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名将李兆麟因揭露国民政府的腐败而被暗杀，主使者沦落风尘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28日拂晓，东北民主联军根据总部命令进驻哈尔滨，并全歼了在哈尔滨的国民党守军。

要知道当时国共双方正在和谈间隙，况且当时在东北的国军已经占据一定优势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为何对哈尔滨展开军事行动呢？

事实上，我军突然对哈尔滨展开军事行动，完全是哈尔滨民众自发请愿，要求我军进驻，并驱逐在当地的国民党军的。哪怕是后来，东北民主联军在国军咄咄逼人态势下不住后退，中央已经同意东北局在必要时刻放弃哈尔滨，但我军自始至终坚持在这里，没有后退一步。一直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哈尔滨一直是我东北解放区的首府。

之所以如此，是和李兆麟（1910年11月2日——1946年3月9日）将军遇害有关。

李兆麟原名李超兰，宣统二年十月初一寒衣节（1910年11月2日）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市烟台区（今灯塔市）后屯村。源于李兆麟的父母也都是开明之人，且为进步人士，所以他也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可谓革命思想的启蒙也是源自于父母。

李兆麟的有个姨夫名叫张一吼，原本是东北军中的一个营长。后来遇上所在部发生哗变，无辜被革职后就离开了部队，和共产党有了接触后，甘愿加入到了地下党组织。所以，李兆麟也因此得知了共产党。

李超兰

民国十八年（1929年），18岁的李兆麟投身革命，21岁加入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他听命于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胡乔木之命，从北平回到东北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并随之组建了抗日义勇军。

他虽然不是军校出身，可他很擅长领兵打仗。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8月，已经是辽南地区抗日斗争中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他，以领兵指挥义勇军攻打沈阳打响了名号。次年，他协助赵尚志创建了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并组建了抗联第三、第六军，使得当地抗日力量逐渐扩大。

随后，他还领导了北满抗联部队翻越小兴安岭进行西征，在松嫩平原一带同日伪军展开了数百次作战。据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统计，光是率领第三路军，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至12月期间在伪“北安省”与日伪军展开的大小作战次数，就多达276次。所以，李兆麟所率领的第三路军同杨靖宇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在当时的东北被并称为“满洲国治安整顿之癌瘤”。

李兆麟平日也很注意积累和总结经验，经常会提出建立新的军事据点，根据山区地理形势

改善游击战术。到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苏联对日宣传后，他还同周保中一起，领着抗联教导旅配合苏军和八路军反攻东北。两股力量协同作战，一开始就拿下了57个战略要点，为后续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打下了扎实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从他回东北组建义勇军展开抗日斗争的同时，他就已经在大力发动群众，建立“反帝大同盟”“农民大同盟”“穷人会”等等。所以当中苏反攻进入东北，中共中央派遣的干部还未到岗时，他成了众望所归的主要干事。

李超兰

在他的建议下，抗日联军驻哈尔滨办事处很快就成立了，并由他担任党政一把手。而他如此用心从来都不是为了争权，只是他早已看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野心。所以当他意识到，对方只是苦于国共合作期间无法正面搞事情，开始在暗地里搞小动作，想要在必然会打响的内战中抢占一丝先机。

李兆麟便也开始积极宣传中共和平、民主、团结等基本政策，为扩大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也正是因此，他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国民政府开始正式接手哈尔滨，杨绰庵被任命为市长，余秀豪担任公安局局长。此时的冰城不仅天气冷，政治空气也变得越来越紧张。随之而来的汉奸、伪军、地主集市内，让整座城变得更加乌烟瘴气。

而早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1月中下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此前已经公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政机关、军队就已经撤离了哈尔滨。李兆麟的身份其实也早已公开，留下之后危险性必然会更高。但他还是利用了自己在当地人民中的威望和影响，和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一职留下了下来。所以，他辞去了原本的滨江省副省长之职，专任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但他的肩上依旧担着重任：代表中共在哈尔滨，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阴谋策划

他利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之职，变着法地继续和国民党人员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运用中共创办的《哈尔滨日报》，中苏友协共同创办的《日报》，在那段时间主要只做两件事：1、公开宣传中共和平、民主建国的方针和主张；2、揭露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同时，他也在持续发动各界人士捐款捐物，全力支援已来北满担负作战任务的我第三五九旅和新建起来的部队。除此外，他还利用会长一职出席各种社交活动，接触国民党上层人物获取情报。就连学校他也有想到，多次进入学校向学子们宣传共产党理念，让更多人团结一致加入到新的斗争中。

就这样，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厌恶李兆麟，给其写了一封接着一封的恐吓信，想让他为了活命而不再和国民党作对。见此，李兆麟从来都是不屑一顾，反而还会在兴起时去读上两封。所以，这些丝毫不曾动摇其想要在岗位上继续战斗的意志。

