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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17日，法国数十万人走上街头，抗议物价飞涨与公共服务恶化，这是继2018年"黄背心"运动后法国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抗议，部分地区爆发严重暴力冲突，逾1800人被捕，百年历史建筑遭焚毁。

2026年10月17日，法国数十万人走上街头抗议物价上涨与公共服务恶化，引发近年来最严重暴力骚乱。波尔多一家路易威登门店遭洗劫，多城奢侈品店被砸抢。

收入不能只换算。欧洲的物价高不高？这个应该这么说，3000欧在欧洲比3000人民币在中国过得好一些，但3000欧在欧洲，和2.2万人民币在中国，绝对是2.2万人民币比3000欧好得多得多，比较生活水平还得把物价住房和公共服务算进去。很多人看到3000欧元工资，习惯先掏出计算器，按照汇率换成人民币，然后发现大约是两万多元。数字一摆出来，很容易产生一种印象，欧洲普通上班族是不是拿着中国高薪人群差不多的收入？真拿生活账本算一遍，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汇率只负责回答一欧元能兑换多少人民币，却不负责回答这笔钱在当地能过什么日子。房租、餐馆、理发、修车、停车、保险，包括各种需要人工参与的服务，都要按照当地收入和成本定价。所以，3000欧元放到欧洲，也不能算成一个统一生活标准。欧盟统计局2025年11月12日公布的数据中，2024年欧盟全职就业人员折算后的平均年薪为39800欧元，大约相当于每月3317欧元。但各国差距很大，卢森堡平均年薪达到83000欧元，丹麦为71600欧元，保加利亚只有15400欧元，希腊为18000欧元。真正容易被忽略的，是钱花出去以后剩多少。欧洲超市里的部分基础食品并没有贵到离谱，问题往往出现在需要人工的地方。欧盟统计局2025年6月19日公布的2024年价格水平数据显示，以欧盟平均水平为100，丹麦餐馆和酒店价格达到148，爱尔兰为129，芬兰为127，而保加利亚只有53。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的差距相对小一些，罗马尼亚为76，卢森堡为125。意思并不复杂。自己买菜做饭，也许还能觉得价格能够接受。坐进餐馆，让别人替你做饭、服务，价格马上换了一套算法。修个东西、理个发、住个酒店，同样如此。住房更直接。欧盟统计局发布的《HousinginEurope2025》显示，2024年欧盟家庭平均要把可支配收入的19%用于住房。德国和瑞典达到25%，丹麦26%，希腊达到36%。收入较低家庭的住房压力更重，其住房支出平均占可支配收入37%。换到中国再看，2.2万元人民币是什么概念？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15日公布的数据中，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城镇私营单位为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月收入2.2万元对应年收入26.4万元，明显高于这些全国平均水平。关键还不只是工资数字。在中国，2.2万元可以买到相当丰富的本地服务。吃饭、外卖、快递、打车、美容美发、维修、家政，以及数量庞大的制造业商品，都存在充分竞争。对住房负担不是特别重的人来说，每月2.2万元意味着日常开支以后还有较大的消费和储蓄空间。2026年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也提供了一个参照。2026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836元，其中居住支出3135元，食品烟酒4537元，交通通信2065元。当然，全国平均数不能直接套在某一个月薪2.2万元的人身上，北京、上海和普通地级市的住房成本也不一样，但它至少能说明，2.2万元月收入放在中国收入和消费结构里，并不是一笔普通的小数目。所以比较3000欧和2.2万元人民币，不能停在外汇牌价那里。3000欧在欧洲，比3000元人民币在中国过得好一些，这不难理解，因为两者在各自收入体系里的位置不同。可如果把3000欧和2.2万元人民币放到同一张生活账单上，结论就会明显变化。尤其是在中国住房成本已经解决或者压力不大的情况下，2.2万元可以调动的餐饮、交通、商品和人工服务资源非常丰富，可自由支配的钱也更宽裕。还有一项经常被忘记，就是公共服务。欧洲一些国家税费较高，同时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公共服务覆盖也较多。中国同样有医保、公共教育、公共交通等体系。比较生活水平，不能只挑一顿饭或者一升牛奶，还得看住房、税费、医疗、交通以及家庭负担。把这些账一项一项摊开以后就会发现，欧洲3000欧元收入并没有汇率数字看起来那么夸张，而在中国稳定月入2.2万元，如果住房和家庭负担适中，生活的选择余地往往会大很多。比较生活水平，最后看的从来不是货币符号，而是钱花完基本生活之后，手里究竟还能剩下多少选择。

