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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一个深夜，周恩来刚躺床上，准备睡觉。警卫员关了灯，正要走出房间，总理突
1968年一个深夜，周恩来刚躺床上，准备睡觉。警卫员关了灯，正要走出房间，总理突然问：“你在我这里工作几年了？”1959年那时候，全国都缺粮，吃饭成了天大的事，周总理和邓大姐两个人本来一个月能分到52斤粮食，这已经算是高待遇了。可总理天天看到各地报上来的缺粮情况，心里难受，主动把两个人的口粮减到了25斤，一下子砍掉了一半多。为了让肚子不闹腾，周总理定了规矩：多吃粗粮，少吃肉和鱼，他还养成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吃完饭，拿菜叶子把碗底沾的油花和米汤擦得干干净净，再吃下去。饭桌上掉一粒米，就算他胳膊有旧伤弯起来费劲，也一定要捡起来吃掉，身边工作人员看得心疼，他却淡淡地说：“这比老百姓吃得好多了。”他对自己这么严格，对家人也一样，甚至成了一种“家风”。在淮安老家，周恩来的侄孙周佶小时候根本不知道爷爷是做什么的，直到1973年，十岁的他去北京看病，才第一次见到爷爷。那天，总理本来皱着眉，一看到孩子身上穿了条呢子裤，脸色一下子严肃起来。他担心是不是有人搞特殊照顾，身边人赶紧解释：这裤子是总理很多年前穿旧的，传给侄子周尔辉，尔辉穿破了，家里又拆洗翻面，改成了小孩裤子——一条裤子三代人穿，总理听完这才笑了，大手一挥说：“这就该是我们周家的传统。”在外交场合，周总理特别在意国家形象，甚至成了“打补丁高手”。他那三套中山装，是建国初做的，一穿就是十几年，长期伏案工作，右边袖子肘部磨出了洞，见外宾总不能穿破衣服吧？他就和裁缝商量了个办法：左边袖子同样位置也开个洞，两边一起打上一模一样的补丁，这样一看反而对称得像设计好的，只要不抬手，根本看不出来。可一到公私分明的事儿上，他又特别“计较”，一分一毛都不含糊。有一次，老战友龙飞虎从福州捎来一箱橘子，在老同志看来，这就是点土产，尝个鲜，但周总理为难了：退回去？路远会烂，还伤感情。收下？又违反自己的原则。最后他做了个决定：按市价两倍，给龙飞虎寄去50块钱，总理说得很直白：“多付点，让他长记性，下次就不送了。”这种“较真”贯穿了他的一生，在外面看戏，他坚持自己排队买票，连警卫员的票也自己掏钱；去学校食堂，吃了一碗茄子、一个馒头，甚至只是一碗开水冲的“汤”，也非要付钱，不给就不走；在上海招待党外人士，谈的是国家大事，结账时却用自己的工资。他不仅自己不占公家便宜，还定下规矩：身上随时带几百块“应急钱”，专门付这些私人开销。但这种“抠”，恰恰是因为他知道权力意味着什么。中南海西花厅那时候是座老房子，夏天返潮、地上冒碱，冬天漏风，工作人员心疼他，趁他出差悄悄铺了地板，换了新窗帘和沙发，结果总理回来一看，站在门口不肯进，板着脸问：“谁让你们铺张的？”直到把所有新家具全搬走，恢复原来的简陋样子，他才肯进门，就像1962年他去鞍山，当地安排他住新宾馆，他同样站在门口不进去，非要换地方。他对这种因权力而来的“享受”，始终保持着警惕，他天生就有一种警惕心，就像他拒绝用公款做新西装时说的：“这是国家的钱、人民的血汗，我下笔都觉得有千斤重。”这种“下笔千斤重”的敬畏，让他把整个七亿人口的大国都扛在了肩上，却把自己生活里该重视的，全都轻轻放下了。卫士高振普记得最清楚的，不是总理在国际场合有多风光，而是他那双脚——因为舍不得穿新鞋，总不肯换，每次有人想替他换双皮鞋，周恩来都拒绝，在他心里，一双鞋可以穿很久，但国家建设的钱，永远都紧巴巴的。直到1976年1月，这位一辈子都在“做减法”的总理，连最后一点“自己的东西”——他的骨灰，也撒向了山河大地，什么都没留下。就像邓颖超处理后事时说的：连亲戚来北京悼念，都觉得是种浪费，他们用最彻底的方式，为国家省下了最后一笔。看起来好像“小气”到了极点，其实是爱得没有边界，因为他心里装的是七亿人能不能吃饱，所以一粒米都不舍得浪费，因为他想让国家有面子，所以自己穿带补丁的衣服也无所谓，这就是周恩来的账本——一本算尽了国家的大事小情，却唯独忘了自己的账本。信源：人民网《周恩来廉洁自律的故事:几套衣服穿了10年》、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周秉德忆周恩来生活中如何厉行节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