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匈奴和中原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关系是我国大统一思想的经济基础，也是历朝历代建立大统一政治局面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匈奴统一北方游牧区是对历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匈奴游牧经济也对促进内地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冒顿单于统一了长城以外的游牧区，结束了诸游牧部落、部落联盟并立、纷争的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伟大事件。秦始皇曾经吞并了六国，从而结束了七国称雄的战国时代，统一了长城以内的农业区，也是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伟大事件。

这两个统一政权先后出现，为后来长城内外的大统一创造了前提条件。这是一个客观事实，都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然而，长期以来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时流传着一种历史上的偏见。只有承认秦朝统一长城以内的农业区的进步意义，而不承认匈奴单于统一长城以外游牧区的进步意义。更甚者，一些作者把匈奴误解为中国历史上的消极因素。这显然很不公平，很不合理。

《汉书》记载:“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秦朝并六国后，在秦、赵、燕三国所修建长城的基础上，连成了东边起点-辽东，西方终点为临的长城。一般来说，赵、燕两国的长城往东向西延伸呈直线形，而秦长城则是自东北斜向西南。那时，长城以北是匈奴、东胡的游牧区，长城以西则是月氏、乌孙和西羌的游牧区。

在秦朝灭亡后，随着新朝的建立，西汉逐渐稳定并统一了长城内的农业区，但长城外的游牧区域仍处于游牧民族单于的控制之下。

在这个时期，河西地区原本游牧的月氏人和乌孙人都被迫西迁。西迁的月氏人被称为大月氏，而留在河西地区继续游牧的一小部分月氏人则被称为小月氏。

汉朝和匈奴的最高统治者都相互承认对方的统治地位。这种统一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有利于各族人民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反对地方割据，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现象。

汉朝在昆邪王和休屠王的游牧地区设置了河西四郡，即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并逐步使其由游牧区变成了农业区。这一变化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深远。

首先，河西地区的农业化分隔了匈奴与羌族的联系。同时，汉朝与天山以南的诸农业国结成抗匈奴联盟，进一步削弱了奴的势力。其次，东、南、北亚洲农业区通过河西地区形成联系，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便利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长城以外的游牧区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但我国历史上农业区早于游牧区。我国古代文献和考古遗址证实了农业生产在我国很早就出现了。农业区通过河西地区相互联系，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建立，推动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农业生产的历史悠久。在古代传说和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都能发现有相关的证据。

比如在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华县泉护村等遗址中，都发现了粟的皮壳和白菜、芥菜的籽种。

另外，在长江中下游的地区，青莲岗、屈家岭、良渚等氏族部落也普遍种植水稻，并使用石斧、石钺、石铲、石锤、石刀等工具进行农业生产。随着锄耕农业的发展，畜牧业也随之兴起。在这些氏族部落遗址中还发现了马、牛、羊、鸡以及狗的遗骨。

从夏商周到西周，在长城以南的地区，华夏族与戎狄、蛮、夷等部落交错居住。大体上，华夏族是以农业为主，而戎、狄等民族则以游牧为主。

中国历史上存在两个统一：农业区的统一和游牧区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中，农业区的出现比游牧区早，并且统一政权也早先在农业区形成。例如，当秦始皇吞并六个国家时，农业区就已经实现了统一政权；

而在游牧区，直到匈奴博多单于统一各个部落后，才实现了统一政权。汉朝的统一被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如三国、晋、宋、明继承农业区统一的传统，而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等则继承游牧区统一的传统。最终，这两者统一将相互融合，形成整个中国的大统一。

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游牧区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关系。游牧民族如匈奴对农业区进行了抢夺、伤害和掠夺，给农业区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这在中国以及其他地区都是普遍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疆域可以大致分为三大片区域：一是跨越黄河、长江和珠江的农业区，二是长城以北的游牧区，三是青藏高原及其周边的游牧区。农业区和游牧区各自拥有独特的生产体系和产品，相互之间存在互补和需求。

通过贸易交流，农业区向游牧区提供粮食和手工产品等生活必需品，而游牧区则提供游牧民族所需的产品。由于游牧区无法自给自足，对农业区生产的粮食和手工产品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根据经济规律的驱动，农业区和游牧区之间产生了频繁的贸易，规模和品种也越来越多。

这种区域之间的交易促进了各自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丰富了民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大量输入的牲畜不仅提高了中原地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劳动条件，改善了他们的生产力，还有利于商业运输和骑兵的建设。

