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唐的历史之中，唐宣宗李忱（810年7月27日/28日——859年9月7日/10日）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皇帝。这是因为，在其执掌唐王朝的十三载岁月中，整个唐王朝完全是欣欣向荣的气象。如此情景，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因此后世学者以及史书，往往称唐宣宗在位的这段历史时期为“大中暂治”或“大中之治”。并且，史书也赞誉唐宣宗李忱堪比西汉的文景二帝。

唐宣宗李忱是宪宗的第十三子，唐宪宗元和五年六月二十二（810年7月27日），《唐会要》作六月二十三生于大明宫，初名李怡。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三月，封光王。论辈分，李怡是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的皇叔，论年龄却比敬宗和文宗还小一岁。其母郑氏，润州人，本姓朱氏。李锜任浙西观察使时，有相面者告诉李锜说：“此女有奇相，当生天子。”李锜遂娶回家中作妾。

李锜反叛被处死后，家产被籍没，家属没人掖庭为奴。郑氏入掖庭后，被贵妃郭氏选为侍女，“宪宗皇帝爱而幸之，生宣宗皇帝，为母天下十四年”。宣宗即位后，遂尊其母为皇太后，安置在大明宫，以便朝夕侍奉。

据载，宣宗幼年不慧，就是有些傻头傻脑，在宫中常为人所戏弄。成年后，更加少言寡语，宫中聚会时从未见其说过话。文宗在位时，曾驾临十六宅与诸王饮宴，“好其言以为戏笑”。武宗性格豪爽，不拘小节，对这位叔父尤其无礼。

从现存的各种记载看，宣宗在即位前经历确实比较曲折，尤其是武宗统治时期更是如此。据尉迟偓《中朝故事》载：敬宗、文宗、武宗相继即位，他们虽然都是宣宗的侄子，但却对他不甚尊重，尤其是武宗对宣宗非常忌惮：“帝外晦而内朗，严重寡言，视瞻特异。幼时宫中以为不慧。十余岁时，遇重疾沈缀，忽有光辉烛身，蹶然而兴，正身拱揖，如对臣僚。乳媪以为心疾。穆宗视之，扶背曰：‘此吾家英物，非心惫也。’赐以玉如意、御马、金带。常梦乘龙升天，言之于郑后，乃曰：‘此不宜人知者，幸勿复言。’历大和、会昌朝，愈事韬晦，群巨游处，未尝有言。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强诱其言，以为戏剧，谓之‘光叔’。武宗气豪，尤不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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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即位初期，有一次在禁苑中打马球，武宗命宣宗参加，然后示意宦官仇士良借机除去宣宗。仇士良不愿伤害他，遂跃马上前，告诉他皇帝有旨，要他下马。然后命其他宦官将其抬出，并奏报武宗说：“光王落马，已不可救！”宣宗得以侥幸活命，遂出家当了僧人，游于江表之间。“一日，会鞠于禁苑间，武宗召上，遥睹瞬目于中官。仇士良跃马向前曰：‘适有旨，王可下马。’士良命中官舆出军中，奏云：‘落马已不救矣。’寻请为僧，游行江表间。”这件事后来演化出“李忱落发为僧、云游江表”的传说，但正史并无明确记载，更多是野史和民间演绎。‌‌

会昌末年，武宗大渐，宦官便把他召回京师，并立为皇帝。韦昭度《续皇王宝运录》载：“文宗崩，武皇虑有他谋，乃密令中常侍四人擒宣宗于永巷，幽之数日，沉于宫厕。宦官仇公武慜之，乃奏武宗曰：‘前者王子，不宜久于宫厕。诛之。’武宗曰：‘唯唯。’仇公武取出，于车中以粪土杂物覆之，将别路归家，密养之。三年后，武皇宫车晏驾，百官奉迎于玉宸殿立之。寻擢仇公武为军容使。”

令狐澄《贞陵遗事》载：“唐宣宗在藩时，常从驾回，而误坠马，人不之觉。比二更，方能兴。时天大雪，四顾悄无人声。上寒甚，会巡警者至，大惊。上曰：‘我光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为我求水。’警者即于旁近得水以进，遂委而去。上良久起，举瓯将饮，顾瓯中水，尽为芳醪矣。上喜，独自负，举一瓯，已而体微暖有力，步归藩邸。后遂即帝位。”