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便更想要除掉李兆麟。

之所以说“更想”，是因为早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戴笠就开始计划成立特务小组，其中的“滨江小组”直属军统局，并由他亲自领导管理。小组成员也全都是由他亲自挑选，第一任组长是备受戴笠赏识的张渤生。根据其指示，张渤生全权负责起了在东北地区部下特务网的相关事宜，从搜刮共产党相关情报、收罗愿为与之效劳的汉奸土匪，再到执行暗杀于国民党而言存在威胁的共党分子，全都由他负责。

经过调查，李兆麟成为了该小组暗杀名单中的首位。理由有四：1、对外，李兆麟担任的是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实则特务们打探到了其依旧在共产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杀他一人，可以很大程度地戳痛共产党。2、李兆麟是共产党这点无可厚非，但他并非是延安派来的。早在苏联红军反攻拿下哈尔滨之前，他就已经在当地有着不俗的影响。所以特务们任务，如果成功将其暗杀，或许可以引起共产党内部互生猜忌。3、早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李兆麟就曾率兵进入苏联境内休整，很大程度地保存了东北抗联实力。而后随着苏联向日军宣战，李兆麟也一直同苏联红军有着密切联系。所以特务们觉得，杀了李兆麟后或许还能引起共产党和苏联红军之间的矛盾。4、李兆麟在东北身居高位，如果他都不能自保，其他在东北的共产党人或许就会因为怕死而动摇跟随共产党的心，也就更加利于特务策反。

同年10月份，“暗杀李兆麟”的计划开始了。

李超兰

随后，通过伪满江上军阎钟章，特务两次打探到了李兆麟要外出参加宴会的消息，便打算在宴会上以投毒和绑架的方式下手。结果两次特务都悻悻而归，因为宴会临时取消，暗杀任务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为了完成暗杀首位目标的任务，张渤生先后共计制定了6套详细方案，其中第三次最为凶险。12月8日，张渤生再次收到了李兆麟要外出的消息，为了更有把握，张渤生还亲自前往情报中李兆麟必经之地埋伏。虽然李兆麟并未受到任何伤害，但与之体型、样貌都很相似的，时任《哈尔滨日报》报社总务部长，也同为共产党员的李钧遭遇了不幸。

历经如此惊险时刻后，组织上随即就给李兆麟配备了专车，出门必有司机、警卫员相随。可尽管如此，特务们依旧不死心，还企图策划“交通事故”完成暗杀任务。然而为了安全起见，李兆麟每次外出的路线从来都不按套路出牌，弄得特务次次都失望而归。

两个暗杀方案都被失败后，特务小组又想到了第三方案：将自己人安插到中苏友协办公处里面，伺机而动。但由于办事处的防范很是严密，特务的这一方案再次化为了泡影。

对于自身所处的危险环境，李兆麟早就已经察觉，李克农、李立三等人也曾多次提醒他注意安全，还纷纷建议他暂时离开现有岗位，但他始终觉得自己理应以党和革命大局为重，所以拒绝了所有人的建议，继续留守岗位。

李超兰全家福

见他如此坚持，大家也就只好由他如此去做了。可是，如果时间可以重来，大家怕是将他打晕了绑起来也要带走他。

英雄之死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暗杀全都是余秀豪出任公安局局长之前的行动，而除了这个新身份，余秀豪同张渤生一样，都是戴笠的亲信。所以当阴谋一再破产，特务们也开始互相埋怨推诿时，在余秀豪推动下，暗杀李兆麟的任务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初再次被继续推行。

余秀豪的简历十分优秀，他曾师从美国“警察专业化之父”奥古斯特・涡孟，并且以优异成绩获得了警车行政博士学位。回国入浙江警察学校任职时，他是声名在外的“全国典范”。抗战期间，他还参与了《中华民国违警罚法》的起草。所以在当特务的路上，他有着比张渤生更大的本事。如果他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前途必然无可限量。可偏偏他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敌人。

在余秀豪的主持下，暗杀小组又制定了几套暗杀方案。考虑到李兆麟身强体壮，枪法精准，特务们意识到正面干胜算不大，一位懂医术的特务提出建议：不妨将一种名叫氰化钾的东西，放进李兆麟的茶水中。

随即特务们一边开始想办法搞氰化钾，一边谋划可以如何将这剧毒玩意儿放进李兆麟的茶水中去。

经过多方打听后，余秀豪得知了这样一个信息：李兆麟曾得手下的一个警卫连长舍命相护幸免于难，连长却因此牺牲，留下了妻女相依为命。李兆麟知道其妻子是俄罗斯人，也生下了一个女儿，但却从未见过她们。

戴春风

所以，戴笠身边很受重视的孙格龄加入到了暗杀李兆麟的任务中。

孙格龄祖籍山东，父亲随流闯关东后娶了个沙俄姑娘，就定居在了东北。混血儿大多都很好看，孙格龄也生了一副好看的皮囊。不过她也并未只有长得好看这一优点，才深得戴笠喜欢。抗日战争期间，她不仅成功获取过了很多日军情报，还曾暗杀过一个日军大佐。所以，军统内部一直任务她是个不错人选。

