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月1日傍晚，日内瓦湖面仍裹着湿冷的春意，周恩来下榻的旧式酒店里却透出温暖灯火。会务人员低声提醒：“卓别林先生已经从沃韦出发。”一句话，让会议紧绷的气氛添了几分期待。

此前五天，围绕朝鲜停战与印度支那问题的辩论一波三折。周恩来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下了场却决定抽出一晚，见见那位用镜头嘲弄强权的英国老人——查尔斯·卓别林。对他而言，这不单是一场饭局，更是一种礼遇，一抹难得的轻松。

卓别林此刻坐在驶向日内瓦的黑色雪铁龙里，远山上还残留皑皑雪线。司机按捺不住好奇问：“先生不累吗？”老人用带着鼻音的法语回答：“能见到中国总理，比拍一部新片还刺激。”1949年后，他一直关注着东方那场翻天覆地的变革。

外界眼中，卓别林与政治新闻同框似乎格格不入，可命运早已把他推到风口浪尖。1940年《大独裁者》上映，他顶着纳粹威胁开炮；1947年，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步步紧逼，他的签证被吊销，1952年被迫迁居瑞士科西耶，时年63岁。若不是这些坎坷，他也许不会和周恩来在异国湖畔相对而坐。

宴会准备得极雅致：木雕壁炉旁摆着景德镇粉彩瓶，圆桌中央是一束白色香石竹，烤鸭、扒羊排、豆豉鲈鱼依次排开，压轴的是两坛坤沙茅台。周恩来特意叮嘱翻译：“不必刻意拘谨，老朋友而已。”他向来懂得用细节化解距离。

脚步声在走廊回响，穿燕尾服的卓别林出现了。周恩来起身迎上前，先伸手，又轻轻点头致意。卓别林微微弯腰，带着孩童般的兴奋：“Premier Zhou， it is my honor！”周恩来笑道：“欢迎来到日内瓦，也欢迎您将来去北京看看。”两人相视而笑，仿佛多年故交。

入席后，周恩来第一句话便提到《城市之光》。他说，这部影片里那个搬不开社会重负却依旧卖力逗笑的小人物，让无数中国观众落泪又破涕为笑。“底层人的尊严，本不该被践踏。”这句话让卓别林眼眶微红。那是他年少在伦敦雾气里讨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拒绝在好莱坞妥协的理由。

44年前，1910年11月，年仅21岁的卓别林第一次横渡大西洋登上纽约港口；44年后，他在瑞士的木屋里靠近壁炉写信，回绝了好莱坞制片厂的高额合同。他说自己更想给孩子们讲故事，而不是给审查官递台词。命运兜兜转转，把他带到这一桌中国佳肴前。

谈话很快跳出电影本身。周恩来简要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与三年解放战争的急进：1949年10月，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延安的土坯房里传来爆竹声，贫民窟出身的战士流着泪说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卓别林听得连连点头：“这一幕，一定比任何银幕都壮阔。”

烤鸭上桌，侍者递来薄如蝉翼的荷叶饼。卓别林第一次尝试，用筷子笨拙地卷起鸭皮，不小心掉了一片，惹得全桌轻笑。气氛就在这无心的小失误里融化。随后他起身，比划了几秒经典的“鸭子步”，颤颤巍巍却依旧灵动，赢得掌声。

桌上两瓶茅台酒散发酱香。周恩来举杯：“这是贵州仁怀的老酒，窖藏二十年。”卓别林啜一口，眉毛瞬间挑起，“Intoxicating and gentle！”说罢抬手指向酒瓶，小心翼翼地问：“能送我一瓶吗？”这句诚恳又带些顽皮的请求逗乐了所有人。周恩来爽快点头，让工作人员准备木盒包装，还附送一只雕花酒盅。

不大的餐室里没有外交辞令的锋芒，更多是彼此欣赏。卓别林提到自己早年对马克思著作的兴趣，他相信艺术与社会关怀不可分离；周恩来说，中国电影刚刚起步，需要那份“帕萨迪纳阳光下的幽默感”去触摸人民的笑与泪。双方很快谈到合作的可能性。

夜色浓重，窗外的湖水一寸寸暗下去。临别时，周恩来把刚收录的中国民歌唱片亲手交给卓别林。另一边，卓别林怀里紧抱那瓶茅台，仿佛小孩得了新玩具。站在门廊，他忽然回头大声说：“等我把它带回去，我们一家人先干杯，再开始写新剧本。”

五月的夜风吹动旗帜。第二天，日内瓦会议继续，谈判桌上火药味不减；而在沃韦湖边，卓别林却拿起钢笔，给长子写下简短一行字：“昨晚结识一位真正的绅士，一位来自东方的大国总理。”

一顿饭，换不来立即的世界和平，却让两位经历了不同苦难的长者彼此惺惺相惜。1954年的日内瓦，把银幕与外交、艺术与革命、茅台与红酒放在同一张桌上，留下茶余酒后的佳话，也留下那句质朴而永恒的请求：“能送我一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