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战争结束后，皖系势力土崩瓦解，段祺瑞被迫退出政坛，曾依附皖系的地方势力纷纷转向。奉系趁机崛起，通过收编皖系残余力量，势力迅速扩张，成为当时唯一能与掌控北京政权的直系相抗衡的军阀势力。

而直系在击败皖系后，凭借掌控中央政权的优势大肆扩军，将王承斌旅扩编为第二十三师，张福来旅扩编为第二十四师，萧耀南旅扩编为第二十五师，曹锳旅扩编为第二十六师；同时新编葛树屏第十二混成旅、董政国第十三混成旅、彭寿莘第十四混成旅、孙岳第十五混成旅及若干补充团，这些部队分驻河南、河北两省，进一步巩固了直系的军事优势。

1921年夏，北京政府任命直系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命其率部入陕，接替原督军陈树藩。阎相文麾下除第二十师外，还统领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吴新田第七师等部。入陕途中，因冯玉祥与陈树藩部下郭金榜有旧交，提前获悉陕军布防详情，直军得以在阳郭镇、灞桥等地连获大胜，迅速逼近西安。陈树藩本欲坚守，却发现原本表态支持的刘镇华持观望态度，无奈只得向咸阳退却，吴新田部随即进驻西安。但陕军战力顽强，吴军接连受挫，一路溃退至天水，部分官兵在宝鸡渡渭河时因无船无桥，或溺亡或弃械逃命，惨状尽显。7月7日，阎相文率部进入西安，正式掌控陕西军政大权。8月阎相文服毒自杀后，冯玉祥接任陕西督军，直系势力在陕西彻底站稳脚跟。

同年7月，湖北督军王占元因横征暴敛引发“倒王运动”，湖南督军赵恒惕趁机以“援鄂自治”为名，率湘军兵分三路进攻湖北。王占元急令孙传芳为中路前敌司令，率部在羊楼峒、赵李桥一带抵抗。湘军攻势猛烈，孙传芳部孤军奋战8天，弹尽粮绝后被迫撤退至蒲圻，湖北中路防线洞开。王占元向直系大佬吴佩孚求救，吴佩孚虽派萧耀南率第二十五师援鄂，却授意其“坐山观虎斗”。萧耀南部抵达武汉后按兵不动，王占元见大势已去，于8月6日宣布辞职，次日通电下野。吴佩孚随即掌控湖北，任萧耀南为湖北督军，自己则亲任援鄂总司令。8月下旬，直军与湘军在鄂南激战，吴佩孚一面令靳云鹗部猛攻湘军，一面亲率水军直捣岳阳，湘军腹背受敌，被迫败退长沙。9月1日，经英国领事调停，双方签订停战协议，湘军撤回湖南，直军占领岳阳，与湘军划湘阴为界对峙。

直湘战事刚歇，10月四川军阀刘湘又率部分路攻入湖北，重兵包围宜昌。宜昌守军王汝勤第八师虽顽强抵抗，却渐感不支。吴佩孚闻讯后，急调驻洛阳的第三师所属郭敬臣第十二团，编成混成一团，亲自率军乘船驰援宜昌。直军抵达后，与守军内外夹击，川军不敌，被迫撤退，宜昌之围遂解。战后，川、鄂双方达成联防协议，川军撤回四川。吴佩孚则率郭敬臣团返回洛阳，同时将靳云鹗部移驻郑州，同时扩编为第十四师，进一步巩固直系在中原的势力。

1921年直系军阀在陕、鄂、湘三地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使其势力范围迅速扩张至西北、华中地区。为巩固新占领的南方地盘，直军主力纷纷移驻河南、湖北、湖南一带，北方防务则显得极为空虚，仅剩下驻保定的第二十三师及第十五混成旅，以及驻天津青县、马厂的第二十六师。

1921年12月，北京政府政坛再起波澜。总统徐世昌与内阁总理靳云鹏长期政见不合，矛盾日益激化。徐世昌暗中得到张作霖支持后，突然以靳云鹏半年前提交的辞职书为由，批准其辞去总理职务。实际上，此前靳云鹏虽曾口头辞职并经挽留留任，那份辞职书却未被撤回，徐世昌此次竟然据此批准。张作霖随即推荐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组阁，徐世昌当即下令任命。原内阁交通总长张志潭闻讯后迅速出京，赶赴洛阳向吴佩孚通报情况。吴佩孚本就对亲日的梁士诒心存不满，更担忧其组阁后偏袒奉系，便接连通电反对，指责梁士诒“卖国媚外”，并联合直系各省督军施压。在吴佩孚的持续逼迫下，梁士诒被迫于1922年1月下旬辞职下台，直奉矛盾也由此进一步激化，为第一次直奉战争埋下了伏笔。