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岁告老还乡,手握免死铁券,朱元璋为何非要置李善长于死地?
李善长是最早追随朱元璋的人之一,早在朱元璋还在郭子兴麾下时,他就投奔而来,主要负责后勤、政务和谋略,相当于朱元璋的“萧何”。
朱元璋征战四方时,李善长坐镇后方,安抚百姓、筹措粮草、稳定军心,把后方打理得井井有条,让朱元璋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前线作战。
明朝建立后,李善长被任命为左丞相,总览朝政,制定典章制度、完善律法、选拔官员,为明朝的稳定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朱元璋对他十分倚重,不仅封他为韩国公,还赐给他免死铁券,承诺可免他两次死罪、免其子一次死罪。
洪武四年,李善长已经57岁,此时他权倾朝野,也深知伴君如伴虎,于是主动上书告老还乡,朱元璋欣然应允,还对他多加赏赐,让他荣归故里。
告老还乡后的李善长,确实收敛了锋芒,闭门谢客,很少与朝中官员往来,看似只想安度晚年。可他千算万算,还是没算过朱元璋的猜忌之心。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朱元璋以“谋不轨”的罪名诛杀了丞相胡惟庸,废除了丞相制度,此案牵连甚广,前后诛杀了三万余人,但此时,李善长并没有被牵连,朱元璋甚至还因为他的功劳,对他多加安抚。
本以为这件事就此翻篇,可没想到,十年后的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还是被卷入了胡惟庸案。
起因是李善长为了修建府宅,向信国公汤和借用三百名卫卒充当工匠,这本是一件小事,可汤和胆小怕事,又深知朱元璋的猜忌心,表面上答应了李善长,暗地里却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朱元璋,这一下,就给了朱元璋一个整治李善长的由头。
紧接着,朝中有人被牵连流放,其中有一个叫丁斌的人,是李善长的亲戚,李善长念及亲情,上书朱元璋请求赦免丁斌。
可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朱元璋,他不仅没有赦免丁斌,反而下令将丁斌逮捕审讯。
丁斌曾在胡惟庸家中供事,经不起严刑拷打,很快就供出了李善长与胡惟庸的一些往来,还诬陷李善长早就知道胡惟庸谋反,却一直隐瞒不报,持观望态度。
更致命的是,此时有人揭发,早在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北征时,曾捕获过元朝旧臣封绩,而封绩曾受胡惟庸之命,前往蒙古联络元朝残余势力,意图里应外合谋反,可李善长因为与胡惟庸有旧,竟然下令将封绩释放,没有向朱元璋上奏。
这些罪名叠加在一起,朱元璋当即下令,判定李善长“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尽管李善长拿出免死铁券,朱元璋却以“谋逆之罪,铁券不赦”为由,拒绝了他的求情。
就这样,77岁的李善长被赐死,全家七十余人被牵连诛杀,一场轰动朝野的惨案,就此落幕。
很多人都说李善长冤,说他根本没有谋反之心,那些罪名都是朱元璋强加的,而我始终坚定一个观点:李善长的死,看似是被胡惟庸案牵连,实则是朱元璋早就策划好的,他的死,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皇权与功臣势力矛盾的必然结果,朱元璋非要置他于死地,核心只有一个——巩固皇权,消除所有潜在威胁。
说实话,我真的替李善长不值,他追随朱元璋半生,鞠躬尽瘁,从一无所有到开国功臣,他没有谋反的野心,告老还乡就是最好的证明,可他终究没能逃过“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命运。朱元璋之所以非要杀他,首先就是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威望太高,哪怕已经告老还乡,影响力依然在。
李善长作为开国六公之首,在朝中经营多年,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很多官员都是他提拔起来的,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这股势力,哪怕他不在朝中,也依然存在,对于朱元璋这样一个极度集权、猜忌心极强的帝王来说,这就是最大的威胁。
朱元璋从底层崛起,一路披荆斩棘才登上皇位,他见过太多背叛和算计,所以他绝不允许任何一股势力,能够威胁到他和他子孙的皇权,哪怕这股势力的主人,已经是一个77岁的老人,哪怕这个人没有任何谋反的举动。
而朱元璋晚年的猜忌心已经到了极致,尤其是太子朱标去世后,他立年幼的朱允炆为继承人,更加担心自己去世后,年幼的皇帝无法驾驭那些开国功臣,担心他们会谋反作乱,动摇明朝的统治。
李善长作为功臣集团的核心人物,威望最高、影响力最大,自然就成了朱元璋首要的清除目标。他杀李善长,不仅仅是杀一个人,更是为了震慑所有功臣,告诉他们,哪怕你功劳再大、地位再高,只要威胁到皇权,就只有死路一条。
说到底,朱元璋非要置77岁、手握免死铁券的李善长于死地,根本不是因为李善长真的谋反,而是因为他的存在,威胁到了朱元璋的皇权,威胁到了朱家天下的稳固。
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功臣的命运从来都不由自己掌控,所谓的功劳、所谓的免死铁券,在绝对的皇权面前,都不堪一击。李善长的死,是时代的悲剧,也是皇权专制的必然结果,他用自己的性命,印证了“伴君如伴虎”这句话的沉重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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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史浮华:77岁告老还乡,手握免死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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