这次日本亚运赛场，服务赛事的志愿者中，不少已是花甲古稀老人，这一幕似乎暴露出日本老龄化有多棘手，年轻劳动力都快找不着了，也正因此，不少人开始担心，未来的中国会不会重演日本的这一幕？有人看到这一幕，第一反应就是日本是不是已经老到找不到年轻人了，连一场大型赛事的服务工作，都要靠老人撑起来，这种担心并非毫无原因。日本长期处于低出生、长寿命状态，年轻人口比例持续下降，许多地方的商店、车站、社区和公共服务岗位，确实能看到老年人继续工作。可一场亚运会里的志愿者年龄分布，不能直接等同于整个日本社会，更不能简单推导出日本已经没有年轻人，志愿服务本身就带有公益性质，退休人员参与度往往更高。不少日本老人身体状况较好，退休后仍愿意参加社区活动，他们熟悉当地环境，也有充足时间参加培训，承担引导、接待、秩序维护等工作。这背后既有老龄化压力，也有社会参与传统，老人愿意走出家门继续发挥作用，未必完全是被迫上岗，很多人把志愿服务当成保持社交和生活节奏的一种方式。真正让人关注的，是日本正在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年轻劳动力越来越紧张，照护、交通、餐饮、零售和基层服务都需要更多人手，社会运行成本自然会不断上升。中国也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2365万人。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却不能只盯着老年人口增加这一面，2025年末中国16岁到59岁人口仍有85136万人，劳动力资源依然保持较大规模。中国人口总量超过十四亿，地区之间发展差异明显，东部城市、县城和广大乡村的年龄结构并不一样，不能拿一个地方的现象套到全国所有地区。未来一些大城市可能更早感受到老年人增多，部分基层岗位也可能出现年龄结构变化，社区服务、公共交通、医疗陪护和养老照护会成为需求增长较快的领域。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完全复制日本的道路，中国拥有更大的市场规模，更完整的产业体系，也拥有数量可观的劳动人口，社会调节空间和发展纵深都比较充足。更关键的变化，正在于技术进步，智能翻译、数字导航、无人配送、智慧交通和远程医疗，已经逐步进入大型活动和日常生活，许多重复性服务不必全部依靠人工完成。未来举办大型赛事时，现场可能出现这样的组合，年轻人负责技术和协调，老年人参与接待和社区服务，智能设备承担指引、配送和信息查询，各种力量共同完成赛事保障。老年人也不只是需要照顾的群体，许多身体健康、经验丰富的退休人员，完全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参与社会活动，既减轻公共服务压力，也让他们保持生活价值感。年轻人数量变化确实值得重视，出生人口减少会影响未来劳动力供给，养老、医疗和照护需求也会逐渐增加，这些问题需要提前布局，不能等到人手紧张才临时应对。从延迟退休到发展银发经济，从完善社区养老到培养护理人才，相关安排正在不断推进，目标不是让老人一直工作，而是让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找到合适位置。更值得期待的是，未来的中国不会只靠增加人手解决问题，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会承担更多标准化工作，公共服务效率会提高，老年人参与社会的方式也会更加灵活。亚运会里的白发志愿者，提醒人们关注老龄化，却不该被解读成一种悲观结论，年龄结构变化是挑战，也是服务升级和产业转型的新机会。中国需要做的，不是担心会不会变成另一个日本，而是提前把养老、就业、科技和城市管理安排好，让老人有保障，让年轻人有机会，让社会始终保持活力。

公共服务行业的公益性不等于免费服务，多数公益服务仍需收费，它的核心是社会利益导向与非营利性，而非完全免费，像水、电、燃气这类曾属公益事业单位的服务也符合这一属性。

