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年间，街角之上，烟馆一间挨着一间，那些曾经衣冠楚楚的士人、腰缠万贯的商贾、甚至高高在上的权贵们，如今却一个个躺倒在烟榻之上，面色枯黄、四肢无力。
而在角落的床榻边，女子们衣衫不整、娇态百出，任由烟客肆意摆布。
这里，是晚清社会鸦片馆最真实一面，面对如此局面，当时的清政府又该如何？
晚清之初，鸦片还是一种被严加管控的“药材”，主要用于上层社会调养身体、缓解痛症。
彼时的鸦片制成精致的药丸，储存在雕花玉盒之中，配以名医叮嘱，只能在皇室贵胄间悄然流传。
可后来，英国商人找到了这背后的商机，大批鸦片以茶叶和丝绸为幌子，从南洋船只中源源不断地涌入广州、上海、厦门港口，然后向内地民间渗透。
从宫廷民间，鸦片馆的装潢，早已不再是普通酒肆茶馆的寒酸模样，反而比肩那些官宦人家的雅集会所。
雕花的木榻、画梁飞檐、红绒垫子、精致的檀香烟具，这些门面功夫营造出一种错觉，来这里不是堕落，是享受。
也正是这些“讲究”，才最为可怕。
一位初入烟馆的新客，大多是先被这份表面的精致所打动。
他们躺在绣着“福寿”二字的红毯之上，耳边是清脆的弦音，眼前是温润的灯光与娉婷婀娜的侍女，他们吸上一口“芙蓉膏”，闭上眼睛。
随着毒素渗入脏腑，所谓的快感很快转化为依赖，再由依赖滑落为沉沦。
吸食者越陷越深，身体逐日枯槁，容貌迅速老去。
曾经英姿勃发的青年才俊，几月之间便变成骨瘦嶙峋、眼窝塌陷的病夫；那些风度翩翩的商贾老爷，也终日赖在烟榻之上，无心生意。
即便如此，这群人却仍觉得“这才是人生”，哪怕咳血、痉挛、形如枯槁，也要强撑着吸完最后一口。
更甚者，为了追求一时的“极乐”，不惜散尽家财、典当祖产，只为再换得一点“福寿膏”延续虚妄之梦。
彼时的鸦片烟，早已脱离了私人的范畴，请客吃饭、拜访长辈，若不送上一盒烟膏，反被视为失礼。
逢年过节，各家烟馆更是门庭若市，连读书人也借“烟熏神志以助文思”来自欺自慰，哪怕提笔写不出一句成章之句，仍痴痴倚榻，自诩“诗人醉态”。
男人们躺或半卧，有的已然昏睡，口角残留烟渍；有的还紧握烟枪，眼睛半睁半闭。
榻上的女子身形柔软得近似无骨，媚眼如丝，面上扑着厚重的胭脂，笑容却带着疲惫与麻木。
有人手里夹着烟枪，却不是为了自己吸，而是斜身趴在男客怀中，替其捏着烟膏，小心地填装、点燃，然后送到他嘴边。
男子眯着眼任她服侍，只吐出几声含糊的低笑，而女子的动作则柔若无骨，像是演练了千万次的舞蹈，只求换来男人一时的欢喜和多给的一点银钱。
更深的角落，有女客早已烟瘾发作，面容扭曲、双腿蜷曲，如虾一般躺在角落。
她一边颤抖着哀求烟膏，一边用指甲抓着自己的身体。
瘾发如狂，理智全被抽走，她们或曾是富家小姐，或曾为闺中佳人，如今却在这火燎烟雾中，变作只会讨好、媚笑的工具。
为了换得一管烟，不惜出卖身体，为人摆布。
男子之间，以谁带来的女子更貌美、谁吸的烟更纯、更贵为荣；女子之间，则以谁得客人偏宠、谁一天里服侍得最多人为傲。
他们本该是世间最鲜活的人，却在沉溺中彼此拉扯着下坠。
若说鸦片对一个人是慢性自毁，那它对一个国家，则是赤裸裸的掏空。
原本田间地头上挥汗如雨的庄稼人，也学起了城里人手持烟枪、卧榻吸烟的模样。
一旦成瘾，再也无人愿意下地干活，种田的变得萎靡不振，纺织的手无缚鸡之力，连码头的搬运工都走路打晃、提不起一袋米。
为了换取几块鸦片，不惜变卖农具、牲口，最终田地荒芜、人丁四散。
这还不算最可怕的，越来越多的农户被引导或逼迫着改种罂粟，因为相比费时劳力的五谷杂粮，这东西来钱快、收成稳，且有的是人高价收购。
于是那些良田，慢慢种了鸦片。
光绪年间北方数省大饥之时，竟有人家揭不开锅，不是因为田地太少，而是因为田里不种粮，只种花。
