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刚，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摘要：刘继文系明代凤阳府灵璧县人，嘉靖四十一年中进士，旋任江西万安知县而步入官场。后历经由地方到朝廷的宦海生涯，累迁至两广总督，最后以兵部右侍郎罢官归家。他在地方为官清正廉明、造福百姓，赢得“天下清官第二”美誉；在朝廷任职敢于谏言、正直无私，被誉为“謇谔有直臣节”。尤其在两广担任督抚期间，以强硬手段平定山寇海盗，维护海疆稳定，却因此在万历十九年被言官以“妄杀邀功”弹劾而罢官，其历史功绩也因此被遮蔽。

关键词：刘继文；清官；直臣；两广总督

安徽灵璧县民间至今流传多则与明代两广总督刘继文有关的故事，如说他回乡守孝，路经太湖见一石，随口说“此石奇形多趣”。有官员闻之，不惜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将此石运到灵璧西关。刘继文怒批“人可恶，石无用”，命人将石头推入池塘，并严惩该官。此“拍马石”传说反映了刘继文为官清廉刚正。现存史料有关刘继文记载，均从嘉靖三十七年（1558）中举开始，四十一年（1562）中进士，并出任江西万安知县。后入朝任六科给事中，再由京官履职地方，历任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浙江按察使，福建、江西、四川布政使，广西巡抚，两广总督，晚年晋升南京户部、兵部侍郎。他除短暂在朝中任职外，由知县一步一个脚印，履职六省，最终成长为地方大员。他在各地任职皆保持“清苦爱民，厘奸革弊”的本色，受到官民好评。他任浙江按察使的考成评语为“宦囊如洗，与海忠介颉颃，书天下清官第二”。其在两广总督任上，铁腕平定山寇海盗，对海疆社会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万历十九年（1591）遭言官弹劾被罢官，次年归乡，直至终老。也因此之故，明季以来的文献对刘继文的记载相当分散，其人物形象也相当模糊。长期以来，学界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要么聚焦于帝王将相，要么关注于名流乡贤。其实，任何一位官员在历史的进程中都或多或少地留下了自己的脚印，对他们的事迹都应给予关注。本文拟通过史料梳理，尽可能展示刘继文从知县到朝廷大员为官三十年的文武政绩，仕途波折，客观公允地还原其历史形象，揭示其理政实践对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

刘继文，字永谟，号节斋，明代直隶凤阳府灵璧县人，生卒年不详。时江南进士王圻与刘继文先后任过江西万安知县，应刘继文之邀为其伯祖父刘铎作《刘先生小传》。其在开篇即云，接“今少司农节斋刘公、前用大中丞节镇两广治军”之书，少司农指户部左侍郎，是刘继文最高的官阶。据此可判断，刘继文晚年有意为先人立传，树其家族之声望。据刘铎传记可知，刘家世居灵璧县定陵里，后徙县西郭，曾祖刘通为增广生，后为潭州倅，任递运所大使。刘通生刘铎、刘镕二子。刘镕生子刘贞。刘贞即刘继文父亲。刘贞在2岁时，父刘镕病逝，由伯祖父刘铎抚养，刘铎已有3个儿子，但仍视刘贞如己出，“延塾师授书”，又为其娶妻黄氏。刘继文的祖父、父亲均因刘继文身份而获得朝廷封赠，但刘铎却“无一命之及”。刘继文有感于此，故请王圻为刘铎作传。

刘继文生卒年，史料未有明确记载。但从《嘉靖四十一年进士登科录》可推测其出生年，“刘继文，字永谟，行一，年三十二。五月二十三日生。曾祖通，递运所大使。祖镕，父贞，母黄氏，慈侍下，娶王氏，继娶王氏，应天府乡试第一百二名，会试第一百二十三名。”嘉靖四十一年（1562）虚岁32岁，上推则生于嘉靖九年（1530）。至于其卒年，万历时刊《万历野获编》说，刘继文受广东惠州王子龙案牵连，“已入为司农，将大用矣。坐此罢归，未几卒。……闻已无后”；又说他自广东“失官归家，寻亦郁死”。刘继文被罢官归家在万历二十年（1592），而“未几”“寻”等字样，说明他归家不久即仙逝。如此其享年应在65岁左右。