六部门联合发文确认：农村马上要迎来大钱了！近日，经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六部门，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把乡村振兴“钱从哪来、往哪投、怎么投”讲得明明白白。不管是普通农户，还是回乡创业的人，都跟这份政策息息相关。先看资金大盘：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安排2.43万亿元，同比增长3.3%。2025年农林水支出2.35万亿元，已经达到2012年的2.48倍，投入规模持续扩大。六大资金渠道同步打通：1.财政优先保障。把农业农村作为预算优先领域，重点投向农村基建、人居环境改造，巩固帮扶资金投入，补齐农村生活条件短板。2.债券加大发力。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支持乡村基建、产业、公共服务项目落地。3.信贷规模庞大。2026年二季度末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54.16万亿元，重点保障粮食生产、乡村产业、农业基建与科技创新，上半年新增2.65万亿元。4.农业保险兜底。2025年农业保险保费突破1550亿元，为上亿农户提供超5.2万亿风险保障，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全国落地，种粮更安心。5.激活民间投资，引导社会资本下乡兴业。6.盘活农村集体资产，挖掘农村自身资源潜力。农民可以直接拿到手的补贴，一共16项稳定执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抛荒一年以上取消次年补贴资格；农机购置补贴直补到户；东北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主产省补贴继续落实。中央财政安排2630亿元，各类惠农补贴全部通过一卡通直达农户账户，减少中间环节。同时强化资金监管，落实惠民惠农补贴清单制度，发放标准、对象全程公开，接受群众监督，严防补贴被截留挪用。从2.43万亿财政盘子，到54万多亿涉农信贷，再到十几项直达农户的补贴，国家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前所未有。读懂政策，才能把握住乡村发展的新机遇。

#新加坡总理年薪加薪至1900万#【给全球最贵领导人再加薪64%！#新加坡高官高薪再创新高#】提到新加坡政治，人们最常想起的标签可能就是所谓的“高薪养廉”，或曰“高薪引才”。多年来，新加坡政府以廉洁高效著称，其高级官员薪酬制度与市场挂钩，有观点认为，这既能充分吸引人才投身政府，也对防范腐败起到一定作用。《联合早报》9月8日报道，新加坡冻结15年的政务官薪酬迎来大幅调整，总理黄循财的年薪将上调约64%，达到360万新元（约合1900万元人民币，1新元约合人民币5.3元）。早在此番加薪之前，黄循财已被公认是全球薪水最高的国家领导人，没有之一。黄循财求“谅解”：为了“高薪引才”据报道，新加坡政府接受了独立薪酬检讨委员会的建议，将MR4级部长（初级部长）的年薪参照基准由110万新元上调到了180万新元，总理年薪为这一基准的两倍。目前，新加坡16名内阁部长中有10人处于MR4等级。180万新元的部长年薪，怎么确定的？新加坡延续了2012年薪酬改革的框架，MR4级部长薪金参照基准，以收入最高的1000名新加坡公民年薪中位数为基础，再扣除40%，以体现“公共服务精神”。在任的部长此次只会获得一次性、最高9％的加薪，实际幅度取决于个人表现，以及上一次调薪的时间。黄循财8日在国会强调，180万新元并非所有部长最终都要达到的薪金水平。在最高9％的一次性加薪后，现任部长薪金仍会按个人表现和职责调整。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时，预计多数仍处于MR4级的部长，薪金约为135万新元。扩大后的MR4薪金范围介于135万新元至225万新元。根据框架，总理的薪水直接等于MR4级部长薪金参照基准的两倍。当基准从每年110万新元调高至180万新元时，黄循财所获得的加薪增幅是140万新元。这轮政治薪金调整将于10月15日生效。新加坡政府预计，每年将增加约1160万新元的开支。在讲话中，黄循财恳请人们的“谅解和支持”。黄循财承认，“政治职位薪金是一个棘手且容易引发情绪的课题。这笔数目高于大多数国民的收入。