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作者：樊锦诗
上一节我们讲述了樊锦诗与丈夫彭金章相濡以沫、相互理解、相互扶持的爱情故事。如果说彭金章是樊锦诗成长路上的伙伴，那常书鸿、段文杰等敦煌前辈，就是樊锦诗人生路的榜样和导师。这一节，就让我来看看莫高窟那一代又一代的守护人。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这句话说的就是七十多年来那些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这群人是樊锦诗的前辈，是樊锦诗的导师，更是樊锦诗的精神榜样。他们一代又一代，忍受着家庭的分离、物质的艰苦、精神的压力，深居敦煌，为敦煌的事业穷尽一生。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敦煌莫高窟价值极其珍贵，可由于地处偏远，生活艰苦，很难吸引人、留住人。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有了较大改善，很多人还是不愿意在莫高窟就业。可是在20世纪40年代，留法归来的常书鸿先生，却毅然选择留在了这里。
常书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他原本是个艺术家，在油画艺术上有着很深的造诣。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法国看到《敦煌石窟图录》，在感叹敦煌文化魅力的同时，也为敦煌遭受的磨难感到惋惜。他毅然选择回国，参与到敦煌艺术的研究与保护之中。当年，常书鸿面对的莫高窟已经五百年无人管理，几乎是一片废墟，可他毫不畏惧，不仅没有走，反而把家在重庆的妻子、儿女全都接来了莫高窟，全家在此落户。
当时，国民政府创办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担任第一任所长。至此，五百年无人管理的莫高窟，终于有了自己的娘家。肆意破坏和偷盗莫高窟的历史也就此终结。为了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一批志士仁人、青年学子追随者常书鸿的脚步，奔赴敦煌。他们远离城市，在大漠戈壁驻守扎根，成了第一代莫高窟人。
那时的敦煌，荒芜凋敝、飞沙扬砾，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便利的交通工具，可他们毫不畏惧，带着对敦煌文化艺术的无限热爱，扎根大漠，在筚路蓝缕之中，创下了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和弘扬的基业。
他们清除了数百年来堆积在三百多个洞窟内的积沙，拆除了洞窟中俄国人搭建的土炕土灶，对石窟做了力所能及的初步整修，还募款为部分重点洞窟装了窟门，修建了长达1007米的土围墙，有效地阻挡了人为破坏和偷盗，使得莫高窟得到了初步保护。在研究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常书鸿带着大家，一边抓保护、一边搞研究，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各项工作开辟了道路。
常书鸿主持工作的时候，是研究所生活最艰苦的时候。除了保护石窟，他还要临摹壁画、种菜种树养鸭，以此提高所里的生活水平。
平常，他们一家住在土坯房里，屋里基本没有像样的家具，床都是土制的，书架也是用土砌起来的。唯一特别的，是客厅里常书鸿亲手制作的三角脸盆架和铁皮浴盆。因为敦煌当年的条件太过贫困，实在无法和他之前在法国巴黎的生活相比。为了让妻女不至于太沮丧，做父亲的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尽最大努力安顿好她们。
可莫高窟人的命运总是相似的，只要你选择了莫高窟，就不得不承受骨肉分离之苦。最终，常书鸿的妻子不辞而别，他在大漠里骑马狂奔，也没能追回妻子，只能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莫高窟生活。
对此，他从未后悔，常书鸿曾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不过，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
为了保护莫高窟这座人类绝无仅有的文化遗产，无数人像常书鸿一样的莫高窟人，甘愿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安贫乐道的段文杰
20世纪80年代，段文杰先生接替常书鸿，成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
段文杰早年便来到敦煌，一直追随着常书鸿先生。接过主持工作后，他紧抓“敦煌学”研究工作，调动老中青三代研究人员积极投身科研，出产了一大批学术成果，还创办了《敦煌研究》期刊，对敦煌艺术和敦煌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改变了先前“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尴尬局面。
除此之外，作为画家的他还十分重视壁画的临摹。在段文杰的组织和领导下，研究所的画家们刻苦学习、研究、探索，使壁画临摹从形似到神似，从小幅到大幅，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画作。