其实，刘继文不仅有后代，而且孙辈还任过地方官。他的两任妻子均姓王，前妻在隆庆元年（1567）去世，是年三月朝廷颁《礼部祠祭清吏司主事刘继文并妻敕命一道》，前妻和继室均被敕封安人。万历十五年（1587）朝廷颁《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刘继文并妻诰命一道》，又敕封其两妻为夫人。刘继文至少有5个儿子，万历十九年（1591）王德完弹劾刘继文说，“四、五公子络绎往还，满载金珠，沿途骚动”。曾被刘继文赶出肇庆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韶州与其子打过交道，“最令人惊讶的是，总督的第五个儿子和侄子曾路经这里，排场很大，带着很多兵士，各县的官员都专程前来拜望”。

上述王德完和利玛窦均与刘继文有隙，其言只能略备一说。刘继文治家严谨，“子孙循谨者，为有‘万石风’”。万石为西汉石奋和其4个儿子皆官至二千石，且家风严谨。刘继文任两广总督时，邀请广东增城名士曹承诏至官署，“命其诸子皆师事之”。其孙刘鸣阳“有才名，补浔州府同知，守安静之业。”可见，刘继文肯定有子嗣。

刘继文官宦生涯从万安知县起步，隆庆元年（1567）由地方入朝任礼部给事中。不久，转迁工科给事中，隆庆二年（1568）六月又从工科转升户科右给事中。隆庆三年（1569）正月，又升礼科左给事中。同年五月，升户科都给事中。从隆庆四年（1570）二月开始，他又由京官下派浙江任布政使司右参政。万历元年（1573）五月，升浙江按察使。从此进入地方要员行列。万历三年（1575）三月，升福建右布政使。万历五年（1577）正月，又升江西左布政使。尚未任满，即携母归乡奉养。万历六年（1578）八月后，江西右布政使徐中行升为江西左布政使。刘继文辞职，直至8年后的万历十四年（1586）才复出。

刘继文从江西辞官偕母回灵璧途中，其母病逝。此从与他在江西官场有过交往的王世懋《过灵壁访永谟刘方伯年丈》诗的注释中知之，“水陆已千里，我行殊未央。渡淮方是客，访旧暂为乡。屈指思同省，伤心问北堂（兄奉太夫人还，寻殁中途）。那堪一夕话，惆怅复河梁”。王世懋系王世贞胞弟，万历六年（1578）由江西左参议升任江西按察副使。与刘继文、徐中行皆有交往，在江西已认识继文母亲，故有“屈指思同省，伤心问北堂”之说。刘继文从江西辞官归乡，带着母亲游历过庐山和白鹿洞，“迨致江右，政归，偕同年王敬美遨游匡庐，寻鹿洞天池之胜”。他之所以辞官回乡，背后的隐情在徐中行《奉赠左伯节斋刘公致政序》文中有过透露：

公昔参藩，长臬于浙，其庇不佞弘多，乃自闽而江藩也。不佞幸从如贯者三年矣。今兹满秩，同寅将诵之，不佞敢不拜命……会有言者得致仕，公年尚未六十也……公御太夫人而谢曰：“不敏往拜诸大夫之辱，得以奉老母归藉，余力明农，事母而终，诸大夫之教皆君之赐。其劳与否，臣何敢知诸大夫别矣。”不佞叹曰：“贤哉刘公，归且息乎！”

徐中行所言“今兹满秩”是隐晦说法，因为刘继文任上尚不满二年。而“会有言者得致仕”，显然指被谗言致仕。对此，作为同僚的福建晋江人黄凤翔明确指出：“公素耿介自许，积迕权贵人，权贵人力排公。当逾艾之年，遽投老去……公归而逍遥衡泌，有以自乐，淡如也。”其在江西任上退隐，与其性格耿介有关，屡屡违背权贵，终被权贵排挤出官场。

刘继文同僚们遮遮掩掩的说法，到清康熙时得以显现，刘继文“不媚柄相，旋里数年”。乾隆时明确说他“以不媚江陵归里。江陵败，起四川布政使”。江陵即张居正。万历初，张居正把持朝政，因万历五年其父去世，引发“夺情”事件。刘继文极可能在此时与张居正产生间隙，时任检讨赵用贤弹劾张居正说：“今上之初，柄臣以矜忮逞威福，厚招宠赂，以笼天下财货。诸大吏凡持廉绝苞苴者，一切斥去。”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刘继文迎来复出机会。万历十四年正月，朝廷“起用原任江西左布政使刘继文为四川左布政使”。时江西泰和人郭子章也在同年五月由广东潮州知府升四川提学副使，与刘继文有交往，他在《方伯刘节斋先生考绩诏褒三代序》中说：“公昔岳伯江浙，以不能于当路，暂伏林坳，载起江淮之屏。”所云“当路”，也应指张居正。

