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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开打，毛主席在延安调兵遣将，很多元帅大将都被派到各大战场。徐向前却没有任
解放战争开打，毛主席在延安调兵遣将，很多元帅大将都被派到各大战场。徐向前却没有任务，他找毛主席说主席，还有我呢。毛主席笑着说，你先别急，阎锡山是你的老乡，只能交给你去对付。1901年，徐向前出生在山西五台县永安村，原名徐象谦。家境困难使他很早便尝到生活艰辛，十几岁时曾到杂货铺当学徒，后来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毕业之后，他在阳曲、五台一带教过小学，因为经常向学生讲述爱国救亡的道理，两次被校方辞退。1924年，徐向前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那时的他身材清瘦，不善言谈，在一群锋芒外露的青年军人中并不显眼。军校训练给了他系统接触近代军事知识的机会，也让他开始真正走上军旅道路。1927年3月，徐向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转战海陆丰，后来被派往鄂豫边地区工作。短短几年间，他从基层指挥员成长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组织指挥黄安、商潢、苏家埠等战役，在兵力、装备并不占优的情况下多次取得胜利。1933年至1934年，他又率部挫败敌军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围攻，积累了指挥大兵团连续作战的经验。抗日战争爆发后，徐向前担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转战晋东南、冀南，又到山东统一指挥多支抗日武装。1940年返回延安后，他被受惊的马踢伤左腿，胫骨骨折，卧床治疗半年多。1944年，他又因肋膜炎住院，身体一直没有恢复，连党的七大也未能到场，只能长期休养。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党中央安排伤病人员撤离延安，徐向前先到绥德。他到达不久便提出重返部队，随后获准前往太行地区，一边治疗，一边准备承担军事工作。1947年6月，他正式出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当时，全国战局已铺开。中央机关虽然身处陕北，却依靠电台掌握各战略区动态，统一协调前线行动。刘伯承、邓小平率主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后，晋冀鲁豫军区留下来的兵力数量有限，装备也不算好，既要守住根据地，还要打开山西南部局面。这个任务落到了徐向前肩上。1947年下半年，刘邓大军南下后，徐向前主持军区军事工作。他把留下来的第8纵队、地方部队重新组织起来，并协同西北野战军一部发起运城战役。运城位于晋南，是阎锡山部控制南部地区的重要支点。运城被攻克后，临汾成为晋南最大的国民党军据点。1948年3月7日，临汾战役打响。城内守军约2.5万人，城墙高达15米，部分地段厚度超过30米，外围还布置了据点、壕沟、地堡和纵深阵地。我军缺乏重炮，若在开阔地带反复冲击，伤亡会很大。徐向前没有急着强攻，先让各部清除城外据点，再集中兵力夺取东关，为接近主城创造条件。5月17日傍晚，两条装满炸药的坑道先后起爆，临汾东城墙被炸开两个缺口。突击部队迅速登城，经过激战控制城区。第二天，历时72天的临汾战役结束，晋南获得解放。战后，第8纵队第23旅被授予“临汾旅”荣誉称号。临汾刚刚打完，部队还没来得及充分休整，徐向前便开始筹划晋中战役。阎锡山为保住太原，需要从晋中平原征粮，又组织机动部队沿铁路、公路活动。敌军约有13万人，徐向前手中的部队只有6万多人，武器和运输条件也处于下风。徐向前判断，敌人出城抢粮，正好失去坚固据点的保护。他先命吕梁军区部队在西侧佯动，调走敌军主力，再让第8、第13纵队从东南方向突然出击。敌军回援途中，交通线被切断，多支部队被分割。解放军不与敌军在坚固城镇正面消耗，而是在平原上反复调动对手，抓住孤立部队集中围歼。晋中战役结束后，太原成为孤城。1948年7月，徐向前担任太原前线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组织太原战役。长期劳累使他的肋膜炎和其他旧病同时发作，身体十分虚弱，许多时候只能躺着听取报告，再让参谋把命令送往各部队。即便如此，他仍坚持留在前线。1949年3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新的太原前线司令部和总前委，由徐向前统一指挥参战部队。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入太原，阎锡山苦心维持多年的统治体系随之瓦解，山西全境获得解放。从1947年到1949年，徐向前连续指挥运城、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约25万人。太原解放后，徐向前的健康状况已经无法支撑继续率兵远征。他辞去前线职务，到青岛治疗。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由于身体尚未康复，没有正式到岗，具体工作由聂荣臻代理。1955年，徐向前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此后，他长期参加军队和国防建设工作，曾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84年，他开始出版回忆录《历史的回顾》，把几十年征战中的经验、教训和大量军史细节留给后人。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
中国革命能成功，绝对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功劳，是千千万万先烈和英雄一起拼出来的，这