因此，我能理解为何国人会密切关注，以及为何许多人对此反应强烈。”他表示，调整薪金的目的是让他和未来的总理，更有机会说服来自公共服务、私人领域和社会各界的优秀新加坡人挺身而出，组成一流团队，为国家和人民服务。“这不关乎今日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我们无法预测未来的政治景观，但无论哪个政党掌舵、执政，新加坡都需要强而有效的政治领导人为民服务，带领国家前进。”黄循财说。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随后也发表声明，从“揽才”的角度解释说，为何政治薪金不能长期停留在原有水平。“一些本地大型企业的总裁年薪可达六七百万元，甚至更高。我们不会、也不应该尝试向市场薪金看齐，但也不能忽视这些人投身政治所须承担的机会成本。”陈振声强调，金钱不该成为一个人从政的主要动力；若真是如此，这个人也不会是合适的人选。黄循财宣布：捐出5年全部加薪令外界瞩目的是，黄循财当天还宣布：未来五年只要继续担任总理，就会把这次加薪所得全数捐给公益事业。黄循财说，捐出加薪是他个人的决定，并不期望其他政务官仿效。自己一般不赞成公开张扬慈善捐款。不过，政治薪金框架虽由内阁集体决定，但作为总理，他对这项决定负有最终责任，因此有必要让新加坡人知道他会如何处理这次加薪。过去也有新加坡总理捐出政治薪金调整所得。2007年政治薪金调高时，时任总理李显龙就曾承诺，把接下来五年的加薪所得捐给公益事业。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即便在加薪生效之前，黄循财仍是迄今为止全球薪酬最高的国家领导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年薪为40万美元，英国首相伯纳姆的年薪为23万美元，均远远低于黄循财的薪酬水平。不过，新加坡依旧维持“裸薪制”，不另设隐藏津贴或福利。以美国作对比，特朗普几乎所有的公务花销都由纳税人承担，包括免费入住白宫、免费使用专机等。BBC称，长期以来，新加坡部长的高薪话题，一直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遭受批评的焦点。此次加薪之际，新加坡民众正对就业保障问题和生活成本上涨焦虑不已，许多民众因此深感不满，指责加薪“不合时宜”。根据政府数据，新加坡上一季度的裁员人数创下五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对“高薪引才”说法的支持率，不足一成《联合早报》发起的“你怎么看部长薪金调整？”网上调查结果显示，近七成该报读者最关注的并非加薪幅度，而是薪酬提高后，部长的表现是否会有更明确的衡量标准。认为“须调整以吸引不同领域贤才加入政府”的，占9.32%。至于“15年没调整，是时候做出调整”，则得票最少，仅有1.83%，足见民众的怀疑情绪之深。接受《联合早报》采访的企业高层和人力资源专家认为，收入落差只是邀人从政的其中一个障碍，失去隐私、牺牲家庭时间及承受政治压力，同样可能让有能力的人却步。曾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有丰富企业管理经验的广惠肇留医院主席吴绍均表示，投身公共服务是一种“使命”，但这种为奉献而减薪的“使命折扣”不能过高，否则可能让有能力、有意愿服务的人却步。他举例，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慈善机构，也不能以远低于市场水平的薪酬聘请领导者，否则难以确保服务达到应有水平。也有人对调整后的薪酬，是否足以吸引优秀社会人才持较审慎看法。策略咨询公司BlackDot创办人兼董事经理方国威说，“考虑到当今政治领导人面对的挑战，包括政治竞争日益激烈，以及复杂多变的全球环境，我确实担心，这次调整是否足以说服优秀的领导人才挺身而出、参与政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则乐见官方以透明方式检讨政治薪金，并说明调薪理由。该商会认为，政治职务归根结底是公共服务，薪酬必须与最高标准的廉正、表现、责任和问责相辅相成。尽管新加坡政府据称将考虑公布更多有关部长实际薪酬和花红的信息，黄循财于10日进一步表示，政府也须避免把部长评估变成一场“公开的人气竞赛”，甚至演变成每年比较个别部长表现和排名。黄循财说：“这不会带来什么好处，也不是我希望内阁运作的方式。我不希望部长各自为政，只顾自己负责的议题，或一味经营个人形象。即使是最有能力的部长，也不可能单靠自己取得成功。”