刘继文于万历十五年（1587）二月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广西。万历十六年（1588）七月，又由广西巡抚升“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仍兼广西巡抚，他在当年十一月以巡抚广西身份上疏朝廷，提出制驭“土夷”策略。雍正《广西通志》卷53《秩官》记载他在“万历十六年以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任总督。万历《广东通志》言他任总督在“万历十八年以侍郎兼佥都御史任”，应是误写。他总督两广三年，又于万历十九年（1591）三月升户部右侍郎。其总督位由郧阳巡抚萧彦接替。实际交接应在年底，因是年五月、八月、十一月，他仍以两广总督身份上广东沿海设防备倭疏。

刘继文的户部右侍郎职位应在南京，估计尚未上任，就在同年四月“升南京户部右侍郎刘继文为本部左侍郎，改兵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是刘继文最后官衔，估计也未上任。现传世文献皆说刘继文累官户部左侍郎，应从明代尚左而言。这一年十二月，兵科给事中王德完上疏弹劾刘继文，导致其罢职归家，从此销声匿迹于官场。

上述描述表明，刘继文从嘉靖四十一年（1562）踏入官场至万历二十年（1592）止，从地方到京城，又从京师到地方，再由地方大员晋升朝官，官宦生涯三十年，直至赋闲终老。

刘继文为官最先从江西万安知县开始，任内心系百姓，注重教化，主持修复“岁久且敝”的县儒学，成为当地“耸巨瞻”的标志性建筑。他增加学田资助学子，又对五所社学进行重修。同时，又择地重建龙溪书院，形塑名儒周敦颐、二程像于其中。他还为乡民修葺社坛，时万安籍士人刘慤在《重修三坛记》中表达百姓对他的感激之情，“灵璧节斋刘侯以名进士出宰兹邑，廉以禔己，勤以服政。兴学重农，抑奸右善。比及三年，百废具举。于是鸠工庀材，躬阅三坛之颓弊者而茸治之……今兹之岁，多黍多稌，秋乃大获。老稚欢欣，感侯之惠！”刘继文在注重文治的过程中，还参与严惩地方盗贼活动。嘉靖中，赣州府土贼赖清规在定南县下历僭越称王，流毒闽粤赣三省。他协助南赣巡抚吴百朋剿灭土贼，受到朝廷行赏。他在万安的各种举措，受到百姓好评，史称他“清苦爱民，厘奸革弊”。朝廷对他任满考评是“以贤科之彦，试宰剧邑。用儒饰吏，治行有闻”。于是被选调到朝廷任职。

刘继文在万安期间，与清官海瑞有过心灵上的交集。万历十七年（1589）二月，他以两广总督身份亲祭海瑞墓时说：“继文西江筮仕，北觐联镳，业已心奇之。”刘继文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任万安知县，是年恰逢海瑞从浙江淳安知县改调江西兴国知县，与万安县毗邻，海瑞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北上京师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海瑞在兴国颁布《兴国八议》，严惩原兵部尚书张鏊侄子张豹、张魁等，在官场有较大影响。也因为如此，他在祭文中对海瑞敬仰之情跃然纸上：

呜呼！公真天下奇男子哉！不知而诋公者，或谓沽直要誉，矫情戾俗，而公固率之天性，盟之幽独，不自觉其奇也；知而惜公者，或谓四壁萧然，一嗣不足，而公固以天下为家，万世为续，乃益见其奇也！

刘继文称海瑞为“天下奇男子”，对世间褒贬海瑞者予以回应。海瑞是晚明廉洁正直的标杆，刘继文在浙江为官时，被人誉为能与海瑞比肩之人。他任浙江参政的具体政绩，一是隆庆六年（1572）八月“督催漕运之功”，二是为民除害，“浙江时有妖僧惑众，立除其奸”。万历元年（1573）五月升任浙江按察使，成为主管刑名高官，执法不阿。他在浙江按察使任满考评为“宦槖萧然，有竹笼风。时称清官，与海忠介比烈”。上引过庭训评价他“与海忠介颉颃，书‘天下清官第二’”。

万历三年（1575）三月，刘继文由浙江调任福建右布政使，依然正直廉洁，举凡军事、徭役、水利、选举等事务均留下其身影，时人对他评价说：“今考之闽，侧闻林宗伯之议矣。称公广而俭，直而清毅。”林宗伯为南京礼部尚书林士章，福建漳浦人，嘉靖三十八年（1599）进士，万历初，“江陵柄政，诸附之者如蛾赴烛，章独无私谒”。同为直臣的林士章对刘继文治闽的评价或较公允。

