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出现，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观察中国历史，就存在着这种视角变换所带来的差异。当代对中国古代史的划分，原本最流行的是“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划分法。而在上世纪90年代后，对中国古代新的划分说法就逐渐增多。针对宋代社会也存在着重新认识。或者如日本学者所采用的魏晋隋唐是“中世”，宋以下是“近世”。
近些年日本近藤一成先生提倡宋代为“科举社会”之说，林文勋先生提出“富民社会”这都是认识宋代社会的视角。唐代士族在五代时期最终烟消云散之后，科举制在北宋开始重建一个以读书为标志的“士人”阶层。“士”的传统在北宋得到延续。科举制下，北宋士人阶层开始崛起。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南宋基层社会士人的人数达到比较高的数量，并且对基层社会有一定的发言权，从而构成基层社会势力之一。
一、南宋时科举制继续促进士人群体增长
1、北宋末开始的北人南迁增加了南宋士人群体的数量，从各种因素综合起来看，北宋时，中国文化重心仍居于北方，但文化格局已发生了变化。尽管北宋末南方士人的数量超过北方，南方在各种文化因素中已显示了日趋强盛的态势，但各种重要文化活动却是在北方展开的，文化的重心仍居于北方。
北宋末靖康之变促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移动，由靖康之变北宋朝廷灭亡，在南方南宋政权复活当中，规模宏大的北方人口向南方移动。李锡炫认为南宋朝廷为了容纳大规模避难民，公布了有效政策，人口南迁以宏大规模进行影响社会变化。这几次大规模人口移动结果南北人口的比重改变，南中国人口完全超过北方人口，促进江南为主南中国社会的高度发展。
农业方面，先进技术导入，农业生产水平取得巨大进步，达成飞跃的成长，促进商业发展。经济繁荣也带来了文化思想方面发展和成熟，提供江南文化确立的契机。要之，唐宋时期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结果，江南为主南部中国发展到中国社会中心位置。经济文化社会的中心地域从北方迁到南方，这场规模宏大人口南迁的经济社会的影响，无疑是深刻而久远。
首先，就南渡士人在南方的地理分布来说，以都城临安为中心，在当时的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等地，是南渡士人最集中的地区。但岭南地区随着时代的变迁，文靖康之乱时期的北方人口南迁，其规模之大，迁出人口之多，影响之深远，无疑要超过以后的任何一个时期和任何一个阶段。
总的来看，南宋人口在移民之后有一个比较快的增长。这些人包括地主、农民、商人、僧侣、士人、军人等各阶层的人物，其中对南宋文化影响力最大的是北方士人。以明州为例，靖康之后，由于战乱的影响，移民开始大规模地迁入南方，两浙路成为移民的集散中心。
据吴松弟先生的估计，在绍兴和议签订前，明州的移民可能有一万乃至数万。这一时期明州北来的移民，以河南、山东一带居多。如根据吴松弟辑录的移民档案，由河南迁入或原籍在河南的移民占总数的60%。
我们可以发现南宋士人群体既不是单纯的南方本土士人，也不是简单的北方士人与南方士人的集合，而是经过长时期的融合形成的。总的来看，北方士人的南迁，给南方士人群体带来了新鲜血液，并且促进了南宋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2、科举制下南北士人的融合
北方士人迁入南方后，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南宋时科举制继续进行，并且有新的变化。
一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之多，超迈北宋。据贾志扬的研究，参加各州检定考试的考生人数在十一世纪初期约为二万至三万人，而在一个世纪后参加1099、1102、1105这几年考试的人数达七万九千人。
实际上，竞争可能比这些法定的比率所表明的更剧烈。福建的福州府是南宋时期出进士的主要地方，1090年在三千名考生中只有四十个举人的名额(1/75)，而在1207年在一万八千多名考生中只有五十四个举人名额(1/333)。两浙西路的严州，1156年在一千七百八十一名考生中只有十八个举人名额(1/100)，而1262年在七千多名考生中仍然只有十八个举人名额。
这种考生的增长表明南宋读书人的人数相对人口的其余部分在增长着，不仅是与宋代的人口同步增长而已。这种增长在东南部最为急剧，但也很明显的是，在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也在较低程度上增长着。如果考虑到这些数字并不包括特种初级考试者、放弃参加考试者或已通过考试者，或开始学习时关心考试但中途退出者，那么我们就会开始了解科举终于对社会有何影响。
科举制仍然是南宋时最主要的入仕途径，因此对于一般人来说，进入仕途的途径就是读书参加科举。这就造成读书人越来越多，科举及第名额增加的速度远远跟不上考试者增长的速度，由此进士及第的难度越来越大。很明显，袁采允许家庭成员从事非文人的活动，这是在科举道路艰难之极的情况下的必然选择。
二是南宋科举制度有新的变化。在南宋初年的战争状态下，必须实行特殊的科举政策。南宋不仅对北宋时期的特奏名进士和其它下第举人实行特殊优待，而且放宽参加殿试的标准，使很多士人能直接参加殿试。另外主要的变革是在川陕设置“类省试”，简称“类试”。川陕类省试是南宋科举制度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礼部省试的一般权限和职能，而且更富有独立性与特殊性。
类试的原则就这样确定了，一纸诏书使处于离乱中的士子们看到了进身的希望之光。同时规定，类试录取比例为“十四人取一名，余分不及一十四人亦取一名。不终场者不计。”
