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2-1 大同总堂旧影
一、出版事业
“基督的爱催迫着我们。”（格后5：14）是基督的爱充满我们的心灵并推动我们去传播福音，耶稣基督以他的爱吸引每个时代的人走向他。在各个时代，他召集教会并以万古常新的命令将传扬福音的喜讯托付给教会。福传是来自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基本使命，也是基督徒生命的流溢。
福传的方式有很多种，文字福传是重要的福传方式之一。中国教会的奠基人利玛窦就特别注重文字福传，从文字、文化入手，务求基督信仰在中国土地生根。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交友论》等十二部著作被收入清代《四库全书》中，正因他选择用文字福传，在那时代却成就了“不朽的盛世”，传教士能逝去，但他的文章却“传于无穷”。
早期传教士尤其耶稣会士都是印刷方面的专家，他们出版宗教信仰书籍以为传播福音之用。万历十二年（1584）末，第一批中文教义问答集印制出版，其中1000份在不足一年时间内发行完毕。
在华传教的圣母圣心会并无主导性的出版机构，故此在圣母圣心会管理大同教务时期，大同代牧区时期共有三处机构分别从事教会图书的出版发行工作，分别为大同代牧区、大同天主堂永望学会，大同神学院。根据已有资料，现将其出版的图书整理如下。
表12-1 大同代牧区出版物概表[1]
此外，大同所完成的图书亦有在其他地区出版，列表如下。
表12-2 在其他地区出版发行的大同出版物概表[2]
最后，大同代牧区亦曾发表刊物如下。
表12-3 大同代牧区出版刊物[4]
二、慈善事业
天主教会的慈善思想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之爱基础上的，“仁爱”是基督徒生活的最高诫命。早期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将这种独特的伦理要求表述为“形神哀矜”，即 “形哀矜七端”：“一食饥者，二饮渴者，三衣裸者，四顾病及囹圄者，五舍旅者，六赎虏者，七葬死者”和“神哀矜七端”：“一启诲愚蒙，二以善劝人，三责有过失者，四慰忧者，五赦侮我者，六恕人之弱行，七为生死者祈天主。”[7] 教会以博爱为根本而立身于人世间，耶稣基督建立的教会是一个仁爱的团体，教会遵照他的旨意把这爱撒向人间，使那些被遗忘的边缘人重新得到温暖。
自世纪开埠之后到二十世纪初，天主教在全国各地创办了 50 多所育婴堂和孤儿院。[8]收容弃婴和救治疾疫、照顾老人和妇女是传教士传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主要的爱德服务方式。
在圣母圣心会开始承担大同教务之后，以往方济各会建立的慈善机构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各项慈善事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一）《蒙疆カトリック大观》书中的大同代牧区救济事业
民国二十八年、日本昭和十四年（1939），日本人平山政十所著《蒙疆カトリック大观》书中对于当时大同代牧区的慈善救济事业也进行了简述，其中亦有部分错误，在此修正、摘录、整理如下：[9]
榆林天主堂救济事业
婴儿养育院
婴儿数 女婴儿五二人
经费 二七〇〇元（一年）
许堡天主堂救济事业
养老院
老人数 男老人一二人
经费 一〇〇〇元（一年）
治疗所
一年治疗人数 二〇〇〇人
经费 九〇〇元（一年）
东新庄天主堂救济事业
治疗所
一年治疗人数 二〇〇〇人
经费 一〇〇〇元（一年）
南村天主堂救济事业
婴儿养育院
婴儿数 女婴儿二二人
经费 一五〇〇元（一年）
大同代牧区救济事业一览表
此外由于原属朔县代牧区左云八台、鹊儿岭堂区现已归于大同教区管辖，其中八台天主堂亦有救济事业存在，故而对此亦做介绍。[10]
八台天主堂救济事业
婴儿养育院
婴儿数 女婴儿八人
经费 三五〇元（一年）
（二）救济总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国三十四至三十八年间（1945-1949）在大同有救济总署，救济对象是难民、困难户、贫困户，社会组织分发给这些人粮食、衣物、钱等。
（三）许堡养老院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宗教参与养老其实古已有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僧尼主持的六疾馆、孤独园以及唐朝期间寺庙兴办的悲田养病坊都是善待老人、关心老人的机构。[11]天主教要求信徒要具备“信”、“望”、“爱”三德，弘扬一种无差别的神圣之爱，因为孝敬父母本就是天主十诫之一，这种神圣之爱讲究爱人如己，它弘扬的是一种大爱、博爱，是对亲情之爱的升华。这是天主教关爱老弱的道德基础，同时也是教会的一贯传统。
民国二十四年（1935），田种德在许堡天主堂成立养老院以收养无依无靠的老年人十多人，至三十四年（1945）大部分老人病故，留下几人送大同神学院和总堂赡养。
（四）育婴院
创设于清同治七年（1869），院址在广府角，光绪廿一年（1895）移至都司街。民国十九年（1930），榆林、南村两处天主堂先后成立育婴院，将各堂收养的弃婴集中抚育。三十二年（1943），榆林育婴院的婴儿被送到集宁代牧区。三十四年（1945），南村育婴院的大部分婴儿被送到集宁代牧区兴和县二十三号村天主堂，其中有10多名婴儿被送回都司街教堂和贞女们一起生活，成人后相继出嫁。至1963年，最后一人谢春莲出嫁，此后育婴院结束。
图12-2 兴和二十三号天主堂