万历五年（1577）正月，刘继文由福建升任江西左布政使。时江西水旱频仍，他配合江西巡抚潘季驯兴修水利，深受潘季驯赏识。潘季驯向朝廷举荐，“将刘继文等或采其才望，优以不次之迁……于表率纪纲之司亦有禆矣”。刘继文亲民也得到同僚徐中行肯定，时江西“水旱频仍，长府告罄，难以悉索于民，请三年前者蠲之，自是岁减四千，留之以充上供。江右委积既羡则免征一岁，自是岁减不下五万；又蠲旧饷三十万，其膏泽之广如此”。刘继文纾解民难于此可见一斑。

万历时，内阁首辅争斗不已，刘继文终因开罪张居正而被致仕，此在上文已有探究，不赘。张居正倒台后，刘继文被重新起用，出任四川左布政使，朝廷下诰命封赠刘家三代，无疑是对刘继文之前为官业绩的肯定。郭子章言及地方官获诰命封赠之难，“六卿被恩者十七，而方岳十一，难矣”。万历帝在诰命中对刘继文从筮仕万安到长藩四川予以全面肯定：

尔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刘继文，器局闳深，才猷茂裕，蜚英廷对。试政邑符，由郞署而擢谏垣；声高謇谔，自参藩而迁总臬。绩懋澄清，乃建牧于七闽，遂长藩于三蜀。扶疲恤困，布德泽于民夷，祛弊厘奸，树表仪于僚属。方阅程书之最，已跻专席之班。

这是朝廷对其在江西、浙江、福建和四川等为官政绩的肯定。刘继文在上述地方为官，“布德泽于民夷”，俨然成为官员们的表率，“树表仪于僚属”。

隆庆元年（1567）初，刘继文任满万安知县后入朝为官，首任礼部祠祭司主事，受隆庆帝赏识，“执事于郊，穆宗异其仪容端伟。”不久，刘继文分别在工科、户科、礼科等任给事中，一人涉足六科给事中的三科，足见其才识非凡。他在给事中任上屡上章奏，犯颜直谏，率直声名由此益甚，“疏激切著，直声于朝，中贵忌之”。郭子章追忆刘继文“入为天子谏议，日削方墨笔，言天下利患，不避权幸，以问豺狼称名”。黄凤翔说“余曩与公同朝，睹公在谏垣所封事，謇谔有直臣节！”所谓“謇谔”即是正直敢言。

嘉靖后期，国势艰难，国库亏空殆尽。待隆庆登基时，如何解决国计民生问题，已成为新皇帝面临的重大难题。隆庆元年，户部尚书马森在盘查太仓存银后悲叹，“今帑藏所积似此，可谓匮乏之极矣！……势时至此，即鬼运神输，亦难为谋”。时已在朝中任工科给事中的刘继文想方设法压缩皇宫中不必要的工程开支，隆庆二年（1568）四月，隆庆帝下诏修理禁门、城楼及疏浚御河，刘继文直言不可，“今财力诎乏，边务方殷，不宜兴不急之作，以滋劳扰”。隆庆帝因此下令酌量缓急，次第修理。

不久，刘继文出任户科右给事中，时宫中奢靡并未因财政困窘而有丝毫减少，隆庆三年（1569）七月，皇帝下“诏取光禄寺银二十万两进用”，而该寺当时仅有贮银15万两，不得不从他处挪移。刘继文闻之，遂与礼科给事中王之垣等加以劝阻。隆庆四年（1570）正月，宦官以“白札”传谕户部拨银10万两入内承运库，户部尚书刘体乾以片纸真伪难辨拒绝。刘继文也附和说：“白札非章奏体，乞慎中旨以防欺蔽。”最终皇帝不得不下旨，“所取银两，令如数以进”，才算完事。进谏皇帝要冒风险，时刘体乾即因言国计，“每疏争，积忤帝意，竟夺官”。

刘继文针对官场贪墨成风的现象，多次建言严惩。隆庆三年（1569）二月，他上疏要求重新踏勘牧地、修葺马房、三年印烙马匹一次等，以堵塞御马监舞弊之政，被隆庆帝接受。御马监和司礼监是内廷中最有权势的两个衙门。同年闰六月，他巡视库仓后，条陈豁民解、严起运、处铺垫、专辨验、查拖欠、明职掌、疏积滞、严法禁八事。其用意是防止奸徒射利，致使国用亏损，除“处铺垫”外，其余均得到朝廷的认可。所谓“处铺垫”是指明代内府在物料入库时，掌库内官以铺设库仓为由对解纳者索取陋费，也称“铺垫费”。皇室也从中受益，隆万时铺垫索取日益膨胀。正因如此，刘继文条陈中的此条 未被采纳。刘继文甚至直接参与打击不法宦官的行动。隆庆三年（1569），太监孟冲朦胧奏请海户王印不 法，然后越过三法司将王印押镇抚司问刑，引发朝臣反应激烈，指摘孟冲等同于王振、刘瑾。刘继文也 据实上疏，“极请当以其事送赴法司”。众官举措引起隆庆帝的反感，“臣下强辩是何体？”所谓“强辩”恰恰说明刘继文等上疏之凛然。