其实有关宣宗曲折生活经历的记载并不仅限于以上这些，还有一些史料也有种种不同的记载，现一一叙述如下：《宋高僧传》卷11《唐杭州盐官海昌院齐安传》载：“释齐安，俗姓李，实唐帝系之英。先人播越，故生于海门郡焉，深避世荣终秘氏族。安在胎母梦日兆详，既诞而神光下烛。数岁有异僧款门，召见摩顶曰：‘凤穴振仪龙宫藏宝，绍终之业其在斯乎？’及臻丱角，亟请出家，父母诃止，安曰：‘禄利之养止于亲尔，冥报之利不其远邪？圭组之荣止于家尔，济拔之益不其广邪？’二亲感其言而顺从。”宣宗当僧人时，齐安识得其真实身份，“又安悬知宣宗皇帝隐曜缁行将来法会。预诫知事曰：‘当有异人至此，禁杂言止横事，恐累佛法。’明日行脚僧数人参礼。安默识帝，遂令维那高位安置，礼殊他等。安每接谈话益知贵气，乃曰：‘贫道谬为海众围绕患斋不供，就上座边求一供疏。’帝为操翰摅辞，安览惊悚，知供养，僧赍去，所护丰厚殆与常度不同。及语帝曰：‘时至矣，无滞泥蟠。’嘱以佛法后事而去。帝本宪宗第四子穆宗异母弟也。武宗恒惮忌之，沈之于宫厕。宦者仇公武潜施拯护，俾硴发为僧纵之而逸。周游天下，险阻备尝。因缘出授江陵少尹。实恶其在朝耳。武宗崩，左神策军中尉杨公讽宰臣百官，迎而立之。闻安已终，怆悼久之。敕谥大师曰悟空，乃以御诗追悼。后右貂卢简求为建塔焉。”这位杨公，即宦官杨钦义，其于会昌三年（843年）六月接替仇士良任左神策军中尉。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载：“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游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识高道僧人。”该书卷6又载：“吴湘为江都尉……宣宗初在民间，备知其屈。”《祖堂集》卷15盐官和尚条载：“师讳齐安……大中皇帝潜龙之日，曾礼为师。甚有对答言论，具彰别录。”此条资料提到宣宗曾拜齐安为师，与《宋高僧传》所载不同，显然不是抄于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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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尊宿语录》卷3《黄檗希运断际禅师宛陵录》载：“师在盐官会里，大中帝为沙弥，师于佛殿上礼佛。沙弥云：“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长老礼拜当何所求？’师云：‘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常礼如是事。’”大中，乃宣宗年号，故引文所谓“大中帝”，则指唐宣宗。

唐宣宗未即位时，平日装傻，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他自即位以来，大力排斥武宗所用的大臣，又起用了一批大臣，初步形成了自己能够放心的朝廷班子。为了表示新皇帝即位以来的新气象，大中元年（847年），宣宗因天旱的缘故，宣布减膳撤乐，释放宫女五百人，又释放五坊鹰犬，停止营建，并且下诏梳理京师系囚。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新皇帝即位后的通常举动，不足为奇。

唐朝中央政府的文武官员人数，元和时为2788员，大中时为2796员。人数微有增加，与元和基本持平。为了掌握官员人数，宣宗命宰相撰《具员御览》，常置于案头，以便随时浏览。此举一为熟悉了解百官情况，二为亲自控制百官人数，不使官员人数有所膨胀。以上所述大中时百官人数的数据，便是宣宗加强控制的结果。

宣宗非常重视吸取历史上兴衰成败的经验，他令人将《贞观政要》一书的主要内容抄在屏风上，在听政之暇伫立屏风前反复阅读。此书记录了唐太宗贞观时期如何治理天下的经验和君臣之间的对话，对唐初统治政策的形成和贞观之治局面出现的原因做了总结。

他又阅读了臣下所撰的《帝王政纂》、《统史》等书，这些书都对他治理国家有着直接的借鉴作用。宣宗还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控制，他规定凡被任命为刺史的官员，赴任前必须入朝接受皇帝的当面考察，只有证明他确有行政能力，可以胜任刺史之职，才会正式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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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狐绹当宰相时，曾任命了一个友人为刺史，并允许他就近直接上任。“上诏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师，面察其能否，然后除之。令狐绹尝徙其故人为邻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见其谢上表，以问绹，对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为百姓害，故欲一一见之，访问其所施设，知其优劣以行黜陟。而诏命既行，直废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权！’时方寒，绹汗透重裘。”

从此之后，令狐绹做事更加谨慎，对皇帝的决策不敢稍有改变，总是百分之百地执行。令狐绹曾对朋友说：“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

宣宗还对朝廷大臣要求很严，希望他们忠于职守，不要辜负皇帝对大家的期望，否则君臣之间就很难相处了：“上临朝，接对群臣如宾客，虽左右近习，未尝见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无一人立者，威严不可仰视。奏事毕，忽怡然曰：‘可以闲语矣！’因问闾阎细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一刻许，复整容曰：‘卿辈善为之，朕常恐卿辈负朕，后日不复得相见。’乃起入宫。”在任命节度使、观察使、刺史等地方军政大员时，他都要反复考察，慎重对待，不轻易任命任何一位官员。对于新任的地方长官，他也要召见面谈，要他们勤于职守，爱惜民力。他还要求地方长官把他们了解的任职地区的风俗、人情、物产、地理等情况一一告诉自己，要求翰林学士也要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编成书籍，供自己浏览阅读。后来翰林学士韦澳撰成了一本名为《处分语》的书面呈皇帝，内容包括全国十道的地理、风俗、物产等情况。“宣宗密召学士韦澳，屏左右，谓澳曰：‘朕每与节度、观察、刺史语，要知所委州郡风俗物产，卿采访撰次一书进来。’澳即采十道四藩志，撰成，题曰《处分语》，自写面进，虽子弟不得闻。后数日，薛弘宗除邓州刺史，澳有别业在南阳，召弘宗饯之。弘宗曰：‘昨日中谢，圣上处分当州事惊人。’澳访之，即《处分语》中事也。”