中国革命能成功，绝对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功劳，是千千万万先烈和英雄一起拼出来的，这是实打实的事实，可要是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就算再多英雄、再多先烈拼命牺牲，也换不来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更是绝对的真理。据民政部门的公开资料证实，从革命战争年代算起，全国大概有2000万名烈士为国家和民族捐躯。这其中，留下名字、在各级政府名录里能查到的，仅仅只有190万左右。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有1800多万烈士，连个名字都没留下，宛如一缕青烟一样消失在历史的风云深处。去看看湘江战役的旧址就全明白了。那是红军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道生死关。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将士完全是用血肉之躯在死拼。新圩阻击战打得天昏地暗，红五师浴血奋战三天两夜，伤亡两千多人。级别高一点的军官，像参谋长、团长、副团长，几乎牺牲殆尽。在光华铺，红十团团长沈述清被子弹击中，倒在阵地上壮烈牺牲。上级立马命令杜中美顶上，接任团长。结果就在同一天，杜中美也壮烈捐躯。一天之内，一个团连折两任团长，营以下的干部大部分战死，基层战士更是成片成片地倒下。当时的惨烈程度，哪怕是今天读着冰冷的史料，都让人觉得喘不过气。还有那些倒在长征路上的普通红军。过草地的时候，前头部队走过的泥沼里，到处是牺牲的战友遗体。很多战士哪怕咽气了，身体还保持着向前爬行的姿势，最后硬生生成了后续部队前进的悲壮路标。贵州遵义有一座家喻户晓的“红军坟”。当年红军撤离时，二营卫生员龙思泉为了给当地老百姓看病掉队了，最后下落不明，其实是被敌人残忍杀害。老百姓感念他，偷偷把他掩埋，年年虔诚祭奠。像龙思泉这样的人太多了，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个让穷苦人翻身的朴素念头，就把最宝贵的生命留在了异乡。没有这些硬骨头，没有这些心甘情愿去挡子弹的人，中国革命连第一步都迈不出去。然而，血肉之躯构筑了底座，大脑一旦出了大问题，底座再坚实也要崩塌。红军长征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将士们依旧不怕死，依旧往前冲，可为什么打得那么憋屈？为什么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6千多人，过了湘江就锐减到只剩下3万多人了？问题出在指挥塔上。当时掌握最高指挥权的是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这两人完全脱离中国实际，不懂游击战和运动战，只知道照搬外国教材，和优势敌人死打硬拼。在湘江战役使红军濒临绝境时，“左”倾错误领导人面对重挫毫无应对之策。当时的领导人眼看着部队损失惨重，精神近乎崩溃，一筹莫展。在行军路上，博古甚至掏出手枪朝自己瞎比划，被身边的聂荣臻一把拦下，严厉警告他不要开这种危险的玩笑。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将士们满腔热血，硬生生被错误的路线带进了敌人的铁桶阵。关键时刻，这支陷入绝境的队伍太需要一个清醒的大脑，一个能看透大局的领路人。随着长征一路走，部队内部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呼声越来越高。到了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终于被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那以后，这支被打得疲惫不堪、险象环生的队伍，就像突然开了天眼一样，奇迹般地起死回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历史细节：苟坝会议。当时红军刚在遵义附近喘了口气，情报说有个叫打鼓新场的地方，守军只有一个师。中央大多数负责人都赞成去打，觉得可以捏个软柿子。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他看着地图分析得极为透彻，打鼓新场四周都是敌人的重兵，只要枪声一响，红军立刻就会陷入四面合围的口袋阵。开会的时候，毛泽东据理力争，全场依然没人支持他。换作一般人，可能就放弃了。但毛泽东没有。散会后，半夜三更，夜不能寐的他提着一盏马灯，走过几里坎坷的夜路，去敲周恩来的门，把危险掰开揉碎了分析，终于说服了周恩来。第二天重新开会，加上截获的新电报证实了敌人确实在往打鼓新场迅速集结，大家这才如梦初醒，紧急撤销了进攻计划。就这半夜提着马灯走夜路的举动，硬生生把红军从万劫不复的悬崖边上拉了回来。如果那场仗真打起来，红军仅剩的这点家底可能就彻底全军覆没了。随后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四渡赤水。这套运动战打得出神入化，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川黔滇三省的万水千山间纵横驰骋。白天大张旗鼓地渡河，把敌军的主力全吸引过去，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连国民党将领都哀叹，完全摸不清红军到底要干什么。之前是步步挨打，换了统帅，立马变成了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这就叫化腐朽为神奇。同样的队伍，同样的枪杆子，因为指挥大脑变了，一盘死棋彻底走活了。历史从来都是客观而公允的。一砖一瓦建起新中国的，是那倒在血泊里的2000万革命先烈。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真正的英雄。任何时候谈论胜利，都绝对不能忘记那些在绝望中依然端起刺刀冲锋的无名之辈。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一支队伍必须要有灵魂。这个灵魂，就是毛泽东同志那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深远战略谋略。他把将士们一腔热血的牺牲，转化为了通向最终胜利的踏脚石，避免了更多无谓的流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