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

十八日晚，崇祯皇帝朱由检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也称万寿山，今北京景山），远望着城外和彰义门一带的连天烽火，只是哀声长叹，徘徊无语。

十九日凌晨，起义军从彰义门杀入北京城。然后崇祯皇帝手执三眼枪与数十名太监骑马出东华门，被乱箭所阻，再跑到齐化门（朝阳门），成国公朱纯臣闭门不纳，后转向安定门，此地守军已经星散，大门深锁，太监以利斧亦无法劈开。此时大火四起，崇祯皇帝重返皇宫，城外已经是火光映天。天色将明，崇祯皇帝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崇祯皇帝说：“诸臣误朕也， 国君死社稷 ，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最后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死时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时年33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

取代崇祯皇帝的是一位头戴白毡笠、身着蓝箭衣的陕北汉子——李自成。然而，谁曾想，他坐在龙椅上的时间仅有短短四十二天。

历史长河中，农民起义如潮起潮落，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为何独独李自成，这位差点一统江山的起义领袖，背负了最为沉重的历史骂名？

万历末年，大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土地兼并严重，赋税繁重，加上连年灾荒，百姓生活困苦。万历四十四年，山东、河南等地大旱，蝗灾肆虐，饥民遍野。朝廷虽有赈济，却是杯水车薪。

陕北地区尤为严重，这里土地贫瘠，气候干旱，农民收成微薄。天启七年，陕北澄城知县张斗耀在灾荒之年仍然强行征税，激起民变。王二率领数百饥民冲进县城，杀死知县，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此时的李自成，还只是银川驿站的一名普通驿卒。万历三十四年出生在陕西米脂县的他，童年给地主放羊，青年时在驿站工作，原本与造反毫无关联。

然而，崇祯元年，朝廷为节省开支，大规模裁撤驿站，李自成失去了工作。同年，陕西灾荒，他的家庭也陷入困境。在欠下当地举人艾诏的债务后，李自成被控告入狱。出狱后，他杀死艾诏，投奔了当时的起义军领袖王左挂。

明末农民起义并非始于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等十几支起义军已活跃多年。李自成最初只是高迎祥部下的一个队长，因勇猛有谋略，被称为“闯将”。

崇祯九年，高迎祥被俘牺牲，李自成被推举为“闯王”，从此成为明末农民军的主要领袖之一。此时的明朝，外有后金军队不断骚扰，内有起义军此起彼伏，已然岌岌可危。

李自成能够从众多起义领袖中脱颖而出，自有其过人之处。与张献忠等其他领袖相比，他更懂得收拢人心，更有政治远见。

崇祯十三年前后，李自成在河南提出了“均田免赋”的口号，这一政策立刻吸引了大量流民加入。当时民间流传着“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起义军队伍迅速壮大。

与此同时，李自成严明军纪，规定不得滥杀无辜，不得强占民女，这与明军的烧杀抢掠形成鲜明对比。他还重视知识分子，吸纳了牛金星、宋献策等士人加入，为起义军出谋划策。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占洛阳，杀福王朱常洵，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声望达到顶峰。此后，他一路势如破竹，于崇祯十七年三月攻入北京。

然而，进入北京成为李自成事业的转折点。大顺军进城后，军纪开始败坏。部分将领沉迷享乐，士兵也开始骚扰百姓。更为致命的是，李自成对明朝旧臣进行“追赃助饷”，通过酷刑逼迫他们交出财产。

这一举措虽然短期内获得了大量财富，却彻底失去了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当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时，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匆匆撤离北京，从此一蹶不振。

永昌二年，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武装袭击身亡，时年三十九岁。一代闯王，就这样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胜枚举。最早可追溯到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之后有东汉的黄巾起义、唐朝的黄巢起义、北宋的方腊起义、明朝的唐赛儿起义、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等。这些起义领袖中，有的在历史上形象相对正面，如黄巢被誉为“冲天大将军”；有的则毁誉参半，如洪秀全。为何独独李自成承受了最多的骂名？

与黄巢相比，李自成更有机会建立稳固政权。黄巢起义虽然也曾攻占长安，但很快败亡。而李自成则灭亡了明朝，有机会一统天下。正因如此，他的失败更让人扼腕，也更容易被指责为“无能”。

与朱元璋相比，李自成缺乏建国之才。朱元璋从农民起义起家，最终建立了延续近三百年的明朝。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仅存在了短短一年有余。这种对比使得后人评价李自成时常带有“恨铁不成钢”的情绪。

与同一时期的张献忠相比，李自成的军纪原本更为严明。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行为已遭历史谴责，而李自成最初是以“仁义之师”的形象出现的。正因如此，他进入北京后的军纪败坏更让人失望。

