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道周，聊一聊“清官”的话题。周末纯瞎聊。Get不到的地方，欢迎象友们评论区讨论。

老祖宗骨子里有一个“情结三件套”——明君、清官，还有侠客。

往正能量的导向说，明君代表了完善的社会顶层设计，清官和侠客代表了白黑两道正义秩序。

但凡有所作为的帝王，历史在落款写评语时，必定会把“整顿吏治”放在第一条。肃清吏治，基本上是盛世的标配，百姓对封建官僚体系最大的期许。

可当你翻开《老残游记》时，作者刘鹗对“清官”却有着另一番评价：

贪官可恨，人人可见；清官尤其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脏官贪钱贪色贪物，脏官之脏，脏在明面，有办法可以制止，大不了抓得抓、杀得杀。可是清官呢？他贪名，这就隐蔽了，有时候为了个人名声，容易误人性命，误了国运。

黄道周就是这样一位“清官”，一个晚明版的“海瑞”。

他和海瑞的人生副本高度相似，海瑞是海南琼山人，黄道周是福建漳州人。海瑞是四岁丧父，黄道周是十四岁丧父。

两人的科举之路走得都相当坎坷。海瑞一生没考上进士，黄道周是考到三十八岁，终于进士及第。

论出道时间，黄道周跟海瑞比，就没有任何优势。嘉靖时期，明朝好歹还有抢救的必要。黄道周出道是天启二年，魏忠贤正红得发紫，满朝文武清一色围着魏大公公马首是瞻，魏大公公的驴蹄子快被舔冒烟了。

