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底，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华国锋郑重宣布:“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前安排，增选邓颖超同志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待下一次全会时予以追认。”此消息一出，现场一片哗然。 这份哗然里，有意外，更有发自内心的认同。要知道，这是十年动乱结束后首次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整个国家都在等待秩序重建的信号，而邓颖超的当选，恰好成了最振奋人心的答案。 没人质疑她的资格，只感慨这份任命来得太迟——早在1975年，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就提议她出任这一职务，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请毛主席批示同意，最终却因周恩来同志的坚决反对而搁置。 周恩来多次在任职、调级等事上“压低”她，邓颖超却从无怨言，一句“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尽显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 此时的邓颖超已72岁，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皱纹，却没磨灭那份骨子里的坚韧。1904年出生于广西南宁的她，12岁就立下“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誓言。 15岁投身五四运动，率天津女学生队伍冲锋在前，直至“被伤吐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中央苏区与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更拖着病体走完了万里长征。 抗战时期，她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难童，以国民参政员身份严正抗议反共罪行；新中国成立后，她牵头起草第一部婚姻法，那句“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的条款，将无数妇女从旧婚姻制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文革”期间，她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协助周恩来保护党内外干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抵制。这样一位把一生献给民族复兴事业的革命者，早已在人民心中树立起不可动摇的威望。 现场代表们的哗然，本质上是积压多年的敬意终于有了安放之处，是对正义与公道回归的由衷喝彩。会议最终顺利通过决议，正式任命邓颖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份迟来的认可，成了那个特殊年代里最温暖的注脚。 履职后的邓颖超，没有丝毫懈怠。当时国际社会密切关注中国的政治走向，她以副委员长身份扛起了对外沟通的重任，用两年多时间率团访问了缅甸、日本、法国等8个国家和欧洲议会。年逾古稀的她体弱多病，却每次出访前都详细研读被访国的历史文化，践行“谦虚和蔼，作风朴实”的十六字方针。 她上对外国元首，下对服务人员都一视同仁，坦诚真挚的风格让不少外宾感慨“她像周恩来总理一样明达而虚怀若谷”，更多人亲切地称她为“邓大姐”。 她的出访从不是简单的外交礼节，而是带着明确的使命——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变化，传递改革开放的决心，巩固和平共处的外交理念。那些年，她见过世界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各阶层人士，用积累多年的外事经验播下友好的种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国内工作中，她依旧牵挂妇女儿童事业，即便后来当选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不再具体分管工作，仍时常倾听基层妇女的心声，帮她们解决实际困难。 此后多年，邓颖超还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第二书记、全国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 1991年，她受邓小平同志委托致信张学良，邀请他回大陆省亲观光，为两岸交流架起桥梁。1992年她逝世后，人们整理遗物时发现，这位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一生廉洁奉公，没留下任何私人财产，只留下了《邓颖超文集》中那些饱含真理与深情的文字，以及遍布全国的思念与敬仰。 邓颖超的当选，早已超越了个人职务的变动，成为一个时代转折的象征。 它证明真正的威望从来不是靠职位堆砌，而是源于一辈子的坚守与奉献。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的岁月里，她挺身而出；在秩序重建、百废待兴的时刻，她勇挑重担。这样的人生，无需修饰便足以震撼人心。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