百姓饿得骨瘦如柴，却有人举家吸烟成风，这便是鸦片制造的现实。
而一旦天灾叠加，便再无回转余地，旱灾之年罂粟成灾，水患之后无粮可收，灾民遍地，哀鸿一片，而贩烟者仍腰缠万贯，坐看百姓流离。
英国人靠鸦片换银子，中国靠白银维系市场，结果就是白银外流，银根告急。
道光年间开始，市面银贵钱贱，再加上通货膨胀，百姓买米如买金，商贾买货成本翻倍。
鸦片走私的利润流入了洋商的腰包，却掏空了整个国家的货币系统。
而清政府对这一切几乎无力制止，只能在宫廷内紧缩开支，在民间加税征捐，最终令矛盾愈发激化。
本该守土有责的军队，也早已被鸦片毒害得骨软筋酥。
军营中烟枪成风，哨兵交接时烟瘾发作，宁愿抽上几口也不愿持枪值勤。
甚至在对战西方列强的战场上，有士兵抱着烟壶逃跑，甚至有将领临阵脱逃，只因烟未吸足，神智恍惚。
一支连战斗都懒得打的军队，拿什么抵御列强的炮火？一群瘾君子组成的卫兵，怎能守住疆土？
朝中大员吸烟成风，京城内官宦之家几乎无人幸免。
哪怕面对外敌入侵，兵临城下，仍有人先忙着藏好烟具，再慌张出逃。
若去看晚清时期的官方奏折，不乏“禁烟”、“戒烟”、“打击烟馆”的字眼，但这些命令犹如风过耳边，根本无法落地生根。
为何？因为下令之人本身便是烟客，因为基层执行官员靠收鸦片税养活衙门，因为连士绅百姓都已默认鸦片是生活的一部分。
禁烟最早并非始于清末，整个清朝后期其实都有在提及。但真正掀起波澜的，是林则徐。
1839年初夏，虎门海滩，风烈水急，林则徐身穿朝服，肃立在岸边。
身后是浩浩荡荡两万箱缴获的鸦片，堆积如山，无数百姓站在远处，目睹着那一箱箱“福寿膏”化为灰烬。
虎门销烟不仅震惊了国人，也彻底惹怒了背后靠鸦片牟利的英国商人。
随即而来的是炮舰的回应，第一次鸦片战争以“禁毒”为导火索，揭开了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的序幕。
林则徐被革职查办，禁烟风声随之转弱。
但他点燃的火苗并未熄灭，它暗暗在百姓心中埋下种子，即使权贵官僚再度与毒商勾结，即使大清朝廷再度软弱妥协，但民间反鸦片的力量，终究没有被扑灭。
几十年后光绪登基，彼时，鸦片之患已几近肆虐至不可收拾，连清宫之中也传出太监私藏烟枪的丑闻。
面对此景，清廷终于意识到，若再不斩绝鸦片，大清必亡无疑。
1906年，朝廷正式颁布《禁烟章程》，由恭亲王溥伟和大学士鹿传霖被任命为“钦差禁烟大臣”，全国禁烟运动随之全面铺开。
各省纷纷设立“戒烟所”，强制吸食者登记戒断，官员若染烟瘾则被免职，甚至连富商巨贾也难逃清查。
街头巷尾贴满标语：“禁烟如救火，毋贪一时欢。”
不少地方还设“劝善局”，鼓励百姓举报烟馆，有功者赏银加官。
这一时期烟馆开始陆续倒闭，烟商转行为市井小贩，街头的空气也终于不再总是焦臭扑鼻。
但旧势力仍在暗中抵抗，有官员阳奉阴违，有烟客贿赂执法者图一时安逸。
部分地区，鸦片交易仍然活跃，甚至以“药用”之名偷偷流通。
1908年，光绪皇帝亲自下诏，以十年为期，彻底根除鸦片。
清末的这一轮禁烟，虽未能完全肃清毒患，却是晚清政权为数不多的一次正义之举。
1911年，《海牙鸦片公约》正式签订，中国第一次以国家身份参与国际禁毒协定，条约明确限制鸦片输入，为中国赢得了一线喘息的机会。
林则徐的铁血一砍、恭亲王的密查督办、千千万万禁烟志士的奔走呼号，他们是那个沉沦帝国中，最不愿沉睡的一群人。
他们或被流放，或遭污蔑，或死于冷板凳之下，但正是他们，用行动保住了这个民族最后的一点清醒与尊严。
那一簇火光，也许微弱，但它烧出了中国人最后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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