黄道周出道后，碰上了一位CP——兵部侍郎袁可立。

袁大人是一条硬汉，满朝文武就他不买魏忠贤的账。

巡抚登莱期间，因帝国两京十三省都在给魏公修生词，就他登莱不修。这一下，惹恼了魏忠贤，阉党獠牙各种上疏构陷袁可立。天启七年，袁大人从京师卷铺盖走人。

作为袁可立的门生，黄道周紧步后尘，被魏忠贤扒了官服。

崇祯登极后，办了魏忠贤，起用了一批曾被阉党霍霍的臣僚，黄道周在征召名单之中。

崇祯三年，袁崇焕被杀，没有一人敢说一句公道话。

黄道周迎来了人生第一个“名场面”——“一日三疏”。一天上了三道奏章，替袁崇焕鸣不平。

这一操作，看起来很炫酷，实际伤害不到二百五。崇祯弹指一挥，黄道周连降三级。

从这起，黄道周进了崇祯的黑名单。一直在候补的位置上，一动不动。

见仕途无望，黄道周一封辞职信递了上去。

崇祯闻讯，大喜。可当崇祯打开辞职信，准备签字时，发现信里夹了一份奏章——《小人勿用疏》。

这份《小人勿用疏》跟海瑞的《治安疏》“举朝之士皆妇人也”有的一拼。

黄大人对阁臣周延儒、温体仁等阁臣进行了痛批，劝谏皇上“亲贤臣，远小人”。

崇祯一朝，谁都可以骂，唯独温体仁不能骂。

崇祯在位十七年，用了十九任（十七位）首辅，平均九个月换一任，唯独温体仁辅政八年屹立不倒。

你说骂谁不好，单单骂温体仁，人家跟崇祯是穿一条裤子，尿在一个壶里。

这一骂，摊上事了！想辞职？没门，直接革去功名，削为庶民。

黄大人的仕途第二程，到站了。

停职反省四年，崇祯忽然想起黄道周的好，感觉这人不坏，就是逆上，嘴巴太犟。思量再三，又把他召回京师。

这一次回朝，给黄道周留下了巨大的政治污点——赶上杨嗣昌入阁，明清议和。

黄大人听到“议和”，彻底绷不住了！弹劾杨嗣昌私下议和，妄图与后金勾兑。

这场平台诏议火药味十足，把当时在场的臣僚给吓傻了。史书记载：

观者莫不战栗。

很难得的是，崇祯和皇太极都对议和有着强烈的愿望。按理说，这是造福双方臣民的一件好事。

六月，双方互派使臣会商。八月，事就谈拢了。皇太极在建州静待崇祯签字盖章的好消息。

左等右等，等到十二月，迟迟不见明朝回信。在多尔衮的刺挠下，皇太极烦了，发动了“戊寅入关事件”。

为什么本来已经谈好的事，拖了四个月不见回信？

黄道周从中作梗阻挠，破坏这一次明清和议，黄大人居功至伟。

当时，黄道周反对议和近乎癫狂的状态。

黄杨平台争论时，崇祯气得大骂黄道周“一生学问只办得一张佞口”。

黄道周回骂崇祯“忠佞不分，邪正混淆”。

崇祯杀了他的心都有，但鉴于他的清流之名，杀了怕造成舆论风暴，仅仅是打了八十板子，贬到广西。

在广西反省了四年，崇祯十五年，黄道周第四次回到京师。

这一次，他是带着万念俱灰回来的。回朝第一件事是递交了辞职信，崇祯没有为难他，秒批同意。

谁也没想到，君臣此别，就是天人永隔。离开京师不到两年，崇祯帝亡国身死。

此后，黄道周辗转当过弘光礼部尚书、隆武兵部尚书。最后在“明堂里”之战，黄道周被俘殉国。

气节方面，黄道周没得说，面对大势已去的弘光和隆武政权，他顶着一个空头兵部尚书，回乡募兵抗清。

最后以身殉国，实现了他“忠臣、圣人、民族英雄”的士大夫终极理想。

可是，可是。

你黄道周不单是一个知识分子，你还是一个臣工，一个政治家。

你的使命是辅佐皇帝治国救国，不是撺掇皇帝当愣头青。

对当时的明朝和崇祯而言，杨嗣昌、陈新甲主张的“和谈”是唯一的最优解。

政治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能打则打，不能打则和。

当年的汉唐宋三朝明君圣主都这么干过，你黄道周饱读诗书，怎么能凭借满腔热血带头反对议和呢？

退一步讲，南宋为什么能够偏安一隅152年，其实就是从北宋开始，始终认识现实，拿钱买和平，为自己争取发育时间。

争取这个时间，包括了两个方面。

一是把内政搞起来，把兵练出来，把赋税收上来，猥琐发育，待时而动。

二是“胡无百年运”。历史无数次证明，游牧和渔猎文明最终的命运是走向汉化。

一旦后金像他们老祖宗女真一样走向了汉化，四书五经读起来，茶道喝起来，瓷器玩起来，书法绘画练起来，等这股野蛮劲被消磨软化后，再凭借江南富庶的经济优势跟你干。其代价和风险远比当时硬干蛮干要小很多很多。

这是我非常不认可黄道周的地方。

与黄道周同时代的还有两位晚明英雄——刘宗周、史可法，从我个人角度理解，对他们的主流评价，是保留观点的。

黄道周被俘就义、刘宗周绝食而死、史可法城破殉国。如果只看着一点，他们确实够爷们，但是“殉国当英雄”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出路，甚至是最坏的解法。

代价太大了。

先不说逼死了崇祯，害死了明朝。清军入关后，制造的江南大屠杀，是不是他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明朝南渡的，可以在山东河北阻挡后金。山东河北挡不住，就以长江天堑，划江而治。陆战，后金无敌。但水师，大明绝对是祖师爷。

最后，弄了这么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无语结局。

后人评价这些人时，制造了一个思维误区：以身殉国，罪减一等。

可是，你们不是力挽狂澜的人，非要掺和“力挽狂澜”的活，最终把事办砸了，置天下苍生于水深火热。

这才是清官贪名的危害之处。

——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一场“误国”下来，能抵得上多少脏官的危害。

“以身殉国，罪减一等”本身就是一句诡辩，这不就是市井小民常说的“好心办了坏事”吗。

本来是还不算太坏，结果办成了人间炼狱，光有好心有什么卵用？

救人者，可谓圣人。以身殉节者，也可以称为圣人吗？

这就有一个争议——到底是苍生人命重要，还是儒家所谓的个人气节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