刘继文作为言官，其条陈并非空口无凭，而是根据亲身实地考察的真实体验。如隆庆年间，刘继文考察漕运，时人陈有年说：“是闻明公以国计故，尘披涛涉二千里，不宁处至勤已。乃漕艘驶达，视往独先，劳绩更章又著也。”他经调查而上疏弹劾提督漕运总兵福时贪肆不职，并建议“粮船抵湾交割，剥船运石土二坝，縻费太多，奸弊多端，要行照先年旧例，责令浅剥二船，俱抵二坝”，以省脚价。

刘继文在朝为官时的奏疏目前仅存《遵成法以禆国计疏》较为完整，力陈不能废除供用库巡视科道。供用库积储出纳名目繁多，易生奸弊，历来设科道巡视。隆庆三年（1569）五月，云南道御史詹仰庇上疏：“臣查内官监钱粮，如各库厂及房税、地税一切靡费，动以御前供用为名，阴入私櫜，则是利归于已，而以过归朝廷也。”随后又指隆庆帝奢靡浪费，取户部银“以供造鳌山，修理宫苑、花栏、龙凤船、秋千架、传造坚柜玉盆之费”。隆庆帝阅后勃然大怒，将詹仰庇以悖逆狂妄治罪，又将“各监局科道大使俱革去”。随即下旨将供用库巡视科道也革去。刘继文却在此时上疏，力陈供用库设科道巡视由来已久，与监局并不相同，坚持不可裁撤科道巡视的祖制。他说：

国家莫重于财赋，财赋莫大于内帑。……今一旦与监局同革则成法不遵，恐非陛下法祖立政之意，传之中外，载之史册，将陛下因一时之疑误，废先世之令典，遂左右之私情，忘国家之大计，或未免为圣政之累。臣等备员该［科］，职掌所关，若隐忍不言，则瘝旷之罪大矣。

刘继文在隆庆帝动怒之际，仍敢上疏陈言，突显其刚直不阿的秉性。隆庆帝不仅没有怪罪他，反而“敕下户部，仍将供用库钱粮复令科道照旧兼管巡视”，即恢复了科道巡视。从刘继文屡次诤言看，其被视为直臣，名实相副。

明朝在土木之变后，各级官府愈益注重“国计”而算计“民生”，产生了诸多新的社会问题。以“国计”为名压榨“民生”，已成为明中后期的沉疴顽疾。刘继文谏言除以国计为重外，还特别关注民生，体恤商人。隆庆三年（1569）下旨：“近闻京城百姓为佥报商人负累困苦，朕甚悯之”，下令户、工两部议恤商。所谓签报商人即官府征派赴各地买办物料的商人。户、工两部以“议覆科道官刘继文等所陈恤商事”题报，反映其在恤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刘继文等要求设法严防内监对商人多端需索，“自内监苛求铺垫、吏胥勒索例规，而关领之价尽夺为浮费，及追比无奈则身家妻子随之，铺商之苦于是乎不忍闻矣”。他的陈言又得到“上是之”的肯定。

刘继文还在备赈救灾方面关注民生。隆庆三年（1568）七月，他上奏要求各灾区官员严核受灾丁口、贮备谷数，“先籴谷备赈，其积谷事宜仍敕抚按严核有司、军卫奏报积谷数目，以俟稽察”。得到皇帝回应，此在《明史》卷19《本纪第十九·穆宗》记载，是年七月乙酉，“诏天下有司实修积谷备荒之政”，即是应刘继文之奏。一个月后，受水灾甚重的山东、浙江、南京等赈灾形势紧张，刘继文提议“量发帑银，遣官分赈，仍留淮浙盐银，及发临、德二仓粟米，或令司府以开纳银两，籴谷预备”。同年十月，刘继文会同巡抚凤阳侍郎赵孔昭、河道都御史翁大立等再次奏请对灾区抚恤，得到隆庆帝批复：“令凤阳、淮安、扬州三府所属州县及徐州属县改折漕粮，各以被灾轻重为多寡，仍各酌量免其存留者兑运，每石七钱改兑六钱。……［卫］所亦视灾伤重轻改折屯粮。”其对“民生”关注于此可见一斑。