当时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莫高窟艰苦单调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可即便如此仍然有不少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来到大漠深处。不管是煤油灯下埋首勤学，还是脚踩“蜈蚣梯”考察洞窟，研究人员都乐此不疲，乐在其中，使得敦煌学终于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而段文杰先生更是不平凡，他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身心都遭受着巨大的压力。那时，他不仅白天要进洞临摹工作，晚上还要被罚搬运石头，日常还得清扫厕所。赶上冬天厕所结冰，就必须用铁锹甚至钢钎进行清理。这样的体力劳动，持续了几年之久。面对极不公正的境遇，段文杰始终没有倒下，他仍然坚持自己热爱的临摹，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要进了洞，就会全然忘记了烦恼，内心一片平静。”
“文革”时期，段先生再次受到冲击。但他心胸宽广，安贫乐道，即使下放农村养猪，也把猪养得又肥又壮，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养猪专家。最难得的是，即使身在陋室，他依然坚持思考和研究艺术与美学，等又回到研究所时，他的文章一篇又一篇地发表，那些成果都是他在最困难的时期做出来的。
段文杰先生是敦煌事业的开启者之一，更极大推动了敦煌学的发展，使敦煌这个边缘地区的小城，成为了世界瞩目的艺术圣地。而段文杰先生也以他的一生，诠释了“坚守大漠、勇于担当、敢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1998年，六十岁的樊锦诗从段文杰手中接过院长的重担。带着前辈们的嘱托和期望，樊锦诗成为新一代的莫高窟守护人。而刚上任不久，她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樊锦诗深知，如果旅游公司为了赚取眼前利益，大搞开发旅游，无节制地开放洞窟，那已经保存了1600多年的莫高窟壁画和彩塑，将会面临灭顶之灾。
她茶饭不思、如坐针毡，拿着《文物保护法》四处奔走，才使得捆绑上市的悲剧没有在莫高窟发生。为了加大对莫高窟文物的保护，她还查阅学习国际和国内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新法规、新技术、新经验，推动起草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管理条例》，这是甘肃省第一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专项法规。
可是旅游企业对莫高窟的渴求并没有结束。之后，敦煌市政府想将莫高窟纳入“大景区”发展，还有人提出莫高窟不应该由敦煌研究院管理，应归到敦煌市管理才合理。
为了避免敦煌莫高窟成为企业逐利的牺牲品，已经年近八十的樊锦诗吃不好、睡不好、体重下降了整整十斤。她给省领导写信，并积极配合国务院考察团的考察，最后由省里定调，保住了敦煌研究院的管理权，也保护了敦煌莫高窟。
除此之外，樊锦诗对莫高窟最大的贡献，是“数字敦煌”的提出。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霜洗礼，敦煌的壁画和彩塑，已是一位满是创伤的老人。它非常脆弱，每一天都在退化、消逝。
莫高窟的“消失”是不可逆转的，人们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地抢救和修复，尽可能延缓它的衰老，延长它的寿命。对此，樊锦诗十分着急，特别是看到现在的敦煌壁画，已经远不如70年前法国人伯希和拍摄的清晰和完整时，她更是心急如焚。她想到用胶片照片和录像来保存壁画，可胶片会变质、录像带会消磁，它们都无法长久地保存。
八十年代末，樊锦诗去北京出差，偶然碰到有人用电脑给她展示图片，当知道图像可以被转化成数字，永久地储存在计算机中时，她顿时兴奋起来，迫不及待地请教他：“壁画可不可以变成数字保存？”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数字敦煌”的想法便在樊锦诗的脑海中诞生，她朦胧地感到，长久保存莫高窟好像有了新的希望。
经过不断琢磨，一个大胆的构想渐渐明晰起来：为敦煌石窟的每一个洞窟及其壁画和彩塑建立数字档案。最后，在甘肃省科委的支持下，敦煌研究院成功开启了“数字敦煌”工程，让文物真正地“活”了起来。
2020年春节期间，敦煌研究院推出“云游敦煌”小程序，通过数字技术，从艺术类型、时代、色彩等多维度呈现敦煌石窟壁画，让人们宅在家中动动指尖就能“云游”敦煌。
至此，樊锦诗提出的“数字敦煌”构想，逐渐开花结果，而古老的敦煌文化又重新焕发了新的生机！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敦煌莫高窟是不幸的，它遭受外人掠夺、风沙侵蚀，历经岁月洗礼，伤痕累累。但它又是幸运的，因为总有一批不计得失地人，前仆后继，为它倾情守护。七十多年来，这些打不走的莫高窟人，以青春、以生命、以热爱、以人生，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用生命铸造了这份“莫高精神”。而这份精神也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成为新的敦煌守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