随后，孙格龄被安排到了杨绰庵身边当秘书，时常因为工作和李兆麟见面，随着两人逐渐没了陌生感后，她便开始使计谋了。

她经常在安排李兆麟和杨绰庵接洽时，有意无意地向李兆麟表示自己很倾向共产党的想法，说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了人民的利益考虑。对于如此向往共产事业的人，李兆麟自然是欢迎的。于是他也经常给孙格龄讲共产主义理念，还有着想介绍她入党的想法。

不过这些始终都还停留在想法上，李兆麟自然知道入党并非儿戏。所以他一直在观察孙格龄，观察她是否真的有坚定的革命思想。然而，当孙格龄在一次酒会上告诉了他一件“实情”后，有些事情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听闻她的原名叫“柳芭”，母亲是沙俄人，父亲曾是自己的警卫连长后，李兆麟开始带着“报恩”的心对孙格龄有了一定关照，全然不知这其实是对方在为了暗杀做铺垫。

李超兰‍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3月7日，孙格龄收到了最新命令：务必于8日“三八”节庆祝大会后，将李兆麟骗至水道街9号。

恰好李兆麟也要参加8日的活动，于是孙格龄在谎称：“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想请他就‘国大’代表问题进行商议。”同时自己也有一些很重要的情况要向他汇报，所以邀请他明日下午前去水道街9号开会。李兆麟没有当面答应，因为翌日下午确实已有会议要开，便说了拒绝。

见状，生怕事情败露的孙格龄又于午后，向中苏友好协会打了电话。装作很是着急的样子，让李兆麟翌日务必要前往。见她如此着急，李兆麟怕万一真的有急事就答应了前往。

李兆麟独自去到了水道街9号后，孙格龄依旧热情，连忙给李兆麟端来了茶水。李兆麟压根没多想，端起茶水就就开始喝。一口下去他就察觉到了异样，连问道：“这水这么咸？”

放了氰化钾的茶水怎么不咸？这东西是剧毒，孙格龄还没说话李兆麟就开始觉得头晕。“再换一杯”，看似这是孙格龄告诉厨房的话，实则她是在向躲着的3名刽子手释放信号。

李超兰‍遇害处

3人立即冲进了客厅，向李兆麟呵斥道：“不许动”。此时，李兆麟尚且还有意识，努力晃了晃头后想与坏人进行斗争，不过很快就四肢无力晕倒在地。接着他们一连向李兆麟的胸部和头部刺了7刀，其中一刀直接贯穿胸背。李兆麟在昏迷中逐渐很快就停止了心跳，时年仅才36岁。

行凶之后，3人搜刮走了李兆麟身上的枪支弹药，用他大衣盖住了头后将其拖至屋床下，就锁住了门去做碎尸沉江灭迹的准备。

李兆麟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各地进步团体和人民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强烈呼吁国民党当局严惩凶手。3月24日，哈市人民为李兆麟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安葬仪式。

这本身就是国民党军统所为，让他们自己人抓自己人根本就不可能。国民党军统特务、市警察局长余秀豪在广大群众和驻哈苏军的压力下，不得不答应组织力量捉拿凶手进行破案。

他们一方面假意指挥侦缉人员抓捕杀害李兆麟的凶手，另一方面则拖延时间掩护特务潜逃。他们首先需要保护的就是孙格龄，因为他们知道孙格龄与戴笠之间的关系。

因为当时风传罪犯中有一个二毛子女人，余秀豪为了应付局面，掩盖罪行，将一名叫顾荣钧的中俄混血妇女逮捕交给苏军，充当罪犯，结果经苏军审查否定而释放。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3月11日，警察局长余秀豪将孙格龄传唤到警察局谈话，名为审查，实际上是保护过关，余秀豪给了她三根金条和一包钱，孙格龄在哈尔滨市隐匿了一段时间后，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7月逃往敌占区。

对于其余参与的特务，余秀豪指示：“要停止活动，潜伏隐藏，如有暴露设法逃跑。如被逮捕要自杀保密”。

特务们根据余秀豪的部署，分别潜匿起来。这些凶犯逃到敌占区后，均因有功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提拔、重用。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市，4月28日，我军接管哈尔滨后，开始缉拿凶手。由此也开创了一个跨越时间最长的缉凶记录。中共立即开展肃清土匪、特务和反动分子的工作，并于5月间逮捕了5月，凶手之一的高庆三被捕，是他在将军中毒后，还连捅七刀将人杀害，他一开始不知道他杀的人是李兆麟，被捕后得知情况后，他自知必死，所以痛痛快快地承认了罪行。依据高庆三的供词，我军后来又抓住两名行凶的刽子手。并处以枪决。

李兆麟将军遇难后，真凶一度逍遥法外，因为时任国民党哈尔滨公安局局长余秀豪本身就是凶手之一，因此动手的几人后来都得了一大笔钱被保护起来。一直到我军进驻哈尔滨后，才正式展开对真凶的缉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