历史上对农民起义的评价，往往取决于他们是否最终成功建立稳固政权。成功者如朱元璋，被赞为“顺应天命”；失败者如李自成，则容易被贬为“流寇”。李自成恰好处于这种历史评价体系的尴尬位置——他成功了，却又失败得太快。

李自成之所以在历史上遭受如此多的骂名，原因是多方面的。

他背负了导致明朝灭亡的责任。在中国传统史观中，朝代更迭本是天命所归，但明朝的灭亡却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如果没有李自成的起义，明朝或许能够集中力量对抗后金，不会两线作战而亡。

因此，李自成被视为导致华夏沦陷的罪人。这种观点在清初尤为盛行，清朝统治者乐于将明朝灭亡的责任推给李自成，以减轻自己“取天下于流贼而非明朝”的道德负担。

李自成失去了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历史是由知识分子书写的，而李自成对明朝官员的迫害，使得他在史书中的形象极其负面。

《明史》由清朝编修，对李自成的描述自然充满贬斥。而民间文人的笔记、小说，也大多受这些官员影响，对李自成极尽丑化之能事。

李自成的失败过于迅速和彻底，这成为后人嘲笑的话柄。他在北京的四十二天，被描绘成一场闹剧。大顺军进城后的军纪败坏，以及在山海关的惨败，都成为他无能的证据。

相比之下，其他农民起义领袖，要么如朱元璋一样成功建立新朝，要么如黄巢一样迅速败亡，都不像李自成这样，曾经无限接近成功，却又一败涂地。

李自成还被指责为缺乏远见，未能团结各方力量。他未能及时招降吴三桂，也未能有效抵抗清军，这些决策失误都成为后人批评的焦点。

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或许应该以更客观的视角看待李自成和他的失败。

李自成的起义并非偶然。明末土地高度集中，赋税繁重，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即使没有李自成，也会有其他人揭竿而起。

李自成能够从众多起义领袖中脱颖而出，必然有其过人之处。他的“均田免赋”政策切中时弊，他对军纪的要求也显示出他的政治远见。他的失败，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必然。

明朝末年，内忧外患交织，无论谁接手这个烂摊子，都面临巨大挑战。北方的后金政权兵强马壮，南方的明朝残余势力仍然强大，加上连年天灾，新政权很难在短时间内稳定局势。

李自成缺乏足够的时间来巩固政权。从崇祯十七年三月进京到四月败退，他真正掌控北京的时间只有四十余天。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既要安抚民心，又要整顿军纪，还要应对各方威胁，实在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李自成团队的局限性也注定了他的失败。他的核心团队大多来自社会底层，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虽然吸纳了一些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在决策中的影响力有限。与朱元璋的团队相比，李自成身边缺乏刘伯温、李善长那样的大才。

历史不能假设，但有时不妨思考：如果李自成能够更妥善地处理与吴三桂的关系，如果他能更有效地约束部下，如果他能更快速地稳定北方局势，历史是否会不同？

其实，历史上对李自成的评价也经历了多次变化。

清初，官方和民间对李自成的评价几乎一致负面。清朝需要将自己塑造成替明朝报仇的正义之师，因此极力丑化李自成。而明朝遗民也痛恨李自成灭亡明朝，导致清军入关。

清代中期，随着时间推移，对李自成的评价开始有所缓和。一些史学家开始客观分析明末社会矛盾，认为农民起义是官逼民反的结果。李自成作为起义领袖，其行为有其合理性。

清末革命党人更是将李自成视为反抗封建统治的英雄。孙中山等人曾多次引用李自成起义的例子，鼓励民众推翻清朝统治。这一时期的李自成形象有了明显提升。

1949年后，大陆史学界对李自成评价普遍较高。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更是将这一趋势推向高潮，把李自成塑造成英雄。

后来史学界对李自成的评价趋于多元化。既肯定其反抗封建压迫的积极意义，也客观分析其失败的原因和局限性。不再简单地将李自成标签化为“英雄”或“流寇”。

在民间，李自成的形象则更为复杂。在他的家乡陕西米脂，他被视为地方名人，有关他的传说广为流传。而在北京等地，由于他曾是明朝的终结者，人们对他的感情则颇为复杂。

这种评价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人们对历史的不同理解。李自成已不再是一个简单历史人物，而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承载着各种历史记忆和价值判断。

李自成是一个悲剧人物，他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无数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农民，也代表了他们难以突破的历史局限性。

当我们回顾那段历史，不应简单地唾骂或赞美，而应理解那个时代的复杂性，理解李自成们面临的困境和选择。

我们或许应该少一些道德批判，多一些历史理解。在明末那种天灾人祸交织、内忧外患并存的复杂环境中，任何历史人物都难以轻松应对，李自成也不例外。

历史从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叙事，而是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复杂图景。李自成的故事，正是这幅图景中最为引人深思的片段之一。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李自成只是一位匆匆过客，但他留下的思考，却跨越时空，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