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岁科学家飞赴瑞士安乐死，药物注射后他突然说了一句话 2018年5月10
104岁科学家飞赴瑞士安乐死，药物注射后他突然说了一句话2018年5月10日，瑞士巴塞尔的一间病房里，空气粘稠得几乎要凝固，房间里流淌着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旋律，这是病床上那位老人亲自点的“送行曲”周围围坐着医生、护士，还有从地球另一端赶来的亲友，每个人的神色都肃穆到了极点。有人甚至已经开始在眼眶里蓄泪，这是一场被精心设计的死亡，血管里正流淌着致死剂量的戊巴比妥钠，按照医学流程，几分钟内，心脏就将停止跳动，就在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那个神圣而悲伤的终点时，老人突然睁开了眼。他并没有交代遗言，也没有流露恐惧，而是用一种近乎抱怨的英式幽默，对着正在滴注的药剂吐槽了一句：“Thisistakinganawfullylongtime！”（这玩意儿生效也太慢了！）原本死寂的房间瞬间破功，哭笑不得的声音在大伙儿嗓子眼里打转。这根本不是一场凄凄惨惨的葬礼，而是一位104岁的顶级科学家，对他人生最后一个实验项目的“差评”他是大卫·古德尔如果这一天他没有躺在这里，他应该正坐在电脑前审阅最新的植物学论文。很多人把“安乐死”理解为厌世，但古德尔显然不是，看看他的履历表：拥有3个博士学位，发表过100多篇论文，拿到过澳大利亚勋章，直到100岁，他还在坚持工作，被学界称为“不退休的头脑”。对于这样一个习惯了掌控数据、掌控逻辑、掌控环境的硬核科学家来说，生命中最大的侮辱不是死亡，而是失控，失控是从2016年开始的，那一年他102岁，供职的大学试图收回他的办公室，理由是出于安全考量。虽然最后保留了一个无薪职位，但这种被视为“过期资产”的感觉，大概就是社会性死亡的前奏，真正压垮骆驼的稻草，发生在2018年初，他在自己家中跌倒了，这在老年生活中并不罕见，可怕的是，因为独居，他在地板上整整躺了两天两夜。试想一下，一个曾经用脚步丈量生态系统的学者，像个损坏的物件一样瘫在地上，甚至无法爬向电话机，那48小时的地狱体验，让他完成了一次冷酷的理性计算：身体机能的折旧率已经跌破了底线，继续维持运转，是一笔负资产的买卖。但这事儿在当时的澳大利亚办不到，法律规定得很死板：只有仅剩半年寿命的末期病患，才有资格申请安乐死，古德尔面对着一个巨大的荒诞悖论：他不够病，也不够痛，他只是单纯地、不可逆转地老了，因为身体还算“硬朗”，法律反而剥夺了他体面退场的权利。于是，这位104岁的老人被迫当了一回“流亡者”。2018年5月2日，他拖着那副不再听使唤的躯壳，从澳大利亚珀斯机场出发，这不是旅行，这是一次悲壮的迁徙，他的目的地是瑞士，当时地球上唯一允许外国人进行辅助自杀的国家，先飞法国波尔多探亲，再转车去瑞士巴塞尔。你可以想象这趟横跨半个地球的折腾对一位百岁老人意味着什么，他用这张昂贵的单程票，把一个关于“身体主权”的尖锐问题，狠狠甩在了现代法律体系的脸上，到了瑞士，古德尔反而松弛了下来，他甚至把这场死亡变成了一次行为艺术。5月9日，也就是“预定关机”的前一天，他竟然召开了一场国际记者会，面对长枪短炮，他穿着印有“AgingDisgracefully”（老得不体面）字样的套头衫，当众哼唱起了《欢乐颂》他对记者说：“我不后悔，我很快乐”。那种松弛感，让人觉得他不是去赴死，而是要去度一个长假，当天晚上的“最后的晚餐”他彻底放飞了自我，去他的健康饮食标准，他点了高热量的炸鱼、薯条，配上一块起司蛋糕，在那一刻，卡路里和胆固醇都失去了威慑力，剩下的只有碳水化合物带来的纯粹快乐。5月10日上午11点40分，程序启动，瑞士的医生非常严谨，反复确认他的姓名、出生日期，以及是否清楚后果，古德尔回答得像在做学术答辩一样清晰：“我的心跳将会停止”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展现对细节的掌控。本来程序要求他亲手转动输液开关，但他的手已经无力完成这个精细动作，于是方案改为按下一个特制的按钮，在这个时刻，他没有犹豫，干脆利落地按了下去，紧接着，就是文章开头那一幕，伴随着贝多芬激昂的乐章，他嫌弃死神迟到了。两分钟后，医生宣告大卫·古德尔死亡，房间里的人们笑着擦干了眼泪，这大概是世界上最酷的一种告别方式：直到最后一秒，他依然保持着那个刻薄、幽默、清醒的自我，他没有被死亡带走，他只是不想玩了，主动按下了退出键。正如他在记者会上说的那样：“人过了五六十岁，就该有权决定何时离去”那一刻，巴塞尔的阳光很好，古德尔赢了。信息来源：界面新闻——澳洲104岁科学家赴瑞士安乐死：“活这么久我很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