对于游牧区来说，从中原农业区进口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对满足他们的穿衣和吃饭需要，以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考古资料也证实了金属工具的使用对他们社会发展和生活产生了推动作用，例如出土了大量铁锄、铁斧、铁镂、铁镑等生产工具。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化和经济交流影响深远，并且受到了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和推动。出土的大量汉族文物，如陶器、兵器、马具、镜、服饰和货币等，都是证明这种交流的有效性的。

《汉书》记载：“南有大汉，北有强胡。”

汉、匈关系的主要流动是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这对农业区和游牧区的各族人民都是有利的。尽管匈奴奴隶主阶级发动了掠夺性战争，汉朝政府进行了抗击和报复性战争，但这并不是每年都发生的。

与此相比，农业区和游牧区的贸易往来是每年都进行的。即使在不和睦的情况下，这种交流也没有中断。在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长期共存，它们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是不同的。

然而，它们之间存在一个最根本的共同点，那就是经济上的互相依存和相互促进。这个共同点是大统一思想形成的基础。

另外，匈奴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生计来源，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的生产部门，例如农业、手工业和狩猎业等。《汉书·匈奴传》中提到，匈奴以马、牛、羊为主要畜牧品种，还有一些特殊的动物，如骆驼、驴等。

他们迁徙寻找水草，没有常居的城郭，也没有文字记录。君王和平民都以畜肉为食，穿着兽皮制成的衣服，使用兽皮制成的毛皮。

然而通过仔细分析《汉书·匈奴传》和《史记·奴列传》的叙述，以及近代的考古发现和社会调查资料，我们认为上述引文中的一些内容是夸大了匈奴游牧社会的落后性。

许多人认为匈奴人是野蛮的，他们没有城郭，也没有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但实际上，在匈奴游牧区内确实存在城镇和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制造，并非所有匈奴人都以肉食为主，衣服也不全是兽皮和毛呢制成。

据早期中国史书和考古发现所述，匈奴的游牧区内有一些城堡，并有居民从事定居式农业劳动。虽然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但这些城镇已建立了具有一定防御能力的城堡。近年来，蒙古国境内发现了超过十处遗址。

此外，在我国内蒙地区也曾出土了许多汉代古城的遗址，如塔布托拉亥村、二十家子村、麻池村等，它们都拥有城墙并且埋藏着大量汉代砖瓦和陶器残片。

《汉书》中记载，匈奴人也从事一些零星的农业活动。例如，当他们的畜牧业遭遇困难时，他们就会向邻国借骡和马来耕种土地。此外，也有一定规模的屯田活动。同时，匈奴人还拥有自己的手工业部门，包括冶金、制造铁武器和工具等。

自古以来，全世界都没有一支游牧民族不兼营农业生产的。在公元前三世纪，匈奴游牧区内已经有了农业的存在，秦人就在那里从事农业生产。《汉书·奴传》中颜师古的注解称：“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称秦人。”

匈奴是一个奴隶制的国家，曾统治过许多其他民族，如东胡、乌植、丁令、小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以及天山以南的各农业民族。在匈奴的奴隶中有奴人、汉人、东胡人、鸟植人、乌孙人、大胡人、丁令人等。

《史记·周本纪》记载：“其游戏，好种树麻、赦，麻、救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毅者稼墙焉，民皆法则之。”

关于匈奴的奴隶数量，马长寿先生起初估计为七十万人，后来改为五十万，而林干同志则估计为三十万人。据记载，其中大胡、丁令人就有数万之多，而汉奴隶更加数量庞大。

必须明确指出，在历史上，汉族为主体的农业区与游牧区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农业区起着进步作用，是多民族国家形成统一局面的核心凝聚力。没有这个核心，就无法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区、西方游牧区和中原农业区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是我国大统一思想的经济基础，也是历朝历代建立大统一政治局面所依赖的经济基础。

我们研究古代匈奴游牧社会时，应正确阐明其历史地位，并充分肯定匈奴游牧社会对祖国的贡献。匈奴统一北方游牧区是对历史的重要贡献，匈奴游牧经济也对促进内地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冒顿单于统一中国北方游牧区是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事件，必须予以肯定。在我国历史上，北方游牧区与中原农业区同时存在，它们经济上互相依存、促进。匈奴对中国的缔造曾做出了重大贡献。

《汉书》

《后汉书》

《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