根据《大同文史资料》1986年5月第十三辑对榆林村婴孩院作详细介绍。婴孩院自成立后历经五任神父，分别是邓惠普、白德升、荣德扬、贾德胜、赵振东。婴孩院在神父的主管下有两名“贞女”专管婴孩的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设有炊事员一名、缝补人员二名，当时收留社会上的婴儿三十人左右。婴儿的来源既有因系家庭子女多、生活贫困或破了产的农民以及遭到天灾人祸的市民等无力抚养婴儿者扔到街上的遗弃儿，又有各堂收养的遗弃儿、先天残疾者，一般就近或从农村以每年给一匹白土布、棉花二斤、银钱少量雇上乳母喂养，婴儿到五六岁时从乳母家中接回教堂共同生活。孩子们的伙食是早晚吃粥，中午莜面或黄糕、蔬菜，过瞻礼时还有白面。教会的这项善举得到社会的称赞。
图12-3 邓惠普
图12-4 白德升
图12-5 荣德扬
图12-6 贾德胜
另外大同县西册田原有“保赤会”一处，亦即“孤儿院”，目的是收养被遗弃的婴儿并雇用奶母抚养，三年后由集体抚养，历年所收养婴儿甚多，成人后择配出嫁成家立业，抗战期间由于种种原因而停办。
（五）诊疗所
民国三十七年（1948），大同教区在都司街5号院成立诊疗所，医生为魏光熙、李普二人，主治眼病。建国初人手不够，由集宁教区圣母献堂会调来修女曹毅勇、裴玉贞等7人，部分修女进入诊疗所工作。由于只收挂号费而不收诊断药费，使得每日就诊患者不下300余人，尤以眼科、外科驰名附近各县。1952年6月1日，诊疗所改为新仁诊疗所，由爱委会主任张存义任所长，增聘医务人员对外诊病。1958年9月由市卫生局接管。[13]
参加新仁诊疗所者还有：李存权、赵炳文。
（六）其他教堂诊所
在大同代牧区范围内有榆林和天镇天主堂的诊所，还有广灵、西加斗、南村等门诊，这里的传教士化验了集中有效的药剂并施医赠药，另外还研究出一种有效的戒烟药丸，自愿戒烟的人都住在教堂服药直至烟瘾戒绝为止。[14]
在西册田，在教堂诊所看病的教徒与非教徒都有，传教士尽量免费治疗。在马家皂，非教徒来教会诊所看病并免费治疗，虽然看好病后信教的不多，但不会对教会有敌对的情绪和态度，民教之间和谐相处。[15]
（七）新生牛奶社
1954年为了教会自养，姚正一成立新生牛奶社，自任负责人，经费由革新委员会支付。经过数年经营发展，由6头本地母牛发展到将近30头混血种奶牛，每年盈利近万元。[17]1959年1月，牛奶社由政府接管，归南关新民大队管理，姚正一、韩宗保、刘俊德三人转为政府工作人员。社址在李怀角二十五号院，该院曾开设粥棚，教区曾设救济公署。该院五间窑房于2000年由房产局落实教产时交给教会，但教会没有及时办理接管手续，后又被房产局收回。最终得以收回。
[1]姚鹏著：《百年流泽——从土山湾到诸巷会》，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第1208-1213页。
[2]姚鹏著：《百年流泽——从土山湾到诸巷会》，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第1128页、1140页、1141页、1142页、1144页、1145页、1168页、1171页、1174页、1219页、1221页、1223页。
[3]“教育联合会”即“教廷代表公署教育联合会”，或称“中华公教教育联合会”，出版机构为传信书局。详见姚鹏著：《百年流泽——从土山湾到诸巷会》，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第1220页。
[4]姚鹏著：《百年流泽——从土山湾到诸巷会》，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第1226页、1232页。
[5]《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上），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8年，第154页。
[6]《报头更换说明》，载于《云中皓光》，大同：大同教区，内部资料，2018年1月，总第144期，第1版。
[7]《罗马天主教文献》第一册，转引自董少新著：《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1页。
[8]朱晓红：《中国天主教会的慈善思想和实践》，载于《福音与当代中国》，香港：世基华文传播有限公司，总第9期，2020年，第45页。
[9]平山政十著：《蒙疆カトリック大观》，张家口：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昭和十四年（1939），第197-200页。
[10]平山政十著：《蒙疆カトリック大观》，张家口：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昭和十四年（1939），第231页。
[11]朱明：《宗教参与社会养老大有可为》，载于《中国民族报》，北京：中国民族报社，2017年5月30日刊。
[12]潘亮：《榆林堂区孤老院计划》，2006年6月4日。
[13]郭印宫：《郭印宫在大同市天主教内的记事录》，内部资料，1980年。
[14]刘青瑜著：《塞外苦耕——近代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在内蒙古的社会活动及其影响（1865-1950）》，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5-56页。
[15]刘安荣著：《中国化视野下的山西天主教史研究（1620-1949）》，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63-164页。
[16]另有资料显示停办日期为2000年6月30日，有待更多资料。
[17]姚正一：《自传》，内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