刘继文在朝廷谏垣为官期间，为国计民生着想，屡屡上疏条陈，直抒己见，言语激切，不避权贵。黄凤翔评价他“謇谔有直臣节”，并非溢美之词，而是中肯的评价。

刘继文在地方任职最高官衔是两广总督，其在两广的最大贡献就是用剿抚并用的手段，平定了长期存在的山寇海盗动乱，为朝廷去了一块心病，也为两广社会平稳发展创造了条件。广东自成化以来盗乱数量、频度、范围都排在首位，各种指标比第二位的福建多了一倍以上。嘉靖年间，为应付持续不断的山区瑶乱和海洋盗寇，两广总督吴桂芳将总督府由梧州移驻肇庆，即是迫于镇压山贼海盗的军事压力。万历时，山海盗贼仍相当猖獗，礼部右侍郎黄凤翔描述当时时势：

粤东故重藩也。绵亘五岭，俯瞰重溟，梯山航海之珍，渔盐齿革之利，几为东南最。其一二羯羠衅孽，伏萑苻窜岛屿者，动借尉佗、刘䶮自雄负而反，与西粤相辅唇齿。迩岁来，最称易动而难抚，此宁可以因备之政治哉？

刘继文在此背景下临危受命，于万历十五年（1587）二月由四川入职广西。其科举同榜好友、次辅王锡爵写信祝贺说：“今同榜弟兄鹄列中外，惟我丈振羽先登，斑在二品，甚显重矣。”万历十六年（1588）七月，刘继文升为两广总督，次年正月抵肇庆“始莅镇府”。时广东与江西交界有李圆朗、王子龙作乱，“始兴县人李圆朗者，习先天演禽，自云能剪纸为人马，飞剑斩人头，有起死回生之术。因结翁源人王子龙称黄巢后裔”。二人皆以“能化铜铁为金”，蛊惑民众入伙。万历十七年王子龙被南赣巡抚秦耀斩于阵前，刘继文上奏：“南赣奏报斩贼王子龙等，两广擒贼李圆朗等不下百人，南韶安静。”他对受妖术迷惑的民众主张“赦勿问”。

刘继文上任广西巡抚二个月，梧州发生大峒戍卒暴乱。时参将吴绅检阅军操，哨官梁凤“新视事，不娴于军法，失仪”。吴绅严惩梁凤，被戍卒梁一贵、胡一伦等营兵300余人围困，强行带走梁凤。此事惊动两广总督及朝廷，皇帝下诏将梁一贵等枭斩。如何防止类似事件出现，朝野把希望寄托在刘继文身上，首辅申时行给刘继文写信说：“兵防难减，哨长难驭，此粤西大病根，所由来渐矣。异时毎有大征，即议善后，往往增兵戍守。兵皆坐食，不惟粮饷多糜，且噪呼易趑。先年平乐之变，近日大峒之变，使地方昔患瑶僮，今复患兵，此一病也。”申时行对他寄予厚望，“因病而药在吾丈一调剂间耳”。

万历年间，广西土司不时骚乱。万历十四年（1586）五月，思明州土官黄恩隆离世，其庶子黄拱圣为承继父位，杀死嫡母及兄弟拱极、拱宸等。思明府知府黄承祖乃黄拱圣亲舅，又乘乱掠村寨。时两广总督吴善逮捕黄拱圣夺回州印。刘继文与御史蔡系周拟请枭斩黄拱圣，又欲将思明州划入太平府管辖。万历十六年三月，兵部尚书王一鹗附议，得万历帝肯定，枭斩黄拱圣，革去黄承祖职，“以思明隶太平”。王锡爵函告刘继文：“思明簒杀之事大逆人理，读之愤痛。此虽在彼俗中不以为异，而堂堂天朝不一为孤儿寡妇作主，何以率服四夷，教驯异数也”。时刘继文刚接手两广总督，驻扎梧州，为防意外，他从湖广调兵“戍守柳州，永州、宝庆官军各量移一百人改戍思恩，加设职官一员统之”，此举得到朝廷认可。

刘继文在两广总督任内，在解决东兰州土司问题上则直接动用军队，迫使叛者归附。此次军事行动在万历十八年（1590）镌刻的《明刘继文东兰纪事碑》有记录：

万历十六年，东兰陈星、陈蒙、黄琳、韦琏、韦广相率叛其主，时奉诏讨之……乃调集汉土官兵二万余员名……戒以不杀，于是矢不遗，刃不血，计擒五酋，械之以归，抚定从党。男妇千余胥返室家，而地方以靖。此盖朝廷之威灵，而诸将之用令也。