诸路类试按贡举法选差试官六员，监试官一员由转运使或判官担任。监试官的职责是督察考场纪律，但“不得干预考校”。有官员子弟参加考试的地方，按避亲法“别试”，防其乘机营私舞弊。“类省试”在绍兴九年(1139年)后坚持下来，并且在孝宗时有所改进。成为与中央省试并行的制度。“类省试”制度弊端尽管很多，但对稳定四川地区的作用自不待言。类省试政策给川陕人(特别是川人)带来巨大好处。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优惠的科举政策使川陕举子对二年一度的科场翘首以待，刺激民庶子弟延师习文，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不容否认的促进作用。当时的成都、阆州、华阳、眉州、洪雅、遂宁等州府的应举人数逐年增多，一州常达四五千人，中第者一州亦多至数十人。
3、南宋地方官私教育比北宋更加兴盛
在南宋，地方官学教育继续繁荣。虽然北宋中期开始建设地方官学，但是南宋的修建活动次数和频率要高于北宋。刘子健先生认为南宋政府没有恢复之道，官学根本没有中兴。教育的重担还是要靠优秀的学者、私人来领导。对此笔者持保留意见。在南宋官员对官学的兴修中，
虽然我们能够看到其中很多官学经常处于破败之中，但是官员的态度对官学的兴废毕竟有决定性作用。
因为政府在一州(或一县)只设置一所学校已成定例或政策，因此，政府只能接收一定数量的学生。面对南宋士人数量急剧增加的现状，虽然官学数量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士人的求学渴望，但它由于受赵宋王朝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官学不可能承担主要的教育任务，书院的发展再次成为必要。随着社会上识字人数的增加，一些学生被选送或不得不就读于私人书院的情况便逐渐增多。
书院确有开设某些优秀课程的有利条件，这对那些认定自己的子弟可以在书院里受到更好教育的人自然不乏吸引力。但优秀的书院教育推广并非易事，因为他不得不进行调整以适应当时的需要，但也是这样的过程中，书院在学术和教育方面都得到发展，日臻成熟。加之南宋初，科举制度日趋腐败，竟有不赴考者，朝廷仍“以龙飞特恩，即家赐第”，腐败可见一斑。
南宋书院新建的数目约为北宋新建书院的三倍，若再加上兴复改造的书院，则南宋书院的总数将远远超过北宋。南宋后期，书院大盛，朝廷的鼓励支持成为一大助力。在此情形下，官办书院遂成为主要的发展趋势，“书院官学化”成为主流。不管官学与书院走向如何，官学兴修与书院的广泛建立，都是基于科举制下士人大量增加的社会现实，尽管读书为参加科举的居多，但官学与书院的兴建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读书风气的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社会中，读书应举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这种风气的长盛不衰，有力地推动了南宋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发展，以致出现了“读书人人有分”的观念，甚至连偏远的村落也是如此，故有“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的诗句出现。
4、南宋印刷技术提高带动印刷品的传播，促使文化得到广泛普及
南宋是我国古代雕版印刷业全面发展的兴盛时期，迄今现存的宋版善本绝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南宋刊刻书籍的地域，前期主要在两浙、成都、眉山，后期则普遍兴起。两江、淮东、福建、两荆发展迅速，淮西、两广也多有刊刻。其中以两浙、福建和四川为最盛。诚为不刊之论。
南宋两浙地区早在中唐时期，其刻书业就已相当兴盛，及至北宋，更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刻书业中心，特别是在雕版刻印技术方面，堪称全国之最。据有关学者考证，当时设在汴京(即开封)的北宋中央出版机构国子监所出版的书籍(即所谓的“监本”)有相当部分是到杭州刻印的。
进入南宋时期，随着两浙地区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出版业也进一步空前的全面繁荣，不仅在刻印技术上继续独领风骚，有所谓“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之说，而且其出版业普及程度之高，出版机构和人员之众，出版物的质量之佳，种类之多，板量之大，流行之广，出版业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巨，亦非蜀、闽等其它出版业传统发达地区可比。
从某种意义上讲，两浙地区出版业的繁荣是南宋全国出版事业大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刻书史上，南宋时期的福建刻书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宋元时期福建刻书业之盛，首推建安(今建瓯)建阳地区。特别是建阳城西30公里的麻沙镇，书坊林立，热闹异常，南宋时已名扬四方，与崇化并称“图书之府”。
宋元时期福建刻书地点遍布全省，不限于建阳麻沙一隅，福州、泉州、莆田、漳州等地的官刻和私家刻书，共同构成了当时福建刻书的繁荣局面。麻沙书籍的销量就一直居全国首位。
宋代四川刻书主要集中在成都和眉山地区。唐末四川的雕版印刷事业以成都为中心，得到了迅速发展。历经五代、北宋，蜀本以具有行格疏朗、刻印精美的特色而名扬天下。南宋时期，蜀刻中心逐渐由成都转向眉山地区，眉山书坊所刻《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人文集”等皆赫赫有名。
虽然眉山书坊在南宋不及建阳，但也算繁荣。印刷术的提高促使南宋出版业的兴盛，对中国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它明显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中国民众可以接触书本，结果使可以参加科举的学生人数大量增多。反过来看科举制也间接推动了书籍的广泛流传，知识分子的成才速度大大加快。
在科举制下形成了社会上读书的风气。尽管南宋时有谚语云：“世无科举，人不教子；朝无利禄，士不读书”，尖锐地指出世人读书的功利心理，但因主观上需要“利禄”，士人也必须读书，读书就客观上成为士人生活的一部分，直接结果就是造成士人阶层的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