己的人。阎锡山多次要求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约束，然而范、刘都是胡宗南系统的部队，根本没戏。

因此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阎锡山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他能够控制的地盘最惨的时候，只剩下4个县；晋绥军也由于连战连败，以及补充的困难，虽然还撑着四个集团军的番号，实际只剩4万余人的兵力。

随着晋绥军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作为一名老牌军阀，阎锡山开始打起歪主意了，企图借助山西日寇的力量，恢复并扩大他的反动势力和实力，终于萌生了突破民族大义这个底线的龌龊念头。

在1940年晚些时候的一次谈话中，阎锡山曾对心腹赵承绶说道：“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 老蒋要借抗战的名消灭咱们, 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 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八路军对咱们更不好, 到处打击咱们，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 那就只有被消灭”。

阎锡山最后的结论是：“权衡情况, 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 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 也是咱们唯一的出路”。要说军阀就是军阀，面临生死关头之时，什么大义和气节都可以抛在脑后。

二、阎锡山加快叛变投敌的脚步

对于阎锡山的处境，日本人也看得很清楚，鉴于华北方面军兵力并不充足，同时也为了拉拢各地方实力派反对重庆政府，驻山西第一军开始了对阎锡山的诱降工作，并得到了北平方面军司令部和南京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支持，代号“伯工作”。

1940年初，日军通过阎锡山的表侄曲某和商人阎宜亭，与晋军建立了秘密联系渠道，甚至派出大特务直接来到“克难坡”，与阎锡山当面谈判，核心内容是日军和晋绥军应实施停战，共同对付八路军和决死队，同时“实行物资交换, 互通有无”。

所谓的“克难坡”，是位于吉县西北30公里处的一个黄土山头，阎锡山在1940年之前，曾一度狼狈地逃过黄河进入陕北，短期在秋林县落脚。1940年返回山西境内后，选中这个山头大挖窑洞，将二战区长官部、山西省府等机构，全部设于此处。

在双方秘密勾结之初，阎锡山的态度还是比较暧昧的，不肯轻易”反水“，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仍在观望国际国内形势；其二是担心实力不济，一旦投敌必遭国共军队的联合打击；其三是内部思想也很难统一，并不是每个晋绥军将领都愿意当汉奸的。

这一拖就是一年多，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两次重大事件，直接刺激了阎锡山的神经，对抗战的前途更加悲观，从而加快了与日军勾结的脚步，还秘密派出高级军官赴太原谈判，叛变投敌的征候愈发明显。

第一件事，是1941年5月爆发的中条山会战，又称为”晋南会战“，在这次战役中，卫立煌第一战区遭遇惨败，中央军驻晋南的两个集团军20万大军损失殆尽，阎锡山不免有兔死狐悲的感觉，认定自己也绝难招架日军的攻击。

第二件事，是1941年6月《日苏中立条约》的签署，苏联为集中力量对付纳粹德国的威胁，放弃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与日本达成妥协，这让阎锡山感到抗战前途的渺茫，立场开始动摇。

在这样的形势下，阎日之间的勾结开始提速, 1941年6月26日，日寇第一军向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汇报说：“对伯工作志在必得, 阎即将出马, 只要日方不提出无理要求, 就几乎会成功”。

至6月30日，日军与阎方代表刘吉甫在太原会面，就阎锡山投敌的几项条款，基本达成共识（协议内容后来有所调整）：

1、晋军扩编至30万人（绥远已是傅作义的地盘，不能计入）, 军械给养由南京伪政权转拨。

2、阎政权发行三千万纸币的晋钞，由日方提供准备金，同时发还阎锡山在太原的财产，晋北的13县也交还给晋军控制。

3、双方8月1日左右在太原签字后, 阎须宣布脱离重庆政府， 加入所谓的“东亚新秩序”， 签字代表日方为司令官或其参谋长，阎系代表为赵承绶、王靖国。

汪逆精卫也在日本人的压力下，开出价码，同意阎锡山未来可出任南京伪政权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华北国防总司令、山西省主席”，日军为表示“诚意”，还提议可自晋南、晋西13县撤军， 将其交还给晋军，阎锡山的投敌活动，此刻已是箭在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