在此次军事行动中，叛乱头目陈星、陈蒙等被擒，刘继文对叛乱从党予以宽大处理，受到首辅申时行赞赏：“土司头目往往胁制本管，构衅萧墙。此而不诛，无以威远。东兰之事实系观瞻，党众就擒，法纪已正，而拊戢降附不以多杀为功。仰见猷略万全，德威并用，慰服何似。”

平定东兰事件后，朝臣和地方大员对处置陈星、陈蒙发生争议。万历十七年（1591）二月，广西巡按孙愈贤上疏：“（陈星）就缚非真擒也。参将熊文济纳其贿，留其妇女，槛致以为功。”这就牵涉“五酋”是主动还是被迫投降问题，“若原未用兵，而但以口舌招来诱而执之，此而遽诛是谓杀降。若兵临其境，彼惧罪穷蹙而后降，乃其年日所犯不赦之罪甚众，此而不诛是谓纵恶”。刘继文主张直接处极刑。但申时行认为“一至即审，一审即决，无复可疑”，要求重申。案件因此延搁。是年八月，刘继文再言将“叛逆陈星等就缚，即当磔诸市曹”。兵部对刘继文奏疏仍议而不决，直至万历十九年（1591）二月陈星病故，陈蒙才被处决。东兰事件尘埃落定。

刘继文接手总督伊始就考虑彻底解决土夷问题。万历十六年（1588）十一月，他仍以广西巡抚身份上《制驭粤西土夷切要四事》，即训官男以移土习、立村长以约僮丁、正典刑以惩逆目、立社学以教僮竖。尝试以风俗、教化、法律等并进治夷，得到王锡爵赏识：“老丈所画四要，信所谓防水自源，无容置喙。若奉行有司则当简节目，毋尽以汉法绳之，使彼乐从尤便也。”王锡爵肯定他的做法，但对“尽以汉法”治夷表示担忧。刘继文激进的行事风格，为日后折戟广东埋下伏笔。

刘继文稳定山区后，又开始清剿琼州海峡海盗。万历时，活跃在此势力最大、历时最久的海盗是李茂，历任督抚均以抚为主，却出现“因抚益恣”的局面。万历十七年（1589）正月，李茂手下“联船一百余只，每犯杨梅、断望一带禁池，偷盗珠螺”。时官军游击沈茂、参将杨友桂设计诱擒李茂。刘继文预测李茂余党会反扑营救，提前做好防范措施。七月，刘继文坐镇肇庆调兵遣将，活捉1121人，斩首66人，取得大捷。礼部尚书董份赞刘继文，“凡公所俘斩处，皆汉故珠厓地也，此其功亦可想见矣。而是役也，予独甚奇焉!”申时行评价刘继文在海疆所立军功时说：

海南之冠，鄙意初以为忧。盖其出没有年，党与颇众，急则易合，蔓则难图。今一战而歼，二旬而举，鲸鲵尽殄，桴皷不惊。此吾丈默运长筹，独持胜算，能使将士用命，剿伐奏功，承教谨悉。

刘继文以铁腕手段平定海疆后，又从长远考虑，上《琼南抚安防御要机八事》以加强防备。他本人因功获升“俸一级，仍给银币”的奖赏。时人吴国伦《永谟刘公以少司马总戎两广喜而有寄》诗云：“即看瘴海鲸鲵尽，无复蛮山虎豹藏”。内阁大学士王家屏在《贺刘节斋督府考绩蒙恩》也说：“百粤之防，次第廓清。卒靖三苗之难，琼海之逋囚就执，巢穴斯空。珠池之剧寇荡平，波涛顿息。”

刘继文在平定山贼海寇过程中，屡称神明托梦相助。如增城何仙姑显灵助其大破李茂余党，事后下令重修何仙姑井亭，“为文遣官而致祭”。他在肇庆建三仙观，也是报答汉钟离、铁拐李、吕洞宾三仙助其戡乱。清人韩际飞在《平海碑》按语对此不解：“鲠亮之士既为封疆大帅，乃以鬼道自罔，碑复从而侈之，均不可解。”事实上，刘继文的神灵观有家庭渊源，“刘氏自潭州历今方伯公，中外四世虔祀大士”。其母黄氏患足疾，久不愈，梦观音“手持草若凤仙花状疗之”，遂痊愈。万历十九年（1591），刘继文在韶州重修南华寺。他与天主教的关系，过去有其霸占仙花寺为己立生祠之说，但有学者通过新史料研究指出，他驱赶利玛窦出肇庆，是要对澳门发动军事行动，为防泄密而将外国人驱逐出肇庆。刘继文的神灵观也是因应广东素信鬼神传统的教化之需。