从李光耀到黄循财：新加坡“高官高薪”传统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经说，对一个既没有丰富自然资源、也没有庞大人口的城市国家来说，繁荣的关键是确保一切正常运转。《纽约时报》进一步补充道：确保新加坡从海港、机场到金融服务一切顺畅运转的，是严格且不容通融的规则，而这由一群薪酬优厚的公务员执行。许多观察人士也认为，新加坡的高薪制度，对避免公务员队伍的人才流失、促进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事实上，新加坡不同级别公务员薪酬差距较大，普通公务员并不属于高薪人群。新官方多次强调，薪金须具足够竞争力，以吸引有能力的人从政，所指的也仅局限于国内的极少数精英。1985年，李光耀曾有过一段著名的表述：“我是第三世界国家总理中薪酬最高但可能也是最穷的之一。如果你出于虚伪的目的放弃这一点，最终会得到欺骗和腐败。你自己选。”当然，光靠高薪、就能“养廉”的理念毫不现实。新加坡薪酬改革的初衷主要在于用“高薪”为政府吸引优秀人才，而不完全是依靠“高薪”来“养廉”。早在1994年对部长和高级公务员实行高薪政策以前，新加坡就被认为已实现了廉洁治理。许多观察者都强调，新加坡卓越的廉政建设主要在于透明的选官任官制度、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公务活动透明化等一系列完善的制度，以及有效的新闻监督和舆论监督。新加坡《新明日报》曾经发表评论文章称，新加坡历经多年努力成为享誉国际的廉政标杆，其标准并非“高薪养廉”四字所能概括。文章认为，贪欲乃人性弱点，人心不足蛇吞象，单凭高薪养不了廉，所以防止贪欲发病，须多管齐下，筑起“不须贪（收入高）、不敢贪（处罚严）、不能贪（条例紧）、不愿贪（道德观）”的高墙。丑闻与危机不过，当以廉政而闻名的新加坡出了高官腐败丑闻，所造成的舆论冲击也格外强烈。2024年，新加坡前交通部长易华仁涉嫌贪污案件，被认为是新加坡近50年来首起重大腐败案件，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易华仁被认定以公职人员身份索取和接受价值40万余新元的物品及好处，被判入狱一年。当时许多声音或嘲笑或质疑：新加坡不是说“高薪养廉”吗？《联合早报》对此发表评论员文章说，易华仁案明确地反映出新加坡反贪绝不手软的一贯作风。无论是借机质疑高薪养廉，还是小看此案的严重性，都忽略了“零容忍”的关键词。但终究，新加坡民众对部长高薪政策的批评始终存在。面对汹涌民意，长期执政韧性已遭遇严重考验的人民行动党如何应对，则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石齐平发文抛出几个观点，大意就是：当前中国正处盛世，得制造者得天下，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中国制造"难以复制；中美AI竞争最终胜出的将是中国，因为电力是关键。现在，不能单纯用GDP来测度中国的强大国力了。在我看来，石齐平说不能单纯用GDP测度中国国力，这句话点破了一个真相：西方的GDP统计方法本身就是为西方经济结构设计的，中国的很多国力根本不计入GDP。比如中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军工体系、完整工业链，这些价值在GDP里被严重低估。美国GDP里律师金融医疗占了很大比重，这些东西在战时根本没用。中国GDP虽然是世界第二，但真实国力可能已经超过美国，只是用西方的尺子量不出来而已。再看石齐平说AI竞争关键在电力，这话说到点子上了。AI就是个电老虎，训练一个大模型要消耗几亿度电，数据中心7x24小时不停转。中国发电量是美国2.4倍，电价还便宜，从光伏板到特高压到储能电池全产业链都能自己造。美国想跟中国拼AI，先解决电从哪来的问题再说。最值得琢磨的是中国制造难以复制，这不是自大是事实。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同时拥有14亿人口、完整工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政府组织能力。东南亚印度想承接中国制造业转移，但他们缺的不是劳动力，是完整产业链、基础设施和工程师红利。一个手机上千个零部件，在深圳周边一百公里内全部能找到供应商，在印度你可能要从五个国家进口。这种产业集群效应，不是几十年能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