此外，宣宗还经常微服私访，《旧唐书》就说“帝雅好儒士，留心贡举。有时微行人间，采听舆论，以观选士之得失”。骑一头毛驴，带少数随从，往往是清晨出宫，至黄昏回宫，以至于引起了谏官和左右近臣的劝阻。宣宗却认为要了解民间风俗，体察百姓疾苦，只有亲自出去巡访才可以查知真情，并且表示自己这么做也是学习明皇即位前的做法。

从宣宗察访的实际效果看，也的确发现了不少问题。如宣宗微行访察寺观时，发现有女道士盛服浓妆，大怒，回宫后立即命令两街功德使将这些女道士全部驱逐，另择男道士主持道观。唐后期的社会风尚，士人与僧尼交往自由，或狎妓，京师僧尼宫观常常是藏污纳垢的场所，所以出现上述宣宗所看到的情况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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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对吏治也进行了整顿，希望能够造就一支忠于职守、勤政爱民的官吏队伍。他强调要加强对官员政绩的考核，规定观察使、刺史在任期满后，如果能够增加一千户的，可以破格予以升迁；如果辖区内户口减少七百户，不但要罢官，而且在三年内不得授予新的官职。

他还规定没有任过刺史、县令等地方官职的官员，不能升任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等职务。还规定地方长官离任时，不得收取钱物，也不可向百姓摊派，如果违反，按贪赃论处。对于地方上的一些闲散之职，如州一级的别驾、长史、司马，县一级的丞、主簿等官职，以往都是只拿俸禄不领公事的闲职，规定今后必须参与当地公事的处理，如有违反，致使政事失误者，这些官员要与州县长官一起连坐。

经过宣宗的大力整顿后，唐朝官吏的作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吏治状况比之以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是唐朝后期吏风最好的一个时期。

历史上的“大中暂治”，对于晚唐历史来说有着极其现实的意义。这是因为，唐宣宗在位时期，唐朝在对外战争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此前因为“安史之乱”而丢失的疆域，在这段时期得到了大量的恢复。当然，“大中暂治”不仅在于收复失地，还在于唐宣宗对内政的梳理上。对内，唐宣宗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并且，强力遏制宦官对权力的染指。以至于《旧唐书》赞誉其为“李之英主”。可“大中暂治”，虽然使得唐王朝有了复振国威的迹象，但却没能长久的维持下去。最后，唐王朝也上演了历史上经常能见到的人亡政息。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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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出现这样的情况，同唐朝皇位的更迭交替有着很大的关系。这是因为，不论是此前的“文景之治”，还是日后的“仁宣之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全部都是开创之主后继有人，能够使得既定的国策得以沿袭下去的情况。但翻开唐朝的史书便会发现，不同于文景二帝也不同于仁宣二帝，唐宣宗的继任者，唐懿宗与唐僖宗显然无法继承唐宣宗李忱的衣钵。

唐懿宗在继位之初，可以说是极力弘扬此前宣宗在位时期的国策。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唐懿宗便原形毕露，随即开始享受上了帝王奢靡的生活。以至于在其驾崩的时候，“大中暂治”的成果近乎被其付之一炬。而到了其后的唐僖宗在位时期，皇帝的权力更是完全落入了宦官的手中。唐僖宗的荒唐程度丝毫不比唐懿宗差，甚至用马球比赛的方式，来选拔任命官员。历史上“击球赌三川”的典故便来源于此。

当然，将“大中暂治”无法久持的原因全部归结到唐宣宗的人亡政息上，难免有些偏颇。“大中暂治”无法长久维持下去，其实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唐宣宗在位时期，已经是晚唐时期。而将“大中暂治”放到晚唐衰败的历史中，便能发现“大中暂治”更像是中晚唐时期的一次回光返照。

唐宣宗在位期间，唐朝的国势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但是这个恢复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大中暂治”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唐王朝的颓势。当时，宦官与藩镇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遏制，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这就使得唐宣宗驾崩后，宦官藩镇立马便卷土重来。由此可见，中晚唐时期的弊病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这样的情况下，“大中暂治”能发挥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而在唐宣宗驾崩后，他的成果也就随着他的驾崩而最终付诸东流。

历史上的唐王朝在经历了“大中暂治”后，旋即便又向深渊加速地滑去。而“大中暂治”的成果无法一直持续下去，可以说成为了唐王朝最大的伤痛。而在唐宣宗驾崩之后的二十年，便发生了唐朝末年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黄巢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