刘继文在总督任上，既重视武功，也关注教化。他对教育重视有加，“公经武既多，暇则加意庠校诸生，周其匮乏，檄所司课其文艺，而躬为都阅，奖赏有差”。万历十九年（1591）捐金买废寺田17余顷捐给广州府及南海、番禺、清远地的等学校。他还为新设东安、西宁二县争取学额。万历十九（1591）年九月，朝廷再次对他及亲属封赠，肯定刘继文文治武功，“迨跻今职，作镇炎方。奋武揆文，封守为之永奠；招携怀远，氛祲因以潜销。三载书庸，百粤即叙”。至此，其声誉达到顶峰。

刘继文剿抚两广盗乱，对海陆社会的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作为得到了朝廷肯定，万历十九年（1591）三月升其为户部右侍郎，再次获得入朝施政的机会。不久，朝廷内阁争斗再起，其好友首辅申时行被迫辞官还乡。是年十一月，兵科给事中王德完上《岭海冒功疏》，弹劾刘继文在剿平李茂余党中杀良冒功：

继文令总兵李栋督兵二千剿之，及至琼，则党散贼逃，无可杀者。而栋恐虚张先报反纵，听用把总杨寿杀掠良民首级充数，而琼民始大残矣。维时挨查排门分兵把守，诬陷屠戮，人人自危。

王德完认为刘继文对此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臣谓督抚刘继文罪尤浮于诸将，杀掠虽非继文使之。无知妄杀而不一惩且为之庇者，继文也”。王德完又翻出王子龙案作为弹劾证据之一。王子龙原被官军斩于阵前，然万历十八年（1590）广东惠州突然又传捉获王子龙，传说刘继文曾向王子龙索求“点化奇方”，未果，遂拟以“叛臣法诛之”，被惠州知府孙广启拒绝。刘继文又派人暗杀王子龙于狱中。故王德完说刘继文“知其复获，而又不以闻，且致之死者”。王子龙案虚实难辨，但却能增加刘继文罪行。王德完还指陈刘继文在粤贪赃枉法，“盖粤中除养兵外，桥津、关隘、税课而南雄、广肇、潮州等处所解军门每处不下二万，继文皆没入私囊……各将领司道等官明受馈送，公行贿赂。如领级报功，量入其赀多寡为差，营求荐举，所得不下数十万”。这些指控是否属实，已无史料考证。

万历帝看完王德完奏疏，鉴于“妄杀邀功，事情重大”，遂将刘继文革任。又令兵部“勘各府县有无被杀良民并各司道将领罪状轻重，王子龙擒死真伪，从实具报”。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刘继文上疏辩解，“剿叛搉关并无妄杀一人，妄取一物，乞遣官会勘”。经兵部覆请，“上命广东巡按御史确勘以闻”。兵科给事中许子伟反驳刘继文为开脱罪行而辩解，“乃至辇金入都，多方打点，不亦污都门而羞朝宁之士乎？”万历帝下旨“着厂卫五城严刑缉治”。事件的发展愈发不可收拾，刘继文被迫罢官归家，官宦生涯从此落下帷幕。

刘继文出身普通家庭，嘉靖四十一年（1562）以进士身份踏入官场，直到万历十九年（1591）被弹劾罢官，宦海生涯三十年，一步一个脚印，累官至兵部右侍郎。他在地方为官，始终清正廉洁，为百姓造福，获“天下清官第二”美誉；在朝廷则谏言敢为，替国家着想，被同僚誉为“謇谔有直臣节”。刘继文在两广总督任内，采取军事铁腕手段治理山寇海盗，并在平定后积极从法律、教化等方面探索稳定久安之策。他无论担任何种职位，都能保持正直清廉的作风，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导致两度被罢官归乡，最后终老于家。清初灵璧方志为他立传，认为其功绩不能彰显，是因“当轴有被其露章者，寝其祭赠之典”。然而，贤明士人和百姓并没有忘记他，家乡百姓为他在县城竖立坊表，明季宿儒邹元标路过灵璧县城专门前去祭拜，赞其“贤人也”。邹元标是王阳明门下后学中坚，在士大夫中具有较高威望，他对刘继文的赞语或可视为公允定论。刘继文在其所任地的文治武功，官民口碑载道，其廉洁正直与明代标杆式的清官海瑞齐名。其晚年在广东稳定海疆的军事行动，是否存在“妄杀邀功”的情形，尚无确凿证据坐实。因此，我们不应以刘继文晚年的落寞收场而抹杀其在宦海三十年生涯中对明代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应以客观公允的学术态度，还原刘继文的历史功绩。

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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